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赵万里与科学知识社会学
近年来，作为库恩后学之一种，建构论及其科学知识社会学实践在哲学、史学、社会科学和文学批评等领域均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宗旨和成就与其说是以人文主义替代科学主义，不如说是为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平等对话开拓了新的空间。这就使我们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引入和评介社会建构论的思想与实践具有了重要意义。因为从文化选择的角度看，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现代史同样深受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徉谬之累，而今日西方之“科学论战”实无异于昔日中国之“科玄之争”。只不过在这两种情况下，科学所处的文化地位已不能同日而语了。科学在传统中国文化中是一种新生事物，在“科玄之争”时期尚处于弱小状态，亟须取得合法地位。而在今日西方，科学不仅已成为主流文化，而且成了威胁其他文化之生存的霸权力量。换言之，“科玄之争”中是科学向玄学争取话语权，而“科学论战”中的情况正好相反。那么在今日中国，科学与人文的消长之“势”又如何呢?是像昔日中国那样科学弱小而人文强大，还是像今日西方那样科学强大而人文式徽?我们是要继续给科学主义呐与喊，还是回头为人文主义鼓与呼?这里的选择恐怕已不是非此即彼那样简单了。今日中国科学文化若与一百年前相比已可谓强，但若与西方相比却仍显弱。且今日科学之强不同于昔日人文之强，强而非寡；今日人文之弱也不同于昔日科学之弱，虽弱不贫。“强”和“弱”是相对而言的，所差往往在毫厘之间。因此，说当今中国科学与人文并举，或不为过。
老子日：“天之道，其犹张弓欤?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论今日科学与人文之势，以我愚见，其理一也。既然科学与人文皆有必然，不能厚此薄彼，“均势”就是“天之道”。在这个意义上，我完全赞成赵万里教授的对话伦理，以及通过对话建立两种文化之信任结构的主张。毕竟历史又前行了一百年，人类的智慧在科学实践和人文实践中得到了极大增长，对科学和人文之一体两面性也认识得更充分了。眼下赵万里教授大作的问世，以及两岸三地中国学人为融合科学人文所做的不懈努力，不正体现了这种时代精神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