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发展历程解析

时间:2018-01-10 论文范文 我要投稿

       论文关键词:SSK;代际演进;强纲领;社会建构论;社会学有限主义
  论文摘要:科学知识社会学分别以强纲领、社会建构论和社会学有限主义为指导纲领,展现为不断向实践纬度演进的三代发展历程,逐步摆脱了其理论困境,走向成熟,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进而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未来走向开拓了新的发展空间。

    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of Scientific Knowledge),以下简称SSK)以其激进的建构论主张迅速产生了国际性影响。它对科学采取的怀疑论和不可知论立场,对哲学本质主义(essentialism )、形式主义( formalism )、基础主义(foundationalism)和实证主义(positivism)的拒斥,尤其是它所开展的丰富多彩的经验社会学研究,使得对知识和科学的社会研究继20世纪20一30年代的繁荣发展之后,进人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本文分析了SSK产生的时代背景、代际演进及其理论优势与局限,进而试探SSK的未来走向。
    一、科学知识社会学产生的时代背景
    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产生和发展与欧美国家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特殊社会文化背景紧密相连。二战后科学霸权地位的确立、“大科学”观念的形成和“反文化运动”的兴起是科学知识社会学产生的时代背景。
    进人20世纪,科学在理论和应用上所取得的迅速而广泛的进步,不断强化了人类自启蒙运动以来根深蒂固的科学主义信念,科学唯我独尊的霸权地位得以确立。“大科学”( Big Science)观念也随着普赖斯《小科学,大科学》(1963)的发表日益深人人心。然而,在经历了上世纪20年代的大萧条、两次世界大战、核军备竞赛及环境生态危机后,科学之剑的“双刃性”为人们充分体会。人文学界在60年代发起了“反文化运动”,支持与科学共同体普遍主义立场相对的价值与精神,两种文化(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的对立由此形成。人文学者认为,科学并不是理性的解放力量,而是被广泛的教条所限制,或被福柯表达为一种等价于权力的知识系统。’·这种对“文化霸权”的批判促使人们注重对知识与社会相互关系的研究。
    20世纪70年代初,以巴恩斯和布鲁尔为首的英国爱丁堡学派顺应时代潮流,通过对作为“知识社会学风暴中心”的马克思主义,尤其是舍勒(M,  Scheler)和曼海姆( K.  Mannheim)的“反身性原则”和“知识是群体互动和社会协商的产物”思想的深刻研究,以及对维特根斯坦(LWittgenstein)后期哲学和默顿(R.  Merton)科学社会学“科学事业的社会建制研究”的批判与反思,在汲取曼海姆相对主义思想和库恩理论尤其是“范式”间具有“不可通约性”思想的;’马基础上建立了科学知识社会学。
    二、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代际演进
    科学知识社会学根据科学对社会作用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其指导纲领:从强纲领、社会建构论到社会学有限主义,展现为不断向实践纬度演进的三代发展历程。
    (一)SSK的三代发展历程
    1、第一代科学知识社会学
    以布鲁尔(D.  Bloor)、巴恩斯(B.  Barnes)和柯林斯( H.   Collins)等为代表的第一代SSK学者以“强纲领”( strong program)为指导纲领,从宏观视角和相对主义立场出发考察了科学的合理性,强调科学评价中的情景和偶然因素,提倡怀疑主义,以消解科学理性的合法地位。主要任务是将科学知识与社会因素连接起来,通过贯彻相对主义强纲领揭示科学知识的社会性质,力图打破传统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二分观念,把社会学方法贯彻到底。他们坚信经验知识是渗透理论的,而理论又受制于科学共同体所尊奉的特定范式;科学内蕴了社会性本质。这些信念围绕着知识的社会性纬度或轴心,循着历史主义科学观的后现代取向,把科学观推进到了更加激进的相对主义立场和更为极端的非理性主义态势,使后现代科学观随“社会学转向”( the Sociological ’Turn)而发生深刻的演变。
    在第一代SSK代表作如布鲁尔的《知识与社会意象》、巴恩斯的《科学知识与社会学理论》、柯林斯的《改变秩序》中,学者们强调相对主义在经验上是有效的,其特征为:强调知识内容的社会决定性和历史依赖性,否定知识的普遍性和客观真理性;科学知识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具有地方性和建构性;否认经验证据是理论选择的标准,理论选择是科学家之间磋商、解释和争论的社会过程;有意混淆事物间的界限,否定事物间的区别和对立;用文化中的非理性方法否定科学中的理性方法。理性、客观性和真理最终被归结为具体的社会文化群体通常所采取和执行的有局限性的社会文化规范。
    爱丁堡学派和巴斯学派是第一代SSK的主要学派。布鲁尔的“强纲领”和巴恩斯的“利益分析模型”奠定了爱丁堡学派的基础。在《知识与社会意象》(1976)中,布鲁尔为SSK研究制定的“强纲领”包含四个原则:(1)因果性( causality ) ;( 2)无偏见性(impartiality ); ( 3)对称性( symmetry );( 4)反身性(reflexivity ) 。巴恩斯则从解释学纬度积极建构其“利益分析模型”。他认为,“利益”不仅包括广泛的社会背景因素(如经济、政治的冲突)、一般文化取向(如意识形态),还包括科学共同体内部的特殊条件(如专业或学派),强调特定的科学事件和科学行动可依卷人方的特殊利益得到较好说明。科学知识是在利益驱动下得以建构的社会产品,应置于社会学研究中,服从社会学因果分析。
    以柯林斯为主帅的巴斯学派,采用微观社会学的观察与访谈法,将注意力放在争论结束的机制上。柯林斯等人提出并采用经验相对主义纲领作为争论研究策略,即从科学实践本身出发对科学家的理论和信念做相对主义说明,以表明不存在“跨文化的理性标准”。他引人“涵文化模型”进一步说明各种社会因素是如何影响科学家的态度及如何使科学家达成一致意见的,其中少数知名科学领导人组成的“核心组”( core-set)的磋商过程尤其值得注意。经验相对主义纲领促使其他SSK学者对争论结束机制和微观研究方法给予必要关注,为技术的社会建构研究直接提供了示范性工作。

    2.第二代科学知识社会学
      以拉图尔(B.   I,atour )、塞蒂纳(K.  Cetina)、伍尔加  ( S. Woolgar)和卡龙(M.  Canon)等为代表的第二代SSK学者以社会建构论(social constrnctivism)为指导纲领,从经验主义和与境主义的微观视角出发,通过对处于科学核心地带的实验室进行田野式考察,揭示了实验室生活如何集中体现了现代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特征,提出了第二代SSK的研究纲领—“实验室研究”( laboratoy Studies)及“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Cheorv,简称ANT)他们抓住科学实践的行动本质,及大科学时代中科学知识产生过程之即时(real-time )、现场(in-site)和动态(dynamis)特征,说明科学观察是负载理论的,科学知识是负载利益、文化、实践与情景的。在科学研究“会学转向”基础上发动了“人类学和文化转向”( the AnthropologicalCulture Turn)。
    在第二代SSK代表作如《实验室生活》和《制造知识》中,学者们揭示了科学知识为人们所忽视的一面即社会性方面和科学家科学工作日常的、真实的生活情景,体现了社会建构论的本质意涵:科学知识是人类的创造,是用可以得到的材料和文化资源制造的,而不仅仅是对预先给定的、独立于人类活动自然秩序的解释;某些领域的知识是我们社会实践和社会制度的产物,或是相关社会群体互动和协商的结果。核心是在科学知识内容与社会因素间建立因果联系,否认自然对知识的作用,科学知识不是已有知识的理性、逻辑延伸,而是不同社会、文化、历史过程的偶然产物。涉及的基础理论主要是认知相对主义,目的是解构科学理论的逻辑结构、客观逻辑方法和实验在检验真理时的权威地位。
    巴黎学派和柏林学派是第二代SSK的主要流派。拉图尔与伍尔加合著的《实验室生活》( 1979)的出版奠定了巴黎学派的基础;20世纪80年代,拉图尔又与卡龙合作倡导“行动者网络”理论,自此巴黎学派正式成立。拉图尔研究主旨和学术兴趣集中于“科学家的日常生活如何导致了事实之建构”,目的在于揭示科学的神秘性和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性本质,即科学事实作为人为的结果,其外在性或客观性只是实践建构的产物。柏林学派塞蒂纳认为科学实验是一种认识论文化(epistemic cultures) ,科学研究中存在资源要素分配,在实验室中不同科学家间体现了一种交换关系,如实验室领导和实验科学家间的互惠互利关系,表明了社会是科学活动可行的真正基础和深层原因。
    受赫丝(Hess)和后现代思想影响,卡龙首先提出对社会科学研究的“行动者网络”理论,拉图尔对之进一步发展。通过强调科学活动的实践本质,拉图尔把科学理性的深厚基础建基于广泛的社会语境,凸现了科学活动的人类学本质意义。A NT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科学知识的微观研究框架与科学文化的宏观社会体制间的分野,丰富和捍卫了SSK社会建构论,为科学与人文的辩证关系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3第三代科学知识社会学
    以社会学有限主义(Sociological Finitism)为指导纲领的新一代SSK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巴恩斯、布鲁尔和亨利(John Herry)(简称BBH)是主要代表人物。BBH在《科学知识:社会学分析》(1996)中,系统阐述了社会学有限主义的基本主张,旨在倡导一种与境中的科学知识即情景知识(situated knowledge ),认为社会成分是作为一种社会背景而存在。他们在理性和相对主义的冲突中寻求一种“根植于实践的理性”,希望采取一种第三条道路为无法否认的非个人化的科学知识作主观框架介人的语境解释(explanation in context),但并不完全排斥对科学客观性的合理性辩护。SSK学术思潮由此步人了广泛而深人的“实践转向”( the Practice Turn ) 。
    在BBH看来,有限主义解释强调分类活动的社会学利益和传统特性。从社会学角度说,分类词汇的含义不仅与其使用时的“意义”相关,且与在当前情境下所有其他词汇的含义有关。社会学有限卞义的基本含义为:(1)(分类)词汇的未来使用是开放的(open-ended)。强调分类行为的不确定性;(2)任何分类行为都具有可错性。强调分类活动中的集体判断与磋商;(3)所有分类行为都具有可改变性,集体权威贯穿于分类活动的始终;(4)每个分类词汇的连续使用是有条件的(conditioned)和相互独立的;(5)不同的分类词汇在使用上的相互联系可看作是人与人间的相互作用。rs〕基于此,BBH把这五项原则推广到信念和范例中;通过对科学家实在论策略的社会学有限主义解释,提出了“利益和目标因果解释模型”,并将之推广到科学划界问题中;又通过对非经验知识—数学和逻辑进行社会学有限主义解释,证明了社会学有限主义的普适性。这样,BBH建立了社会学有限主义的纲领体系,并对这种新纲领进行了详细论证和初步使用。 

(二)SSK代际间的理论联系
    从强纲领、社会建构论到社会学有限主义,SSK研究策略发生了微妙调整。通过比较可发现:
    第一,SSK区别于传统科学元勘(science study)的共同特点有:一是认为科学知识本身必须作为一种社会产品来理解,科学探索从过程直到其内核在利益和社会建制上都是社会化的;二是SSK的研究方法为经验主义和相对主义。狭义的爱丁堡学派以宏观方法见长,努力追踪经典社会变量(如相关群体的利益)与相关群体的知识内容间的因果联系。
    第二,与第一代SSK学者仅说明了科学活动是一种社会过程相比,第二代SSK进一步以实践观科学行动论令人信服地说明了科学知识的具体内容是依赖于社会过程的,突破了传统科学观的认识论黑箱,开启了后现代科学元勘的实践研究方向。
    第三,社会学有限主义既回避了前期纲领的基本信条,又继承了其基本精神,具体表现为:(1)回避了受到强烈批评的强纲领原则,只字不提反身性、对称性和无偏见性,而继承和发展了因果性原则,从而建构出了社会学有限主义的工具—目标和利益因果解释模型。社会学有限主义的核心原则—意义、信念和范例的使用具有开放性、可错性和可改变性,暗示了这些原则也同样适用于SSK。可见BBH明显放弃了对称性和反身性原则,而是试图通过强化因果性原则建立了新纲领。(2)进一步强化了强纲领的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因素,依靠其批判性功能为SSK未来的生存和发展提供理论资源。词汇的意义、信念和范例未来使用的开放性、不确定性、可错性和可改变性,词汇、信念和范例连续使用的背景依赖性或非独立性,以及不同词汇、信念和范例使用的有条件性,都旨在强调科学知识之偶然的、即时的、在地的(local)相对主义特性,表现了怀疑主义立场。从这一意义上可以说,在新纲领中,BBH虽放弃了强纲领的某些宣言,但其基本的“方法论的相对主义”立场却没发生任何改变,相反却得到了进一步强化。(3)继续坚定地贯彻用经验研究的方法来论证相对主义立场,以实现SSK科学主义诉求。他们通过对较简单的科学常识(而非以往的物理学、天文学)进行社会学分析,来论证社会学有限主义的有效性和合理性。
   三、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未来走向
    和任何学术视角、流派或学科一样,SSK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方法上都有其理论优势与局限性。正是在各种错综复杂的争论中,SSK的未来发展路向逐渐明朗化。
    1. SSK的理论局限性
    贯穿于SSK始终的相对主义具有明显的局限性:(1)不可克服的理论矛盾。巴恩斯和布鲁尔的相对主义建立在“等值假设”基础上即“可信性”等同于“有效性”,但可信性原因的合理性若仍用相对主义方法去决定就必须再找出合理性的可信性原因,势必导致“可信性原因”的无穷后退;SSK相对主义否认科学的理性地位,但又声称要把SSK发展为一门科学,这显然相矛盾。(2)实际上是社会学主义。为强调社会因素对科学知识的影响,学者们不惜把一切因素归结为社会因素,表现了社会学主义的野心。(3)“重经验轻理论”。主要从有关“科学事实”的个案分析人手,很少涉及理论层面。这既与其反对经验主义的态度相悖(许多SSK代表人物如布鲁尔明确表示反对经验主义),又表现了其理论的局限性和浅薄性。因为科学既是经验的又是理性的,科学不仅包括观察和实验,还包含理论,且“观察渗透理论”,理论比经验更具有基础地位。
    强纲领在社会学意义上解构理性与非理性、正确知识与错误知识的界限,导致混淆科学与迷信、科学与伪科学的界限;“对称性”、“无偏见性”和“反身性”原则自身并不能实现;“利益分析模型”是一种不对称的社会说明方法,与其自身理论相矛盾。
    社会建构论根植于西方文化尤其是德国思辨哲学传统精神和英美经验主义科学取向基础上,极易陷人西方文化原子论的、分散的、碎片式的思维方式所形成的科学与社会二元分立对决、非此即彼的思维误区。它奉行“零和”游戏逻辑,具有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倾向;全面否定客观性、理性、可靠性与合理性,否定自然的基础地位,只强调社会因素的意义,夸大了社会偶然性因素,在实践中也遇到了挑战。
    社会学有限主义是一种情景相对主义,自身也充满了逻辑矛盾。它通过回避反身性和对称性原则,强化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因素,走经验相对主义的道路从而将强相对主义和经验研究机械地结合起来,不仅不能摆脱原有的理论困境,反而可能会加重其理论困惑和实践矛盾。因相对主义是一把“双刃剑”,作为抵制传统科学观的批判武器它无疑是有力的,但相对主义常从怀疑论开始,以历史相对性和文化多元论为依据,到放弃解构任何“客观性”和“合理性”,最后往往难以自拔地导向虚无主义的泥潭。
    2. SSK的启示意义
    强纲领以独特的研究视角阐释了实在观、真理观和合理性信念,创造性地形成了一种社会化认识论,并引导人们思考:社会文化传统在评价理论的真理性和合理性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科学知识的基础是多元互补的;在元科学的研究中应结束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对立和分离的历程,走向融合和统一的新时代;打破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决然区分的界限,把科学知识纳人社会学研究领域,展示了科学知识作为一种社会实践产品和文化形态的特点,引导人们重新审视科学在整个文化框架中的地位、科学与其他意识形态的关系,客观上影响了人们对当今科学的理解:科学只是人类生活中的一小部分内容已成为个体的共识;为人们提供了看待科学时的一个外在、中立、客观的视角;破除了人们对科学、理性的迷信,所谓的科学及科学家的地位、身份、声誉其实是一个并不存在的“symbol"。这是SSK在社会意识层面上的最大功绩之一。
    SSK学者采用相对主义的经验研究,如实验室研究、科学争论研究和话语分析研究对科学相对性的展示本身就是相对主义的一大成果;坚持“相对主义”—自然态度,有助于更客观地看待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使人们意识到“科学知识实则意味着权利和分配”;其反科学倾向使科学部分具有自我反省功能,更有利于科学的健康发展。
    3、SSK的未来走向
    科学是人类理性和智慧的最高结晶,她既是社会进步和文明演进的利器,又内蕴着“双刃剑”的消极效应。承载着西方理性主义精髓并一贯被视为圣洁无瑕的科学殿堂,在20世纪的世界大战中轰然倒塌了,科学研究的“无形学院”逐渐演变成“大科学”范型,科技“双刃剑”效应也日益凸现,从而昭示了科学与人文关系的高度失调及其两难困境,现代科学知识观必然要发生时代性变革。理论的局限性往往是该理论未来的突破口与发展趋向,从这个意义上说,建构一种以实践为基础的,社会学、人类学和大科学意义上的现代科学知识观,以客观方法和合理路径,有效解决科学与人文间的关系已成为时代使命。这也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未来发展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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