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题目：我国微观经济组织的效率研究
一、选题的意义
之所以选择研究我国微观经济组织的效率问题，主要基于以下原因和考虑：
1.效率问题在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经济学是关于选择的科学、节约的科学。美国经济学家 A·萨缪尔森(P.A.Samuelson)曾指出：“经济学是研究人和社会如何进行选择，来使用可以有其他用途的稀缺的资源以便生产各种商品，并在现在或将来把商品分配给社会的各个成员或集团以供消费之用。”
因此，经济学就其过程来讲是选择的科学，其核心命题便是效率命题，即如何通过最少的投入，得到最大的回报。从某种意义上讲，一部人类文明发展史也就是一部社会经济的发展史，推动社会经济向前发展的动力是经济效率的不断提高。研究效率、追求效率是经济学恒久的理论命题。而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乃至政治体制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说，实质上是一场效率革命。
2.微观经济组织的效率在经济体系中的重要性
“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
诺思(North，D.C.)的话集中点明了本选题的价值：
任何一个经济体系中，经济组织的效率问题都是不可忽视的，宏观经济运行的有效性最终都要由微观经济组织的有效性来承载，我国也不例外。实际上，我国的改革是从提高微观经济组织的效率开始的。农村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率，因而解决了 13 亿人的吃饭问题。1984 年以后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把增强企业活力作为改革的中心环节也是基于提高微观效率的考虑。
现在改革向纵深进行，改革的方法和措施虽各不相同,但提高效率的目的并没有变。
所以，微观经济组织的效率是一个国家解决一切经济和社会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和繁荣昌盛的根基。
3.我国微观经济组织形态及其变迁的特殊性
我国微观经济组织的具体形态及其变迁都表现出了与制度环境的强相关性。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变迁理论的一个主要观点就是：制度变迁与组织创新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在我国当前，这两种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之间的关系呈现出相互胶着的状态：以体制转轨为内容的制度变迁不可逆转地影响和调整着微观经济组织内部以及相互之间的利益格局，从而影响并促使组织制度的调整和组织形式的创新;反过来，微观经济组织在顺应着环境而调整的同时又有其自身运行和演化的内在规律性，这一规律的客观性又对制度环境建设提出了一定的要求。
同时，处于“转轨体制”中的我国微观经济组织较之处于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例如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和稳定的计划经济体制(例如转轨前的计划经济国家，包括我国)中的微观经济组织，呈现出多变性、多样性和不稳定性，正是这种特性吸引着经济工作者对其进行研究探讨的兴趣。
基于以上原因，本论文选择以我国微观经济组织作为对象进行效率研究，一方面，论文的研究通过构建面对特定对象的效率分析框架，在一定范围内对现有的效率理论研究成果进行了归结和整合，弥补了当前效率理论研究的不足;另一方面，对我国微观经济组织的效率特征进行分别和综合的研究，不仅为其后续发展中的组织改进提出建议，而且对其发展演变路径作了以效率为视角的理论归纳。因此，本论文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二、研究现状综述与评析
效率论研究综述
经济学中的效率理论的构成繁杂，体系庞大，这里从几个侧面对相关的基本观点(因为这些观点相对比较成熟，因此不一一罗列相关着作)进行概括：
效率的经济定义及其演绎
这里的归纳并不完全，但是有代表性。效率(efficiency)一般是指投入与产出或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关系，在经济学上指的就是现有生产资源与它们所提供的人类满足之间的对比关系。经济学上讲“有效率”是指用一定技术和生产资源为人们提供了最大可能的满足。同样，当讲一个人花钱“很值”时，即花费较少的成本，取得了较大效用，也可以讲这种经济行为很有“效率”。依据考察主体的不同，效率分析具有一定的层次性。
经济学中运用最为广泛的、同时也是较少争议的效率定义就是帕累托效率。这是一种(资源)配置效率，是指市场机制形成的效率。这一概念的使用主要是就整个社会经济而言的。“配置效率”(allocative efficiency)揭示的是全部生产资源与所有人的总经济福利之间的对比关系，主要研究的问题在于资源是否在不同生产目的之间得到了合理的配置，使其最大限度地满足了最大部分人们的各种需要。
经济学家法瑞尔(Farrell，M.J.)把一般意义上的经济效率分解为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两部分。从 1957 年技术效率一词被正式提出，学者们分别从投入、产出等各种角度诠释这一概念，并集中进行以下两个方面的研究：理论方面主要是对技术效率的测算方法进行研究;经验研究则集中于用不同的方法对企业、行业和区域进行微观和中观层面上的技术效率测算、进而分析差异并提出政策建议。所以对技术效率的研究是伴随着对生产率和技术进步的研究和测算出现的。
1966 年美国经济学家哈维·莱宾斯坦(Roberstain, H.)提出 X 效率的定义。这一理论把组织效率同配置效率分割开来，以个人工作(努力)选择的心理和行为为基础来研究企业组织的低效率，认为由于人有选择的理性，个人行为很大程度上会受情感的支配，其进行理性选择和不断调整的结果是努力水平最终将停落在“惰性区域”。
如果没有来自企业内、外的压力，或者特别有诱惑力的补偿收益，个人就会停留在常规努力水平，其与可达到努力水平之间的距离，就是产生 X 效率的源泉。
诺思提出了“制度效率”(Institutional Efficiency)。诺思论述的制度效率，是指在一种约束机制下，参与者的最大化行为将导致产出的增加;而无效率则是指参与者的最大化行为将不能导致产出的增长。制度效率的最根本特征在于，制度能够提供一组有关权利、责任和利益的规则，为人们制定一套行为的规范，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并让生产与消费获得帕累托原则下的最优交换比率。制度效率也可定义为由于采取某项制度而增加的收益与该制度运行所花费的成本之间的比较。
制度效率分为某项制度安排的效率和制度结构的效率两方面。
实际上，各种效率定义其实都是强调了效率本质含义中的一个侧面，而有了特定研究对象(本文中即微观经济组织)的效率研究，则需要回归效率的本质意义，似乎每个侧面都不可偏废，否则研究的目的就难以达成。
三、研究方法与结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