企业管理差异化成因的理论解释与比较性分析

时间:2020-10-29 10:20:11 MBA论文 我要投稿

企业管理差异化成因的理论解释与比较性分析

  关键词:比较管理 企业管理差异 企业管理差异成因

  内容摘要:对企业管理差异化成因的认识是进行比较管理研究的逻辑起点,也是导致比较管理及其相关理论产生分歧的理论基础。论文首先综述了交易费用学派、制度学派、人文学派和管理学派对企业管理差异化成因的理论解释,其次对这些理论解释进行了比较性分析,最后,笔者针对这些理论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解决办法,并推测了比较管理的未来研究发展方向。

  引言

  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兴起的现代主义思潮否定了以往从整体上把握事物的研究方法,奉行以笛卡尔“宇宙之砖”为核心的极端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在这种研究方法指导下,新古典经济学视企业为一组生产函数,企业间除去由生产技术决定的生产规模外,没有太多区别。但是,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企业一致性”假设进行反思,并开展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比较管理研究。这些学者研究的共识是企业之间在管理上的确存在着巨大差异,但对这些管理差异产生的原因学者间却存在巨大分歧。分歧产生的原因固然有研究者的学术背景和研究兴趣及研究视角等因素,但关键问题在于对造成企业管理差异的根本因素存在分歧。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决定了比较管理研究的未来走向及研究范式的建立。本文试图对此做尝试性努力。

  考虑到学者研究视角上的差异,(转载自论文之家 http://www.papershome.com,请保留此标记。)本文以分析企业管理差异成因为出发点,并结合对经济学“理性人”假设认可的程度,将这些理论划分到交易费用学派、制度学派、人文学派和管理学派,并从交易成本、制度、人文和管理四个角度对以往研究企业管理差异成因的理论进行回顾。然后针对这四个学派对企业管理差异的解释进行了评论性分析。最后笔者对这类研究提出了未来展望。

  相关文献综述

  (一)交易学派的解释

  科斯(1937)首先提出交易成本概念,并认为企业在生产规模上的差异是由于交易成本不一致造成的。这是首次在学术界提出在生产规模上的差异是由除生产技术以外原因造成的观点。但是,科斯的观点是基于企业-市场二分法基础上提出的。随后,多数西方学者以交易成本为核心去分析企业各种管理行为特征。威廉姆斯(2002)虽然继承了科斯的观点,但没有简单地用交易成本去解释企业在生产规模上的差异,而是用资产专用性去分析交易成本的来源和企业组织形式,以交易成本作为标准去评价制度好坏,以此作为解释企业组织形式差异的出发点。但哈罗德•德姆塞茨(1987)认为,很难用与“管理”成本有关的“交易”成本这个尺度去预测变化的环境如何影响经济组织。这种内在困难在于同样组织活动经常具有交换与管理两种特征。这说明交易成本与管理成本有关,但不是一回事。

  同样,巴泽尔(1997)认为,把交易分为市场上交易和企业内交易并不十分有用,因为企业内交易形形色色,无法有效地单独归为一类。鲁道夫•芮切特和埃里克•弗鲁博顿(2006)认为,企业和组织必须被认为是生存在这样的环境中,这里的交易成本和不完全信息无处不在。而且,在这个不断变化的环境中,企业调整是一个常态。即使能够实现均衡解,它们也不会很快到来。这说明用交易成本概念解释管理的差异有困难,因为用交易成本解释管理差异的做法还没有脱离新古典经济学的瓦尔拉斯均衡论。在交易成本引导下,效率是企业追求的唯一目标,企业最终是趋同的,企业在生产规模上的差异只是暂时的,是对均衡的一种偏离,其本质还是否认企业间管理上的差异。

  (二)制度学派的解释

  制度学派以对交易成本概念的剖析为起点来分析导致管理差异的成因。平乔维奇(1999)认为,交易成本是在产权从一个经济主体向另一个经济主体转移过程中所需花费的资源成本,这包括作一次交易的成本和保护制度结构的成本。平乔维奇的观点将交易成本与制度及制度变迁联系起来。根据萨克森宁(1999)对美国硅谷和128号公路地区所进行的比较研究中可以看出,企业内部交易成本与外部交易成本不是单纯替代关系,一定有某种力量可以使内部交易成本与外部交易成本同时降低。萨克森宁的观点彻底否定了科斯的企业-市场二元理论。

  诺斯(2008)进一步分析了交易成本的内涵,认为交易成本是生产成本的一部分,生产成本是转形成本与交易费用的加总。制度为交换提供结构,它与技术一起决定交易成本和转形成本。这个论述将管理差异的成因归结到制度结构的差异上。总的来说,制度学派倾向于把制度理解为与具体行为集有关的规范体系,即约束人们行为的一整套规则,它包括正式和非正式规则,并以此为出发点来解释企业管理差异的成因。

  (三)人文学派的解释

  虽然制度学派把企业组织视为契约联结,并以制度结构为出发点去解释企业管理差异的成因,但是,Macaulary(1963)发现,在真实的世界中,实际合约行为更趋向关系性导向而非交易性导向。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的基本特征是产权私有化和公司制,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导致多种企业组织形式出现和企业组织内部行为多样化。虽然在法律上,“经营者”被定义为正式承担对公司业务和资产行使支配责任的一批人,但是,伯利和米恩斯(2007)认为,任何个人或团体,只要事实上已经行使经营者权力,即使他们不具有经营者名分,也必须受到加在经营者身上的行为规范的约束,这带来了制度约束的广泛性、复杂性和层级性。所以,詹森和麦克林(2008)认为,企业权利结构是由企业所在的政治、社会和法律系统环境所决定的,外生于企业。这一外生的权利结构定义了一系列可行的企业组织结构和公司内部游戏规则。詹森和麦克林的论述实际上暗含着“企业组织是嵌入其周围环境之中,环境特征决定了企业管理特征”观点,这揭示了对企业管理差异的解释具有广泛的社会人文性。Howard Margolis(1982)认为,人有两种类型效用函数,一类强调团体偏好,另一类强调自利性偏好,个人在两种效用函数之间进行权衡。Dawkins(1976)也证明了社会经济演化模型中包含利他主义、声誉、信任等人类利他行为。至此可以看出,解释企业管理差异化还需对以文化为基础形成的人类情感和“法人人格”进行研究。

  吉尔特•霍夫斯泰德(2010)把思维模式、情感模式和行为模式称为心理程序,并认为文化是一种集体现象。正是集体的心理程序将这个社会群体或社会分类中的成员与其他社会群体或社会分类中的成员区别开来。对于经济学的理性假设,威廉•大内(2007)认为,何为“理性”,何为道德,取决于文化价值观。这说明文化是理性的基础,制度学派的理论对企业管理差异的解释只是企业管理差异成因的一部分。

  Robert Sugden(1986)认为当一个团体中几乎所有人都遵从惯例时,惯例就凝聚为道德力量。同时,若个人遵从惯例并且与其交往的人也都遵从惯例时,情形就对每个人都有利。这证明了道德与惯例中含有理性的成分,而这种理性成分与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理性假设具有不同的来源和解释。同样,弗朗西斯•福山(2001)认为群体的形成依靠的是信任,而信任是由文化决定的。齐善鸿和戴斌(1997)也认为文化有自己不同程度的理性,高度信任作为经济关系的附加条件可以减少经济学家所说的事务性成本,从而提高经济效益。

  文化作用的对象是人,人是有人格的。因此,由一群人构成的组织也是有人格的,这一人格特质的质量和合理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管理运作的质量。因此,罗霞和陈维政(2009)认为企业是一个有群体人格特质的组织,任何一个企业都依靠这种精神体系支撑企业运转。虽然,组织人格的形成原因来自多方面,但钱德勒(2002)认为这些因素包含组织的核心价值观、组织领导者的风格和企业组织所在行业特征等。由此可以看出,人文学派是以从制度中分析出的文化成分为出发点来拓展制度学派对企业管理差异的解释范围。

  (四)管理学派的解释

  钱德勒(2002)认为,特定企业环境和战略导致了企业管理不同。可以说,钱德勒是从企业管理演化的“路径依赖”特征来分析企业间管理差异原因的。而彭罗斯则从企业管理演化动力的角度来分析企业管理差异化产生的真正原因,伊迪丝•彭罗斯(2010)认为,地理扩张和更大范围的产品多元化对现存管理结构造成愈益增长且难以忍受的压力,由此促成多分部组织诞生。Cristina Gaio(2010)也认为公司战略规划系统与公司内部特征以及公司外部特征之间的确存在一些重要的契合性因素。

  Andrew C.Gross和D.Steven White(1998)认为这些公司特征在全世界范围内解释了公司获利水平的最大部分。但这似乎不是管理差异的'主要来源,即使涉及到国家因素,公司特征所增加的解释力远远超过国家特征。例如,Jaloni Pansiri和Zelealem T.Temtime(2010)的研究证实,公司特征对出口倾向的影响程度在制造业和服务业是不同的。Jasto de Moreno等(2010)进一步证实,这种管理多元化起初可能是对生产性服务和知识的被利用机会的反应,但是一旦成功,便有可能在产品营销中建立起习惯,而且将迫使其它所有企业遵从此模式。但是,Jasto de Moreno等(2010)强调,公司规模与关键成功要素之间有重要联系。技术调整模式改变时,不同规模公司感知到的影响因素是不同的。但是,本文认为,实际上作为描述公司特征之一的企业规模与众多公司经营管理要素都有关联。例如,个体人力资源水平与公司规模正相关,企业家精神与公司规模正相关。Nikolaos Eriotis(2007)的研究也证实,公司规模与负债比率正相关,负债比率与公司成长负相关。透过管理学派的研究可以看出,且不论企业管理其他方面的差异成因,单就企业规模而言,就存在许多影响因素。据此可以断定,形成企业间管理差异的因素是复杂的。

  比较性分析

  通过以上交易费用学派、制度学派、人文学派和管理学派对企业管理差异化成因的分析中可以看到以下问题:

  第一,交易成本学派强调的交易成本既是企业经营的结果,也是企业需要面对的一个与竞争力有关的问题。从本质上说,交易成本的大小直接代表着企业管理效率的高低。因此,用交易成本去解释企业间管理上的差异是没有意义的,是因果倒序。高闯和关鑫(2006)认为,在明确的外部假设条件、内部资源和能力前提下,处于某一确定产业内企业的商业模式是企业价值链的一个函数,并可以将其看作是一种基于价值链创新的企业全部价值活动的有效组合与通过这些价值活动所涉及的全体利益方进行优化整合而实现的有效制度安排集合的总和。这说明通过企业价值链的有效整合可以形成一个完善的商业模式,而这个商业模式的运行成本是相对低的。这说明交易成本不是导致企业管理差异的因素,而仅仅是评价企业商业模式有效性的指标之一。因此,可以断定企业价值链差异可以导致企业管理的差异。王成城等(2010)也认为,企业通过商业模式创新可以获得超额利润。可以说,从资本角度来看,在现有制度条件下交易成本具有投资特征,而不单单是一个评价企业规模的结果性指标。用交易成本解释企业管理差异的思路没有脱离效率的视角,对降低交易成本的追求最终会导致企业管理的同一性,这依然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理论的延续。 第二,在交易成本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制度学派与交易成本学派有着类似的特点,二者都忽视对自己核心概念(交易成本和制度)进行清晰的界定,缺乏明确的概念内涵和外延。其实,与企业管理相关的各种规章制度和管理方式的本质也是一种制度,并且嵌入在一个更大的经济制度体系内,二者是相互影响和共同演化的关系。相对企业管理团队而言,经济体制内蕴含着激励和约束结构,这些是企业管理制度形成的宏观框架,二者的相互作用塑造了企业管理制度和管理方式。

  制度学派虽然在交易成本学派的基础上发展了“制度差异导致了企业管理差异”的观点,但这种观点尚不完善。因为规范人的行为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制度产生的直接动因,但对人的行为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规范并非完全都由正规制度来进行。在人类社会中有许多非制度性成分同样对人的行为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起到规范作用,并且其中有些部分的规范效率要远远高于制度。这些因素同样会造成企业管理上的差异。而对这些因素的运行成本却一无所知。

  第三,文化是制度的基础,制度是文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它们都是企业组织的情境要素,经济制度和企业管理制度及管理方式共同嵌入文化情境之中。但是,在企业内部,文化又是一个管理企业的重要手段,为实现企业目标而被企业家团队不断型塑。现有企业文化是企业家管理团队与员工所持有的社会文化相互作用的结果。企业家培养企业文化的目的是提高企业管理效率,换句话说,企业家是用文化这个被公认的非理性因素作为手段去实现理性目的的。因此,文化与理性的产生及理性的实现是密不可分的,人文学派否认理性假设并以文化解释一切的做法使其容易走到极端人文主义立场上去。

  第四,管理学派的分析是折中性的,但较含糊。企业特征中有许多不可以用来描述企业管理差异的。因为这些特征不是定性特征,而是定量特征。例如,企业特点如果用高科技这样的定性特征来描述,则可以能够辨析它与非高科技公司在组织结构、管理方式和行为上的区别。而如果用固定资产或员工人数等定量特征来描述企业的组织结构、管理方式和行为则是困难的。关键原因在于定性特征往往是企业结构与行为的影响因素,而定量特征往往与公司经营行为的结果相联系。虽然管理学派在探索和描述企业管理特征上是相对成功的,但这类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拓展。因为对企业管理差异的探索和描述不是进行比较管理研究的最终目的,而仅仅是其研究的一个阶段。研究企业在管理上的差异还需对这些差异的成因进行恰当的解释,只有这样,才能够进行管理移植的研究,进而实现比较管理研究的最终目标。

  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目前尚没形成一个对企业管理差异进行合理解释的方法。本文认为,首先,企业是其所处情境的产物,其本身包含大量情境因素,而情境的特征也受到企业行为的影响,单纯研究哪一方面都有偏颇;其次,企业的存在是依赖于功能的发挥,而功能的发挥依赖于组织结构的存在,但组织结构是静态的,组织结构只有通过企业行动才能得以生产和再生产自身,企业组织功能才能得以发挥。因此,通过对静态特征的研究是不可能发现企业管理差异的成因。必须引入动态的演化视角,这样不但可以对企业管理差异的成因进行有效的分析,而且可以考察企业管理特征演化的动力问题;最后,现有的研究方法都不完全适用,这些研究方法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存在着严重的对立。例如,交易成本学派和制度学派都将研究对象视为客观实在,认为归属于人的意义范畴的东西是主观的,不能作为研究对象。这种哲学观点直接导致交易成本学派和制度学派对效率的关注,而忽视效果问题,即价值问题。而人文学派则关注价值问题,关注意义范畴的东西,其对一切管理差异都用文化差异作为解释。管理学派最大的问题是脱离对企业情境的研究,其对管理差异的解释往往从管理自身上寻找答案。

  透视这四个学派对企业管理差异的解释,可以发现,比较管理研究日益趋于沉寂的主要原因在于比较管理研究范式的缺乏,研究范式的缺乏导致比较管理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混乱。从目前来看,比较管理研究的最终目的是解释企业管理差异的成因并对管理移植提出建议。为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对现有的研究哲学进行调和,而诠释主义则是个不错的选择。所以,未来的研究方向应该是以诠释主义作为研究哲学,运用比较的方法对企业与情境的互动进行研究,以期找到企业管理差异的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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