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一统思想初探论文
摘要:《吕氏春秋》是战国后期政治一统趋势的产物, 它在编纂上以统一全国为指导思想,体现了大一统的趋势,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吕氏春秋》为西汉文化和政治的一统构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坐标,具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吕氏春秋》 大一统 融合 坐标
《吕氏春秋》是在秦国即将统一全国的前夕,由秦国丞相吕不韦招集门客写作而成的,是战国时代诸家思想的汇总,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产物,体现了文化一统和政治一统的趋势,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文化特色。
1 《吕氏春秋》以统一全国为指导思想
春秋时代,礼崩乐坏,西周的王权遭到了极大破坏,虽然有楚、齐“问鼎”事件,但是各诸侯国还时常以“尊周复礼”为号召,图霸称雄,仍然说明“周礼”在统率人心方面还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而到了战国时期,周天子已经毫无颜面可存,已经沦为一个小诸侯国的地步,各诸侯国连名义上的“尊周”也不再有了。到了战国后期,列强纷争而渐趋于统一,秦国日益强大,兼并六国而统一天下的局面已经基本趋定。这样,在战乱即将结束,统一大势已经确定的情况下,怎样统一天下以及统一之后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成为摆在秦统治者面前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作为当时统治集团中的核心人物“仲父”吕不韦自然也在思考这一问题,因此,他召集众多门客各著其说各著所闻,“被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史记·吕不韦列传》)[1],在此总的要求通领下,诸家宾客各论其学派学说,以期为秦王朝的统一提供理论前导。
因此,《吕氏春秋》虽是“被天地万物古今之事”,但是在内容上其侧重点还是在军国大事,如“欲取天下,天下不可取。可取,身先取之”(《吕氏春秋·先己》)[2]、“故忠臣廉士,内之则谏其君之过也,外之则死人臣之意也”(《恃君》),以期用自己的学说来重建统一稳定的政治秩序。书中各章,最终的落脚点,很多都是为了国家统一而提供理论的支持。比如,即使是谈养生说乐律,其最终落脚点还是在政治大事上。“天下太平,万物安宁皆化其上,乐乃可成”、“大乐,君臣父子长少之所欢欣而说也”(《大乐》),“耳目鼻口,不得擅行,必有所制。譬之若官职,不得擅为,必有所制。此贵生之术也”(《贵生》)。在《吕氏春秋》中这些论说其最终旨归是劝说秦王应时统一全国,受命为王。“今周室既灭,而天子已绝。乱莫大于无天子,无天子则强者胜弱,众者暴寡,以兵相残,不得休息”(《谨听》),“伐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气胜,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水气至则不和,数备,将徙于土”(《应同》)。
2 《吕氏春秋》中体现出文化统一意识
春秋时期,“官学下移”,诸子兴起,纷纷阐述自己的政治秩序构建蓝图,于是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当时“百家争鸣”的中心在齐国,即齐国的“稷下学宫”。到了齐襄王时期,“稷下学宫”开始衰落,诸家士人大多数都离开了“稷下学宫”,此时因“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吕不韦以秦之彊,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史记·吕不韦列传》)。各国招徕人才的目的,除了社会风气使然外,都是为了图谋振兴国家,乃至实现有己国为中心,统一、恢复周代的统治格局。
此时,身处其中的吕不韦,对于文化上的地域差异和人才奔趋各国的情况,他走的是揉和各学派,取精用弘的路子。这就成为《吕氏春秋》编撰的指导思想。
《吕氏春秋》自觉以揉和众家思想为旨归。《用众》篇说:“天厂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众白也。”在《吕氏春秋》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派别的思想。如评论各派别思想:“老耽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儿良贵后”(《不二》),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农家、阴阳家的思想都有体现。但是《吕氏春秋》是站在揉和的角度采用各家思想的。如:
儒家思想,在《吕氏春秋》中,不仅仅推崇孔子为唯一圣人,“仁”被放置在“道”之下,不像孔子及其儒学后人那么讲究礼,虽然也讲究“乐以成人”,但是也贯穿了道家的自然之义。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吕氏春秋》把儒家高度重视的“孝”同法家的“耕战”思想结合起来,尤其是显示出《吕氏春秋》的改造勇气。
道家思想,《吕氏春秋》一书中,虽然也标榜“道”,但是以“精气”说阐释“道”,而以“无为”说为贯彻说明“君道”服务,把道家的无为缩小到仅仅为了说明君道上来,变道家的“小国寡民”治世理想为封建大帝国的宏伟蓝图,另外,如尧让许由、大鹏逍遥等故事,虽然由《庄子》而来,但是在《吕氏春秋》中都变成了说理的工具,与《庄子》本意完全相反了。
另外,《吕氏春秋》也对墨家、法家、农家、阴阳家等思想进行了改造,可以说,《吕氏春秋》中,已经找不出纯粹的“九流十家”原始思想,这固然是各家思想随着时代的发展可能有所变异,但是,《吕氏春秋》有意识地整合理论,不能不说是其中的关键因素之一。
《吕氏春秋》内容虽然以揉和众家学派,力图形成学术体系为指针,但是,对于入列其中的诸子学说也是有选择的:“所引庄、列之言,皆不取其放诞恣肆者,墨翟者不取其非儒明鬼者,而纵横之处,刑名之说,一无及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杂家类》)。在《吕氏春秋》一些矛盾、对立的思想中也一并出现。如子华子学派重生而轻功业的思想与儒家重视建功立业的思想是相抵牾的,兵家的“义兵说”与惠施等人的“偃兵说”也是对立的,但是,《吕氏春秋》却存而有之,体现了一种学术思想的融合。《吕氏春秋》虽然思想混杂,但是有一个总的宗旨,即以封建大一统政治需要为宗旨,在其中体现了一种融合汇流的趋势,它力图糅合百家为一体,从而为现实政治服务。例如“义兵说”是视秦国为义兵,它用兵是在解救六国的人民,是拯民于倒悬之举,“偃兵说”则是希望停止战争,不再用兵,其目的还是结束纷乱的争战局面,它们从相反的角度为秦国的一统提供依据。高诱的《吕氏春秋序》说“此书所尚以道德为标的,以无为为纲纪,以忠义为品式,以公方为检格”,这样,《吕氏春秋》在当时的政治即将一统的大背景下做出的融合文化的尝试,为以后大一统理论的系统提出做了一定的努力,这种尝试是上有所承下有所启的,孔子希望运用周礼来实现一统,左丘明在礼乐文化下选用贤明君主来结束纷乱的局面,道家提倡“道一”,不过这都还是一种思想的萌芽,并未形成体系。到了《吕氏春秋》,对百家思想进行整合而渐趋于一统,在理论上开始展开论述。
3 《吕氏春秋》大一统思想的文化史意义
这种百家争鸣而近于一统的趋势,为秦国的统一而提出,在秦一统天下之后,本应该会实现,但是由于秦始皇和秦二世信奉专制王权,专用法家思想,所以这种文化一统的努力也只能是暂时“搁浅”了。到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定文化一统于儒家。不过此时的儒家已经不是原始的`儒家,而是一种融汇了法家、道家的某些思想在内的新的治国思想,由此才实现了真正的文化一统的局面。但是,《吕氏春秋》在中国文化一统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汉书·地理志》说陈国“妇人尊贵,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蓟国“其俗愚悍少虑,轻薄无威,亦有所长,敢于急人,燕丹遗风也”,而“吴越之君尚勇,故其民好用刑”。这种地域色彩反映到文学上就有了不同的文学风格。其实,不仅社会风俗及文学作品具有地域文化的特色,就是学术流派也是有地域性的。例如:儒墨以鲁国为中心,而儒家传播于晋、卫、齐;墨家则向秦、楚发展。法家主要源于三晋。[3]我们说,政治文化一统也包括各个民族、地域之间政治文化的交融。战国时期,随着七国纷争的展开,各国文化之间的碰撞融合也日益密切。在战国后期,秦国与六国通过战争、会盟、互派使者等方式加强了交流,齐国的阴阳五行学说进入秦国,晋国的法家思想也成为了秦国比较重要的思想,并且后来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成为秦国的治国方针。秦朝一向奉行专制皇权,这是法家思想在政治上的实施。
《吕氏春秋》集合东方各国宾客而写成,这本身就是一种地域之间的人才交流,人才的交流必然会带来思想的融合。阴阳五行学说是齐学的中心,在《吕氏春秋》中,邹衍的阴阳五行学说得到了强调,要求秦始皇应时而称帝,统一全国,秦始皇后来也是利用了此学说来为其统治提供合理依据。齐学中的 “无为”思想在《吕氏春秋》中也得到了一定的强调,吕不韦为其做的原序就说“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天曰顺,顺维生;地曰固,固维宁;人曰信,信维听,三者咸当,无为而行”。
综上所述,《吕氏春秋》作为战国末期的一部汇总百家的著作,形成了融百家于一炉的风格,体现了文化政治一统的时代特色,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
参考文献
[1] [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 许违遹.吕氏春秋集释[M].北京:中国书店,1985.
[3]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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