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倡节俭消费是墨子生态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之一，这种消费观与当代社会所倡导的可持续发展观及循环经济之核心主旨相吻合，以下是小编搜集整理的一篇探究墨家生态经济思想的论文范文，欢迎阅读借鉴。
先秦墨家学派的经济思想蕴涵着丰富的生态因子，这种生态因子在《墨子》①之生产观、消费观、赋税观与分配观中均可被相对容易地找出来。先秦墨家的生态经济思想对于处于生态困境中的当代人类有着深刻的启迪。
一、主张“强力疾作”与“食饥息劳”的生产观
墨子生产观的内容特别丰富，一方面他主张“强力疾作”，强调生产的必要性与重要作用，注意到合理的劳动分工与较高的劳动效率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他也注重“食饥息劳”与“节俭”等可以力保生产可持续性进行的措施，其生产观领域的生态因子是相当突出的。
出身于小生产者阶层的墨子深知劳动的重要性，这是他主张“强力疾作”的一个现实原因，胡寄窗先生就很敏锐地指出了这一点:“只要曾亲身参加劳动并具有敏锐观察力的思想家，即不难体会出劳动的重要性。”为了论证劳动的重要性，墨子采用了从多个角度分析、层层递进的逻辑思路。
首先，墨子认为劳动是保障人类得以维持其基本生存的必要条件，《墨子·非乐上》这样论述道:“今人固与禽兽麋鹿、蜚鸟、贞虫异者也，今之禽兽麋鹿、蜚鸟、贞虫，因其羽毛以为衣裘，因其蹄蚤以为裤屦，因其水草以为饮食。故唯使雄不耕稼树艺，雌亦不纺绩织纴，衣食之财固已具矣。
今人与此异者也，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可以看出，这里墨子是将人类视为自然界中的普通一员，将人类放置于整个自然界的生态系统中去论证劳动对于人类而言的意义。在自然界中，其它生物可以凭借其自身的遗传基因条件在其已经适应的生态环境中生存下去，而人类的衣食住行却无不来自于自身的劳动，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劳动则生，不劳动则亡，劳动创造了人类得以顺利传承其生命链条的物质资料，成为人类立足于自然界的坚实保障。
其次，墨子强调“强力疾作”式的努力劳动可以保障人类得到更好的生活条件。在墨子看来，劳动诚然可以解决最为基本的生存问题，但要想生存得比较舒服就必须努力劳动，毕竟财用足与财用不足、饱与饥、暖与寒是代表两种截然不同生存状态的硬性指标，而前者几乎是人类亘古的追求目标，要想实现这一目标，唯一的途径就只能是辛勤地劳作了。
“今也农夫之所以蚤出暮入，强乎耕稼树艺，多聚叔粟，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为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饥，故不敢怠倦。今也妇人之所以夙兴夜寐，强乎纺绩织纴，多治麻丝葛绪捆布经经历，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为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暖，不强必寒，故不敢怠倦。”
《非命下》墨子这种极端重视强力劳作的态度一方面与他出身于小生产者阶层不无关系，另一方面也折射出一个处于战乱纷起之时代的智者对于整个社会的忧患意识，荀子对此很不以为然，认为墨子的忧患意识很是没有必要，作为新兴地主阶级之代言人的荀子对财富的获得充满自信，在《荀子·富国》中详细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如果将天、地、人三者的关系处理妥善，就会出现“财货混混如泉源，滂滂如河海，暴暴如山丘”的盛况，并对墨子的强力劳作观点和忧患意识进行了批评:“昭昭然为天下忧不足，夫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忧过计也”。《富国篇》荀子显然忽视了墨子为小生产者代言人这一个客观现实，忽视了墨子所忧患的是下层劳动者之不足的思路指向，也难怪两者在思维路径上会有如此大的差异了。
值得注意的是，墨子不仅仅是“强力疾作”的倡导者，而且还是这一观点的不折不扣的执行者，《庄子·天下》就有关于此点的描述———“以裘褐为衣，以跂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由此不难看出墨子力主强力劳作之态度的坚定。
第三，墨子扩大了劳动的范围，他认为王公大人等脑力劳动者的“强力疾作”也创造财富，也对国家的良性运转有着巨大的贡献。他在《非乐上》篇中对此进行了阐述:“君子不强听治，即刑政乱……王公大人蚤朝晏退，听狱治政，此其分事也;士君子竭股肱之力，其思虑之智，内治官府，外收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以实仓廪府库，此其分事也”，类似的言论在《尚贤中》篇也可以看到:“贤者之治国也，蚤朝晏退，听狱治政，是以国家治而刑法正。贤者之长官也，夜寝夙兴，收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以实官府，是以官府实而财不散。贤者之治邑也，蚤出莫入，耕稼、树艺、聚菽粟，是以菽粟多而民足乎食。”
墨子对脑力劳动者的贡献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甚至认为脑力劳动的作用要大大超过体力劳动者，他在《鲁问》篇中相当清楚地强调了这一点:“故翟以为虽不耕而食饥，不织而衣寒，功贤于耕而食之、织而衣之者也。故翟以为虽不耕织乎，而功贤于耕织也”。对复杂性脑力劳动的作用(“功”)大于简单体力劳动的肯定是墨子劳动学说的一个重要特点，因为这体现了他的一种比较开阔的劳动观视角。
其实，墨子对于劳动范围的划分很详细，他不仅注意到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区别，而且注意到了因各地自然产物不同而产生的地区分工与按照性别产生的自然分工，不仅注意到了体力劳动中一个生产单位的内部分工———“譬若筑墙然，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实壤，能欣者欣，然后墙成也”，《耕柱》而且注意到了脑力劳动领域中的职业分工，“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耕柱》胡寄窗先生对此已经有很详实的论述，并认为墨子53篇着作中有关分业分工的记载是比先秦任何学派都多的。
值得注意的是，不管墨子对分工的划分有多细，他的宗旨却只有一个，即所有属于劳动范畴的活动都必须本着为“国家百姓人民之利”的目的而“强力疾作”，从事脑力劳动的君子贤人也不例外，叶世昌教授特别指出了这一点:“墨子对统治者的听治和劳动者的从事都突出一个‘强’字”。
在墨子看来，只有这样，才会有政治清明、经济殷实、社会稳定的盛世。
劳动是人类得以生存的基本条件，“强力疾作”式的劳动可以保证人类得到更好的生存条件，各个不同领域的劳动者一起“强力疾作”式的劳动则会带来更良好的社会效益。这是墨子的思维逻辑，那么，又该靠什么来保障这种良好社会效益的可持续进行呢?
墨子提出了两点建议:一者为“食饥息劳”，是针对广大的下层劳动人民而言的;一者为节俭，是针对那些从事着脑力劳动的上层统治者而言的。
先看第一点，墨子的《非乐上》《非命下》和《尚贤中》分别有三段论述:“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必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内有以食饥息劳，将养其万民。外有以怀天下之贤人。是故上者天鬼富之，外者诸侯与之，内者万民亲之，贤人归之，以此谋事则得，举事则成，入守则固，出诛则疆。故唯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此亦其法已。”
显而易见，墨子虽然承认脑力劳动者的贡献，但他认为体力劳动者所创造的物质财富是“养万民”的最基本的物质材料，想要持续不断地得到这些物质财富，就必须保证创造这些财富的体力劳动者得到足够维持其生产生活的待遇，要使他们得到足以果腹的粮食，足以御寒的衣物，足以恢复体力的休息，有了足够保障自己生存的物质材料和休息权利，那些下层劳动者才能有精力继续从事创造物质财富的劳动，从而也保证了可持续性生产的良性运行。
再看第二点，联系到当时战乱不息、社会动荡、礼崩乐坏的政局，老百姓的生活自然不会好到需要墨子号召其节俭的程度，所以墨子的节俭只能是针对统治阶层而言，墨子在《七患》等篇中也点明了这一点。墨子认为，强力生产固然重要，但节俭消费也相当重要，如消费水平超过生产水平，生产的可持续进行也是一句空话(“为者疾，食者众，则岁无丰”)，正因为如此，墨子才会强调“力时急而自养俭”“生财密而其用节”，显然，墨子视节俭消费为影响可持续生产的又一因素。
二、注重节俭的消费观
墨家的节俭消费观是一个严密而系统的理论体系，从节俭消费的标准、操作到具体的效应，墨子的节俭消费观自成体系，浑然一体，这在先秦诸子中是少见的。具体说来，可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第一，消费标准。《节用中》篇墨子详细阐述了其消费标准。工艺制品方面:“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主张工艺制品的生产应以满足人民的生活需要为标准，不提倡过量生产;饮食方面:“足以充虚继气，强股肱，耳目聪明，则止。”墨子认为饮食只要含有足够的营养能够满足身体每日所需即可;穿衣方面:“冬服绀之衣，轻且暖，夏服绤之衣，轻且凊，则止。”
即衣服应以实用为标准，只要冬暖夏凉，穿着舒适即可;交通工具方面:“车为服众致远，乘之则安，引之则利;安以不伤人，利以速至，此车之利也。”既然是交通工具，那就应该以快捷、安全、方便为标准;住房方面:“其旁可以圉风寒，上可以圉雪霜雨露，其中蠲洁，可以祭祀，宫墙足以为男女之别则止。”住房就更简单了，只要能遮风挡雨、使人民可分男女按性别居住即可，这一标准也不算很高;丧葬方面:“衣三领，足以朽肉，棺三寸，足以朽骸，堀穴深不通于泉，流不发泄则止。”即埋葬的时候，衣衾用足以让尸体腐化的三层衣衾，棺木用足以让骨骸朽化的三寸棺木，坟墓的规模只要下面不及水泉，上面不要使臭气外泄就可以了。
总的说来，墨子在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提出了消费的上限，在此限度内主张适度消费，适可而止，此即墨子消费观的节俭标准。
从墨子谈及节俭消费观时的前后文可以推测，这种标准原则上是面向社会各阶层的，但在实践中却主要是针对封建贵族的奢侈消费而言的，因为被他所批评的那种高消费显然是当时普通民众难以承受的，而且墨子动辄以古者圣王为依托，将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以“当今之主”和“王公大人”等为代表的统治阶层，对他们在居住方面讲求“宫室台榭曲直之望，青黄刻镂之饰”、穿衣方面讲究“锦绣文采靡曼之衣，铸金以为钩，珠玉以为佩，女工作文采，男工作刻镂”，吃饭方面讲求“美食刍豢，蒸炙鱼鳖，大国累百器，小国累十器，前方丈，目不能遍视，手不能遍操，口不能遍味，冬则冻冰，夏则饰饐。”以及在代步的交通工具方面讲究“饰车以文采，饰舟以刻镂”《辞过》等等奢侈消费现象进行了揭露，对他们“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以满足其奢侈消费的行为进行了批评，并指出了这种消费所带来的恶果:国君奢侈消费，身边人和其他王公大臣都会效仿，结果就会使天下陷于困顿和动乱之中。
可以想象的是，过惯舒适生活的统治阶层对于这样的消费标准是极为排斥的，墨子四处游说各国君主，推广其包括节俭消费观在内的墨家学说而四处碰壁的结果就很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
但出身于小生产者的墨子在这一方面的信念是执着的，为了使这种标准能够被统治者所接受，墨子及其门徒身体力行地做起了表率，在日常生活中时时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甚至到了以“自苦为极”的程度，难怪胡寄窗先生这样说道:“论节用和崇俭，在先秦各学派中，以墨家最为突出。”
赵靖教授也对此进行了肯定:“先秦思想家当中主张节用的为数不少，但把节用当作解决经济问题的主要手段，并主张不分等级地一律节用的，只墨子一家。”
第二，节俭消费观的操作与落实。尽管墨子并没有甲乙丙丁地一一陈列应该如何将节俭消费观落实在日常的生活之中，但我们仍不难从其行文中推测出其主张。概括而论，墨子在这方面的主张有三点:首先，他号召统治者节俭消费，并通过上行下效的作用，影响全天下的大众都养成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墨子没有正面提出这一点，但是从《辞过》一篇反复出现的“为宫室若此，故左右皆法象之”;“人君为饮食如此，故左右象之”;“人君为舟车若此，故左右象之”等文字来看，墨子是深知君主言行举止之潜移默化的影响力的，他看到了君主在奢侈消费方面的负面影响，所以寄厚望于其正面影响。这一点也可从他反复向“当代之主”提及“古者圣王”如何如何节俭消费从而使得天下国泰民安，呈现一片祥和之势的论述中看出来。
那么，统治者应如何节俭消费呢?首先，在墨子看来，统治者自然是应该按照他所提及的消费标准去消费，这一点上文已论述过多，此不详述。其次，墨子认为，为了确保统治者能够自律，就应该采用釜底抽薪的办法，从源流上砍掉统治者用于奢侈消费的一大块税收，尽量将赋税控制在使民“劳而不伤”“费而不病”《辞过》的限度以内，这样一方面可以有效地控制统治阶层的奢侈消费，另一方面还可减轻被统治阶层的负担，缓和两大阶级之间的矛盾。再次，在收成不好的年份，墨子还号召国君通过减少官吏的俸禄以节省国家的财政开支:“一谷不收谓之馑，二谷不收谓之旱，三谷不收谓之凶，四谷不收谓之馈，五谷不收谓之饥。岁馑，则仕者大夫以下皆损禄五分之一。旱，则损五分之二。凶，则损五分之三。馈，则损五分之四。饥，则尽无禄禀食而已矣。”
《七患》官吏的俸禄在“一谷不收”的“馑”年减少1/5，在“旱”“凶”“馈”年依次减少的成分为2/5、3/5、4/5，在“饥”年则直接取消俸禄只发给口粮。这种方法亦可有效限制官吏的奢侈消费，其原理同控制税收一样，都是采用断其源流的方法，操作性相对较强一些。
第三，节俭消费的社会效应。在《节用上》一篇中，墨子对节俭消费的良好社会效应充满信心:“圣人为政一国，一国可倍也;大之为政天下，天下可倍也。其倍之非外取地也，因其国家，去其无用之费，足以倍之。”即圣人治理国家时只要注重节俭消费，不奢侈消费，就能使国家财富成倍增长，这是其节俭消费所带来的经济效应。而在《辞过》一篇中，墨子则集中对“上古之圣人”在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的节俭消费进行详尽描述，并将这种消费所带来的良好的政治效应一一刻画出来:“故节于身，诲于民，是以天下之民可得而治，财用可得而足。”;“府库实满，足以待不然，兵革不顿，士民不劳，足以征不服，故霸王之业可行于天下矣。”
“故其用财节，其自养俭，民富国治。”;“法令不急而行，民不劳而上足用，故民归之。”;“圣人之所俭节也，小人之所淫佚也，俭节则昌，淫佚则亡”，凡此种种归结起来无非就是国泰民安，国治民富，而这是任何一个国君所期盼的，这应该是其节俭消费所带来的政治效应。
除了经济和政治效应，节俭消费还可带来军事效应。对于这一点，墨子并没有直接论述，但我们亦可从其行文中看出来，在《七患》一篇，墨子认为“故备者国之重也，食者国之宝也，兵者国之爪也，城者所以自守也，此三者国之具也。”，把粮食作为国家存亡的必备因素之一;在《非攻中》一篇，墨子尽管是在陈列其反对攻伐的理由，但从他罗列的“与其涂道之修远，粮食辍绝而不继，百姓死者，不可胜数也;与其居处之不安，食饮之不时，饥饱之不节，百姓之道疾病而死者，不可胜数”这一点来说，他明显地将粮食作为影响战局的一个重要因素。
而粮食的充足与否，在墨子看来，决定性因素就是一方面大力生产，一方面努力节俭消费。总而言之，在墨子看来，这些良好的经济、政治与军事效应是节俭消费所带来的，换言之，节俭消费观使得社会的良性运转成为可能，对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三、“劳而不伤”“费而不病”的赋税观
墨子赋税观的内容也相当丰富，这种丰富不仅体现在他的赋税范围上———他主张全面税收，还体现在他对赋税之作用的肯定上———“以实仓廪府库”，不仅体现在其有关赋税用途的主张上———“反中民之利”(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还体现在他的赋税标准上———他主张“常征”，以使老百姓“劳而不伤”“费而不病”为标准，虽然内容丰富，但其宗旨却只有一个，即力保赋税征收工作的可持续性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