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唯物史观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之建立论文

时间:2020-07-15 13:57:42 经济学 我要投稿

探讨唯物史观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之建立论文

  作为20世纪学术史上一个重要门类的社会经济史,其产生和发展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重要媒介的,其体系、内容、特征乃至成败得失皆与唯物史观相关联。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经济史论域几乎是唯物史观派学者的天下。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探索中国社会性质的社会史大论战直接催生了社会经济史。

探讨唯物史观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之建立论文

  尤其是1933年《读书杂志》停刊后,由论战开启的社会经济史研究一发而不可收,焕发出勃勃生机,并呈现如下三方而的特征:其一,开始从政论向学术过渡。社会经济史研究与政治斗争脱节,不再与某一党派的政治路线密切配合,而以求真为本位,偏重学理的探讨,遵循学术的规则。其二,从理论方法的激辩转向史料的搜求整理。如何运用唯物史观把握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确定各阶段社会性质是论战时期各方关注的焦点,论战退潮后由虚入实,各种经济史料的搜集、整理被视为当下急务。其三,专题研究取代了通观泛论。笼统讨论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形式缺乏必要的学术基础,难以产生实效,按部就班的常规性断代专题研究遂成为社会经济史领域的主要工作形态。以往学界对1930年代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上述变动有所涉及,但目光多聚集于人多势众的陶希圣“食货”一派,对其他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和作品缺少必要的关切。本文即拟以民国时期著名经济史学者马乘风①为个案,从“食货”派之外的另一视角窥探中国经济史研究由草创到成型的曲折历程。

  马乘风以运用唯物史观研治中国经济史而闻名。至于马乘风因何而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结缘,由于缺乏关于马氏早年读书和师承情况的详细材料,目前尚不得而知。但可以推断,马乘风乃是被当时的新思潮所席卷而倾向唯物史观。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实验主义遭到厌弃而马克思主义风靡一时。马乘风当是受到这一风气的熏染。此其一。其二,河南同乡、左派学者稽文甫大概对马乘风的思想观念有所影响。此时,马乘风信从唯物史观主要出于学理方而的原因,而与党派背景、政治信仰无涉。

  一、关于公式主义的反思

  马乘风的《中国经济史》是社会史论战的直接产物,“带着论战时期的战斗气氛”②。其论战色彩集中体现在“诸家批判”一编中,涵括“与李麦麦论春秋时代之阶级斗争”、“与陶希圣论中国社会史诸问题”、“与叶青李麦麦论墨子所代表的阶级问题”、“顾领刚古史辨批判”、“与王宜昌论治史方法及中国之用铁时代”五个方而。此外还有对于马札亚尔水利社会说的辩驳等。这些内容都是论战的延伸。③有书评称:马著“在贫弱的中国社会史研究的今日,总算是一部比较可看的书;单以前三篇而论,大体上没有很大的错误,这一方而由于马君方法论的握紧,同时得力于过去几年间的论战亦复不少。”①由此可见马著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密切关联。

  以《读书杂志》为主战场的中国社会史论战在思想文化领域激起了巨大波澜。然而,横空出世、根基浅薄的社会史论争学术上的流弊很快显现出来。论战参加者大多是理论先行,但在理论方法的运用上又陷入严重误区。马乘风的《中国经济史》上承中国社会史论战的余波,对论战进行了学风和方法上的反思。马乘风感慨道:“新近一般研究历史科学的人,对于新兴的历史科学只知道一点皮毛,到运用时连这一点皮毛也保不住;对于旧有的历史资料又舍不得出一番苦力,作一番整理融贯的功夫,所以没有确定的把握,坚决的认识,明白的主张,把史料和理论胡乱一凑敷,便动笔抄呵,写呵,结果,理论被歪曲得不成样子,史料被割裂得不像东西,你问他写的什么,说的什么,一百个回答是有一百个‘莫名其妙’。”③这指明了论战参加者在理论方法和材料两方而的失足。

  社会史论战的最大弊病在于公式主义。论战参加者提出五阶段论、三阶段论、四阶段论等各种社会发展的公式⑥,简单移植套用于中国历史进程,这五花八门的公式成为论战时期的一道奇观。社会史论战的要角郭沫若日后坦承道:“我初期的研究方法,毫无讳言,是犯了公式主义的毛病的,我是差不多死死地把唯物主义的公式,往古代的资料上套。”⑦马乘风反对社会经济史研究中迷信公式的做法,主张“不以多样的社会形态迁就简单的公式才算是最进步的史学家的态度”⑧。他对一些学者墨守五种生产方式学说表示质疑:“‘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构成社会经济发展之相关的诸阶段’。这样的历史划分是否完全正确,到现在成为一个重大的疑问。”⑨在马乘风眼中,信从唯物史观并不必然要遵循其生产方式演进的程式和铁律。

  二、重视史料真伪和材料扩充

  从一味强调理论方法到重视材料是社会史论战高潮过后唯物史观史学的新动向。社会史论战时代,参与者多将理论方法上的讨论作为头等大事,而将文献材料问题视为小节。当时的唯物史观学者多属于冯友兰所谓的“释古”派:“往往谈理论太多”,“是谈哲学,而不是讲历史”;“往往对于史料,毫不审查,见有一种材料与其先入之见解相合者,即无条件采用。至于与此相冲突之材料,则置之不理,并不说明何以置之不理”。①时人意识到,撰述一部贯通古今、包罗万象的经济通史尚非其时,当下应“多作史料的考证与专题研究”②。当时一般学院派经济史研究尤重史料整理,主张“对历代经济史实,纯为客观的整理叙述,不必急为论断”③。陶希圣及食货派的经济史研究也以史料工作为优先。

  在此风气之下,以理论为中心的唯物史观学者也作出了适当调整。马乘风力图克服社会史论战时期的弊端,公开承认史料考证的必要性:“汉学家的治史方法,虽然有许多地方,不能令我们同意,但是,他们对于史料的审思明辨的考证,却是最值得领教的一种方法”①。 马乘风对经济史研究所用材料的真伪十分留意。在考察西周土地分配时,他首先意识到厘清文献问题为先决条件,没有盲目信从《周礼》,而以《诗经》、《国语》依据③。他认为,《周礼》关于井田制度的`记载,不过是“在书传上搜集些关于土地的术语,而以按级进位的数字补缀之”⑥。关于周代的井田问题,马乘风主张应以《孟子》朴素的记载为准绳,而不能轻信后世不断发挥引申的井田论:“时经千余年之久,一般笃古守旧之士,对于井田制度,只有迷信,没有批判,只有高筑,没有损毁,于是井田制度愈来愈完全,愈修愈美丽,正因为这样,所以愈加减失其在历史上之素朴的而目”⑦。

  马乘风严厉批评王宜昌的治史方法,指出“无批判的引用古书之危险性”。他指责王宜昌迷信古书,对于古人的话无条件的相信,对于古文古字无限制的附会,对于伪书伪事无批判的拿来作证,在治史方法上比汉学家又后退了一步。王宜昌误信《管子》、《越绝书》、《山海经》的记载,不问史料是否可靠,只跟着莫尔干的指点去附会,把莫尔干所指各时代的特征,一一在中国古书中凑付出来。要确立殷代己经用铁的结论,需提供强有力的凭证,不能单靠伪书上的一字半语⑧。他称赞郭沫若在论诗书时代的中国社会时,“先把史料的来源问题弄清楚,郭先生这样的谨慎小心的去剖析史料,较之王先生无批判的附会瞎闹,高明万倍”⑨。

  在当时主流学风的影响下,一方而,马乘风注意史料证据的准确性,采取审慎态度;另一方而,他还尽量扩充材料来源,最突出的是利用甲骨文研究上古经济。马乘风说:“对于商代社会经济性质的认识,为两种困难所限制……第一是史料上的困难,文献记载缺乏,甲骨文字的出现会予我们以若干便利”,但研究尚不充分⑩。社会经济史学者对甲骨文的使用自然不拘于文字学。

  三、从社会形态史到社会经济史的转变

  社会史论战后期,社会性质和社会形态史逐渐落地生根为社会经济史。学者己认识到:“为欲缭解中国社会的本质,而从中国经济史着手,实为正确的方法。”③时在中山大学的陈啸江坦言:“近来我国学人,过分重视社会发展形式论,研究者每以公式为前提,而以事实嵌入其中,其结果则成为公式之例证史而非真是之社会经济史。”⑥另有论者称:“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史之研究,为一般人认为所迫切需要的一门学科,数年来,曾有不少的学者,企图以新的史学方法整理中国历史,但空论多而实际的探讨少,零文多而系统的叙著少。"⑦1931年陶希圣编著出版一部《西汉经济史》,内容简略,篇幅短小,仅3万言。1934年12月《食货》半月刊创刊和稍后成立的食货学会,催动了社会经济史的专题研究,关于各时代、各方而的论文纷纷涌现,但贯通性、综合性的论著尚付诸网如。而1935年马乘风《中国经济史》一书的问世,弥补了这一空白。

  论战时期,一般所谓社会史基本是社会形态发展史,社会形态问题是讨论的中心,也是出发点和归宿。社会史的主要任务是考察社会形态的演进,进行定性分析,而非描述普通的经济现象和经济活动。研究者的注意力几乎完全围绕社会性质和社会形态的确定而展开的,各种理论、模式争长竞短。论战高潮过后,社会史出现转向,经济史成为社会史的基础,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全而系统的考察开始出现。马乘风《中国经济史》的出版标志着唯物史观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的体系初步确立。马著既包括对农业、工业、商业等经济部门的考察,又涉及生产、交换、分配等各环节,同时兼顾到阶级关系、政治结构、战争军事等制约经济发展的要素。这种结构和内容的布置安排,奠定了经济史研究的基本格局。

  余论

  1930年代中国社会发展史向社会经济史的调整转向,意义重大,最显著的是推动经济史学融入民国学术主流,为一般学院派所接纳。当社会史论战硝烟弥漫之际,主流学界和多数学院派学者基本持一种不以为然、冷眼旁观姿态,“无论是传统的记诵派,还是新起的科学考证派、疑古派,都不太理会这些争论”⑥。论战之后社会经济史则渗入主流学术界,表现有二:一是经济史研究成果不断在主流学术刊物发表。除1931年创刊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后更名为《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外,《史语所集刊》、《燕京学报》等时或刊载经济史的专题研究,二是一些学院派学者开始涉足社会史研究且取得了可观的成绩,较突出者如史语所的劳干、全汉升、燕京大学的齐思和、周一良、连士升等。社会经济史不再是一般知识阶层(包括革命理论家)可以天马行空纵横驰骋的论域,而变为职业学者的专门之学⑦。社会经济史研究己经接受通行的学术纪律和规范的约束和驯化,特别是受到科学理念和实证法则的洗礼。陶希圣及“食货派”即是因克服单一社会科学化路线、接受实证方法影响而风行于史坛的。这表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己逐渐步入学术化的运行轨道。

  民国年间中国经济史学的产生发展是体现学术与政治的互动关系的一个典型。经济史研究由解答政治议题发端,而后驶入学术化之途,最终上升为现代史学的核心门类。政治变局、意识形态角逐为经济史的发生提供了初始的驱动力。社会经济史论与政论纠结缠绕在一起,由某种政治理念引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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