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就民法上的错误规则究竟采用一元论还是二元论所进行争论，使原本沉寂的学术争论一时趋于热烈。那么，民法错误规制如何用辩证的态度看呢?
摘要：作为我国民法学上的通论，民法上的二元错误论自2005年以来遭受来自一元错误论的批判和解构。一元错误论在解构二元错误论的同时，完成了知识移植和知识体系的建构。然而，它对二元错误论的解构并不成功：作为其基础的错误概念难以成立;其制度缺陷令其较之二元错误论难称优越;其驳论与立论存在明显的不足。坚持传统民法上的二元错误论应是我国民法的不二之选，但此种坚持应以扩张错误概念和软化动机错误不可撤销之僵化规则体系为前提。
关键词：一元论;二元论;内容错误;动机错误;公序良俗;交易基础理论
一、问题的提出
公元2005年之前，学界对于民法上的错误，并无一元论与二元论区分的明显论争意识，尽管一元论的相关著作在清末已经译介入国[1]，而且2000年之后，借助于解亘的译作，学界对于一元论与二元论错误的区分理论体系，应有较系统的认识[2]118-151。后因孙鹏对一元论之力推———主张不区分内容错误与动机错误，适用统一要件决定错误得否撤销，二者之间的论争始浮出水面[3]。孙鹏提出一元论框架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学界一片静寂，罕有响应者。2011年，留日学者班天可打破了沉寂，借由对王凤霞、李站诉张云树经济补偿合同纠纷上诉案[4]425-429的批判，基于对《民通意见》第71条解释明确提出了一元论的错误概念：行为后果与意思相悖;以这一概念囊括了内容错误与动机错误。在概念建构的基础上，班天可提出了一个法律错误(学界一般视为动机错误)规则的三分框架：法律概念的表述错误、法律效果错误、对法律的动机错误[5]997-1020。这是一个中庸的方案。2013年，班天可再次借由对王凤霞等上诉一案的评析，提出了一个错误的一元论框架[6]103。至此，班天可先生放弃了他之前的三分法，回到了较为彻底的一元论。两年之后，我国学界关于民法总则立法的讨论日渐热烈，带热了关于错误问题的学术讨论。2015年，赵毅对“重大误解”的俄语来源进行了考证，肯定了我国“重大误解”制度的罗马-法国法传统[7]104-114。无独有偶，同年，梅伟也撰文秉持相同解释论观点，但在立法论上，则主张德国民法的区分论模式[8]61-78。2016年，赵毅在一元错误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折衷的错误制度框架。这个错误制度的总体结构为：在民法总则层面上保留动机错误与内容错误的二元区分;婚姻错误、遗嘱错误留在分则中单独构建;一元模式之下的“要件论”适用于合同领域。这是一种经过转换的、隐蔽的一元论[9]。我国民法学界自民国以降，凡明确阐述错误概念的民法学著述，罕有持一元论观点者。何以自2005年以来，会有学者力主一元论?其原因可能除我国最高法院《民通意见》存在引人误解的表述之外，应还有学术上谋求新视野、新格局的意图。然而，以一本自千疮百孔之外来旧概念及理论体系革新我国固有之学术传统乃至制度传统，是否合理?相关学者的论证是否足以支撑这种革新的必要性?都需要进一步讨论。
二、一元错误论的概念及制度缺陷
(一)一元错误论的概念问题
从解释论的角度看，班天可对《民通意见》第71条的解释属于文义解释，且为当然解释，并未深入分析该条的内在结构。仔细考察《民通意见》第71条的结构，可以将之划分为两个部分：条件与判断。判断部分为：“可以认定为重大误解”;条件部分则包括三个句子：第一句为“行为人因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的错误认识”;第二句为“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第三句为“并造成较大损失的”。从语境角度看，第一二句为因果关联关系，若无“错误认识”，则无后果与自己意思相悖的结果。但是，这种因果关联的表达并不完全，因为仅有“错误认识”，没有错误行为，是不可能造成后果与自己意思相悖的结果的。因此，可以断定条件部分的第一句缺失了一个很重要的语句构成部分：“而为意思表示”，即第一句的完整表达应当是：“行为人因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的错误认识而为意思表示”。只有这样，才能与第二句形成合理的因果关联。基于这样一种解读所重新形成的第一句，事实上构成了对传统民法学上“错误”概念的界定。《民通意见》第71条第一句的含义应是，基于错误认识而形成一种内心确信，并将这种错误认识表示出来，而这当然造成了内心意思与外在表示的不一致。第71条第二句是第一句表达的当然结果：既然出现了错误，那么行为后果与自己的意思就不一致了。不论这种不一致是有利于表意人，还是不利于表意人，行为后果都不可能与自己的意思是相一致的。因此，对于第71条第二句不应该做过度的解读，或者说不应为了迎合的某种观点而作扭曲其本意的解读。第二句中的这种不一致的结果，在第三句中才得到限定，即这种结果是一种对表意人不利的结果，且较为严重。总之，一元论者对于《民通意见》第71条的解读存在过度解读，在并不存在当然之理时，采用文义解释却并未遵守文义解释的基本逻辑规则。此外，根据北大法宝判例数据库的记载，基本可以推知我国司法实践中对于“重大误解”的把握，是遵守动机错误与内容错误的二元区分传统的。通过对2011年至现在2016年六年的数据查找，发现2011年之前的民事判决中，有两则判例指出了我国“重大误解”的意义：一是(2001)甬海商初字第432号民事判决书，该则判断书明确指出“重大误解”的范围仅限于对内容错误，不包括动机错误;二是(2006)穗中法民二初字第106号民事判决书，该则判断书不仅区分了缔约的动机错误与民通意见第71条规定的重大误解，而且披露了法院一贯的动机错误不可撤销之立场。2011年之后的判例有一则，即(2015)鄂荆门民一终字第00025号判决书，也持上述观点。以上述三则判例作为论据用以证明我国司法实务界对于“重大误解”的解读倾向，似乎论证力道有所不足。但是，相较而言，数据库中明确以一元错误论为基础的司法判决，却一个也没有，这就大大增加了上述三则判例的论证力。再者，就学术史考证的结果看，我国民法学界自民国以降，凡明确阐述错误概念的民法学著述，几乎均以二元论为基础，罕有持一元论观点者。尤其是梁慧星先生的观点，对于我国当代学界主流学说为二元错误论的观点，提供了有力的佐证①。一元论者还存动机错误视为内容错误的法律技术问题。上述班可天三分框架的基本构造是表示错误与动机错误，但是他认为，法律效果错误这一动机错误具有意思表示影响的全局性，故“被追求的”法律效果动机，应视为法律行为的“内容”。这种观点来自于1916年德国帝国法院的判例(RG361916，RGZ88，278，284)。该则判例为了恪守二元区分的法教义学框架，在对动机错误施以保护的同时，认为某些重要动机错误可视为内容错误。但是，这一判例长期以来备受批判，直到德国民法学界发展出交易基础理论，才得以修正。1977年，德国杜塞尔多夫州iSC诉wW一案的州高等法院的判决意见体现了这一修正[10]。该案之后的20世纪80至90年代，交易基础理论在实务中得到广泛应用[11]645-6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