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来说，世界上有关职员发明的法律制度仅有两种典型模式，怎样试析我国职务发明的归属?
论文摘要 专利法中的职务发明权力分配制度导致的社会问题越来越严重，与现在大环境下的人们的思维方式越加的不契合。对职务发明问题应当从更大的视角、从国内国外的法律规定、从法理的角度、从经济学等多角度来重新解读。在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专利法》时，不仅要参考国内外的相关法律文献，更应当建立在对于法哲学尤其是劳动报酬说等学说的基础之上。
论文关键词 职务发明 权利归属 利益平衡
2004年12月，李土华、黄建宁与汉森公司经协商，就合作开发、生产《年产500台甘蔗联合收割机项目》达成了一致意见，并于当月20日签订了一份《协议书》。至2006年1月，双方发生矛盾，黄建宁离开汉森公司，李土华则继续留在汉森公司合作开发生产甘蔗联合收割机。2007年1月21日，汉森公司以李土华涉嫌将双方共同研发的甘蔗联合收割机技术泄露给广东佛山科泰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李土华有侵犯商业秘密的重大嫌疑为由，向柳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报案。本案引起了网民和理论界的广泛关注。为什么一个对发明创造有着主要贡献的人不能获得对其发明创造的所有权呢?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书中的基本意思就是，本案中的实用新型属于职务作品。相关专家和网民，都试图理清本案中，李土华的身份是否构成原告的员工，两者之间是否构成职务关系。然而，造成这人人畏之为虎的情形的症结在于我国职务发明之规定尚有欠妥之处。
一、财产权劳动说在职务发明问题上的应用
我国《专利法》似乎对于职务作品已经做了详细的解释，然著名的“李土华”案发生后，其在实际运用中却显现出越来越多的缺陷。尤该案中(不论李土华是否为汉森公司员工问题，也不考虑他们之间协议的性质问题)。该案的争论，理论界主要集中于李土华是否为汉森公司员工，以及李土华与汉森公司之间的协议效力等上面。学者们认为，一旦能够证明李土华并非汉森公司员工，就成功为李土华赢得了其智力成果的归属权，从而就不存在民事侵权行为，更不存在刑事犯罪行为了。学者们企图用这种旁敲侧击的方式来为这位凭借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做出发明创造的人避开不幸，避开人民群众无法理解的牢狱之灾。其实不然。本案中，李土华的悲惨命运并非来自于其是否为汉森公司员工，而是来自于职务发明制度的不合理性。我们必须注意到，职务发明“主要是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所完成的发明创造”一款表明，企业可以轻易获得专利发明申请权完全来自于发明创造人本身的智力活动，而非企业的智力活动，企业在创造过程中仅仅只是提供了物质上的帮助，并非智力活动上的帮助。仅仅物质提供能够直接获得知识产权的保护吗?这中间显然需要一个转换，即：精神创作产生知识产权，知识产权权利转移，物质提供者获得知识产权。
事实上，国外任何一国法律中都无法找到确切的关于“职务发明”的称谓。国外只有职员发明这一概念，严格来说，世界上有关职员发明的法律制度仅有两种典型模式：第一种模式是以美国的“先发明”制度代表的制度模式，它规定一项职员发明成果的财产权利只能原始的归属于雇员发明人。也就是说，在实行这一制度的国家里，一项雇员发明成果的财产权利从该项发明诞生时起便当然地归属于第一个也就是真正的发明者。第二种模式则是以大陆法系国家居多的实施“先申请”制的制度模式，由于这一制度往往作了专利申请归属于雇主或者可以归属于雇主的法律规定，因此这一制度模式实际上是一种雇员发明成果财产权利完全归属雇主的制度体系。不过，过去实行这一制度的德国和日本近年来已先后作了修改，而修改后的制度更加接近于美国。不论到底是美国体系的制度好还是大陆体系的制度更好，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发达国家在职务发明这一问题上与我们存在分歧。典型的大陆法国家德国和日本也开始向美国体系的权利分配制度靠拢，不得不承认，美国的雇员发明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一定的先进性。
“为何对知识产权进行保护”这一问题直接涉及到知识产权法来源这一根本性问题。从法理的角度分析。刘云生说：“近代民法之本源性力量来自于哲学、政治学、伦理学、经济学领域之人性恶假设，或者说，性恶论假设构成了近代民法之价值前提。”知识产权作为民法的衍生学科其本源力量亦是来自于哲学、政治学、伦理学、经济学等。正如koller所言，关于知识产权法的起源，财产与知识的哲学基础是建立在劳动基础上，或者更准备地说，是建立在对物的创造上。洛克也曾说过：“上帝赋予了地球以勤勉和理性，劳动是劳动者对于其所有权的东西。他留下了自己开花的东西，并且已经占有了，不需要抱怨，也不应涉足已经被其他的人的劳动所开化的东西。如果他这么做，他需要的利益是建立在对另外一个人的损害的基础之上，这他本来是没有权的。”个人对于因付出了劳动的东西而值得被赋予财产权。冯晓青先生提到：值得理论也是建立在以劳动为基础的道德需要的考虑智商。理由是：第一，人们从事或者不从事某种事情值得产生一定的结果或其他方面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