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小说概念 方言 翻译
论文摘要：小说这一概念，在中西方原本自有源流，各具内涵，并不必然对等。但在各自的文化传统中，似乎都可视作与主流政治话语相对的“方言”。这是中西小说概念能够完成能指对接的关键所在。同时，在救国图存的时代背景下和近代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中，中国文学原有的小说概念渐渐褪色，国人更多从西方理念来推崇“新小说”，这既使小说概念摆脱了传统观念的束缚，其所指得到初步融会，也使得这一概念变得模糊和芜杂，使古典意义上的小说陷入两难的尴尬局面，给我们留下了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作为中国传统“小说”的概念
小说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外物》：“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与大达亦远矣。”根据杨星映主编的《中西小说文体比较》，这里小说指的是为诸家学说及游说服务的论辩材料，兼有解说和悦怿之意。所以先秦时期的小说书是作为辩论材料的。到汉代，班固的《汉书•艺文志》总论小说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这时的“小说”已转变为“野史”的史家的小说观。自此，这种“稗官野史”的小说观念长期影响中国古代小说的创作，使作家再难以摆脱正史框架和史学“实录”观念的束缚。如果我们把正史框架作为一种主流话语，那之后魏晋南北朝的笔记小说，唐传奇都作为一种政治方言与之对应，至宋元俗语话本的兴起，有了与文言小说对应的方言实质的白话小说。
概括来说，中国传统的小说最明显的特色在于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的分流并立。从体式形态上来讲主要包括琐言、逸事、志人志怪的笔记小说、传奇、话本、章回小说。
二、中西小说概念能指的对接
最早用“小说”翻译novel，或用novel翻译“小说”把二者对等起来的，是十九世纪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十九世纪的传教士发现了“小说”这个在中国深入人心的文类，并开始利用，他们写作和翻译了一批可以被归之为小说的叙事作品，其数量远大于此时期中国人自己对西洋小说的译介。例如，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开篇第一句话为：“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有之，则先见于外国人所作之中国文学史中。”这一过程基本上有以下两个步骤：
首先是早期字典中概念的对接。在马礼逊编纂的第一本英汉字典《字典》（1812-1823）里，“小说”被解释为“small talk”，并说他通常是历史小说（historical novel）的总称，且通常带有轻蔑的语气。Novel被解释为“a small talk”，即小说书，fiction和romance二词没有被收入。麦都思的《汉英字典》（1842-1843）中，“小说”的解释非常简单，“a novel”。在最成熟的罗存德所编纂的《英华字典》（1866-1869）中，novel：小说，稗说；fiction：荒唐；小说，无稽之言，无根之语；romance：怪诞，小说，荒唐；story：a trifling tale，小说，小事迹。这些词典在明治维新时期传入日本，被发扬光大，其中罗存德的《英华字典》在1883年被修改增订重新出版，后又几度再版，可见流传之广。用小说来翻译novel，fiction，romance等词汇，基本定型。所以，可以确定的是在1815年已经有了小说与“novel”的对译。
其次是早期传教士写作。从1938年9月起，就陆续有介绍中国小说的传教士文章发表在一些中国学杂志上，还有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撰写的《中国文献纪要》（1867）艺术以及瞿理思的《中国文学史》，在这本书里，瞿理思将文言小说与章回的白话小说放在一起对应于fiction，novel和romance。
三、中西小说概念所指的融会
在早期传教士介绍中国小说的时候，对中国学人没有把小说作为一种政治性用途的民族文学感到不满和遗憾。这是小说概念能指对接表现出来的第一次所指差异的碰撞，是一次中西文化传统的碰撞。
现在与小说对应的主要五个词语在西方叙事文学发展过程中自有其传统。在英语世界中，这五个词是story，tale，romance，fiction，novel，法语界是：histoire，conte，novelle，roman四个词。现英美西班牙一般用novel来表示长篇复杂的现代叙事作品，用romance来表示现代以前和中世纪的各种叙事作品。而法、德、意则仍用roman来表示长篇叙事作品。Roman，就是罗曼语的意思，泛指的是中世纪迁移到欧洲大陆的所有蛮族各部落的方言，区别于官方书写的拉丁语。所以，romance与各民族的口头史诗传奇等分不开，直至十一世纪以拉丁文的拼音方式书写下来后又被称为通俗拉丁语，即以拉丁字母拼写的罗曼方言。所以作为小说源头的romance在最初就是与民族国家、民族语言的独立和强大不可分割的，这点在文艺复兴早期最为明显。例如但丁的《神曲》用的就是当地的托斯卡纳语，同时又写了《论俗语》，以及龙沙杜贝莱的《保卫和发扬法兰西语言》。之后，随着城市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和生产方式的要求，进一步裂变出fiction和novel之意，至十八世纪菲尔丁集大成，novel作为一种包含新颖和小说的双重意义在英语世界取代了传统romance成为现代长篇叙事作品的代名，在十九世纪中期后固定下虚构长篇叙事文体的现代内涵。因此，在西方的文学传统中，小说的地位非常重要。并且，在这一过程中，novel比romance具有更多现代、当下的意义，所以又被一些西方理论家是最能代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文体。
事实上，正是西方小说内在的这种民族性和政治性，推动了处于民族危亡时刻的中国文人借西方理论推举“新小说”，启蒙开化。1985年，傅兰雅首发“时新小说”竞赛，以novel和fiction的现代理念来衡量和改造中国小说，成为梁启超“新小说”的先声。中国传统对于“小说”意义的要求，除了“以备闲时阅览”的娱乐功能，莫过于劝善惩恶，而傅兰雅对小说的要求指向的是改善民族的生存现状，达到富强的未来。正是这样的思路，开启了中国小说变革的序幕。
到了戊戌之年，这个进程开始加快。先有1897年，《国闻报》上发表严复、夏曾佑的名文《本馆附印说部源起》，表示要随报分送小说，或者译著，或者自作，目的是“使民开化”，因为“且闻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严复用“小说/说部”一词来指称novel，与此前的传教士和此后的梁启超从日本引入的政治小说相同。众所周知，梁启超倡导“小说界革命”，推广政治小说，是直接以日本为样板的。明治第二个十年的翻译文学，以英国通俗小说家李顿和迪斯累里的大量政治小说为主要内容。政治小说这个新概念被引入日本，民权派作家模仿西方政治小说的模式，创作出了一大批日本的政治小说，成为其小说改良的第一批成果。正式向日本介绍novel，并用“小说”翻译novel提倡日本小说改良的，是坪内逍遥的《小说神髓》，他第一次系统介绍novel的内涵与其形成发展，并以之对比日本小说，提出一种现代的小说观。梁启超1898年到达日本，虽然没有确凿的考证证明梁启超看过《小说神髓》，但肯定受到了当时日本小说兴盛状态的影响。加之当时中国的特殊状况，因此梁启超从小说的教育启蒙功用角度推崇novel，“政治小说”一语，是整个“小说界革命”的基石，小说在中国之所以能够被重新认识、认为提升，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梁启超发现了可以有政治小说这样一种小说形态存在，那是梁启超心中理想的新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