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城乡居民教育获得的民族差异及其影响因素探析论文
一、问题的提出：教育平等化是西部各民族共享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在现代社会中，教育是社会流动的动力机制。在我们能获得数据而加以分析的所有工业化或正在工业化的国家中，对‘谁走在最前面’这一问题的最好回答，就是‘那些获得了教育的人’”。 [1] 也就是说，一个个体能够获得多高的社会地位主要取决于他或她的教育水平;一个民族的发展速度和水平主要取决于民族成员的教育素质。
西部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主要聚居地，具有特殊的区情、民族构成以及五彩缤纷的多元文化。推动西部地区和谐发展，从本源上讲，就是要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和共享发展。为此，费孝通早在西部开发前就曾指出： “发展经济和教育是 21 世纪的两大主题，对于 56 个民族来说，教育是根本”。基于“2010 年中国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变迁调查”数据，笔者重点考查了西部城乡居民教育获得中的民族分层或不平等现象，并特别关注与经济改革密切联系的城乡分割，家庭背景这些在中国其他地区亦普遍存在的制度因素和过程在塑造民族不平等中的作用，以探索族际教育分层产生的影响因素，为推动西部地区各民族共享发展提供参考建议。
二、统计描述：西部城乡居民教育获得的民族差异
为了描述分析西部地区族际教育分层随时间演进的变化规律，笔者依据出生年份把人口划分为五个同期群，以便对高龄组和低龄组的教育程度作对比分析。笔者之所以把蒙古族从少数民族中抽离出来，主要是因为蒙古族人口规模比较大，而且其教育程度相对较高，这与其他几个人口规模较大少数民族的境遇不一样。从时间推移的趋势看，西部各民族人口的受教育程度逐年有所提高，民族差别逐年下降。这一发展趋势主要是因为近年来，国家在少数民族教育上的投入逐年增加，不断推动了少数民族教育的发展和进步。需要注意的是，统计描述仅仅是汉族、蒙古族、其他少数民族教育分层的总差异，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全部差异，若想分解重要变量的净影响，只有运用多元统计模型才能实现
三、多元统计模型：族际教育分层及其影响因素
为探究西部地区各民族人口教育获得的净差异，我们引进了多元统计模型。目前在国内，教育获得研究一般采用两类模型，第一类是以受教育年限为因变量，第二类是以升学率为因变量。由于数据的适用性问题，笔者采用了第一类模型，即以受教育年限为因变量。模型把民族(蒙古族、回族、藏族及其他少数民族)、户籍身份(城乡)、14 岁时父亲的政治面貌、工作部门以及父亲受教育年限等设为自变量。蒙古、回、藏等民族人口规模较大，族际互动频繁，在西部地区和谐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故单独罗列，以便清晰地反映他们与汉族之间的教育分层机制。
三个嵌套模型的统计结果。模型 1纳入了民族变量，统计发现，蒙古族在教育获得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平均比汉族多了 1.067 年，回族具有一定的劣势，平均比汉族少了 2.174 年，藏族平均比汉族少了 5.592 年。模型 2 纳入了户籍身份变量，可以看到统计结果发生了惊人的变化，蒙古族优势减弱，回族和藏族的劣势明显下降，其他少数民族从劣势转为优势，R2 翻了一番，在控制民族变量的条件下，西部农村居民比城市居民的受教育年限平均少了 3.654 年，这表明户籍身份或城乡差距是造成民族之间教育不平等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西部地区，地域广阔，又处于偏远欠发达地区，城乡差距比东部、中部更大。由于师资、教育设施和经费等方面的不利因素，西部农村地区的教学质量、学风校风同城市相比具有天壤之别。这与韩怡梅的研究结果相近，即族际教育分层的原因部分在于城乡差距，学生成绩差异主要体现在地域之间，而非民族之间。模型 3 引入了家庭背景变量，均为个人 14岁时父亲的社会地位变量。结果显示，父亲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其子女受教育年限平均增加 0.39年;父亲的政治面貌也有作用，党员子女的受教育年限比非党员子女的受教育年限平均高出 0.638年;父亲供职部门为体制内，其子女受教育年限比其他人高出 0.596 年。总之，家庭背景变量同样具有重要解释力，R2 增加了 50% ，民族间的净差异显著减少，没有减少的部分估计和民族语言、教育理念、传统文化等因素相关。
综合比较所有影响变量的标准化回归系数，城乡分割是西部居民教育获得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其次是 14 岁时父亲的受教育年限，之后才是民族差异。换言之，多因素的叠加作用，特别是城乡分割、家庭背景等因素的合力，形成了民族之间的教育分层。
四、讨论：族际教育分层与各民族共享发展
教育是社会进步与技术发展的产物和需要，具有普遍主义的性质和平等化的效应。在现代社会，通过教育，那些处于社会下层的人才能获得向上流动的机会，改变祖辈们传承的身份地位。如果人们的教育机会都是相同的，而且采用一致的评价机制，社会结构的扁平化并非梦想，不管是农民、城市贫民出身，还是少数民族身份，都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获得相似的教育资本，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平等竞争地位，社会结构便会趋于“橄榄形”，即大多数人处于中间阶层，具有优越的小康或富裕生活，只有极少数精英人物因为天赋和勤奋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以及少数个体因为先天条件或后天努力不足，处于社会底层，这便是共享发展理念的核心和主旨。
但是，现实情况是，教育体系嵌入于社会之中，任何一个时代、社会、地区，教育机会分布、教育过程控制、教育成就的获得都与社会环境有关。西部地区是我国多民族共同生息繁衍之地，各民族共同繁荣、共享发展是当地乃至整个中国社会和谐稳定的前提和基础。时下，中国社会处于市场转型加速期，阶层分化比较严重，这在西部地区也不例外。而且，在西部民族地区，区域差异、城乡差异、阶层差异都比较明显。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偏远地区和农村地区，因而，这些差异最终表现为民族之间的差异，也就是民族分层。
在当前的市场体制之下，相当一部分资源由市场按照效率原则配置，处于偏远农村的少数民族低学历人口，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人力资本缺乏，竞争意识不强，容易被边缘化。因此，只有推动教育资源共享与教育机会平等化才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各民族共享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本文分析发现，西部居民教育获得的影响因素主要是城乡分割和家庭背景差异。中国社会特殊的城乡二元结构是影响教育机会分配的重要因素之一。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诱发了城乡之间师资力量、教学设施和办学经费的严重不平等。农村儿童受教育水平普遍低于城市儿童，自 20 世纪 80年代以来，户籍身份对教育获得的影响作用不断上升。相对而言，农村人口的教育获得面临机会上的`不平等。教育机会的城乡差异，源自财政投入和教育资源偏向城镇，严重限制了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孩子的教育机会，致使农村孩子升学率偏低，教育期望不高，学习动力不足;父母的文化程度较低，不能为子女提供有效的学习指导，从而形成恶性循环。总而言之，由于西部少数民族大多聚居于乡村，甚至一些民族的农村人口超过了 80% ，城乡分割不利于农民的教育获得，进而影响人力资本和社会竞争能力，诱发了民族之间的社会经济地位差距。
家庭背景同样会影响族际教育分层，由于相当一部分少数民族家庭资源有限，限制了子女的教育获得。家庭经济条件，往往决定了孩子教育的投入份额。父亲的受教育水平，决定父母对孩子教育的期望和付出，受教育水平较高的父母往往对孩子的教育期望较高，投入时间多、精力大，也能有效地辅导孩子课外学习。父母具有较高的政治资本，就意味着拥有丰富的社会资本，在孩子升学、择校、教师关怀等诸多方面具有优势。反之，贫困家庭的孩子缺乏资本、文化等方面的环境支持，容易传递不良资本，造成恶性循环。
另外，模型中没有得到解释的部分归因于民族性，此项因素的作用机制十分复杂，且其间有大量难以测量的变量，如民族偏见、民族语言、传统文化等。
结束语
西部城乡居民的教育水平逐年提升，民族之间的差距有所下降，但差距仍然显著。城乡差别、父亲受教育年限等家庭背景变量是民族之间教育分层的主要影响因素。换言之，由于西部少数民族人口大多聚居于乡村地区的非富裕家庭，缺乏社会支持而造成了族际教育分层，因而，要想消弭西部教育发展的民族不平衡，并以此推动西部各民族共享发展和共同繁荣，还需从改善广大中下阶层的受教育环境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