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说诗的观念要求与价值取向探析
二、“诗言志”——说诗的基本价值取向
“诗言志”被朱自清先生称为“中国诗论开山的纲领”（《诗言志辩》）。关于“诗言志”的命题，认为最早出自《尚书·尧典》：“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对于“诗言志”，郑玄注《尚书》解释为“诗所以言人之志意也”。这即是说出自舜口的“诗言志”说是一个有关创作的命题。但据顾颉刚、陈良运等先生从文字学、文献学等方面考证，认为“诗言志”之说大约产生于战国时代，而不可能产生于尧舜时代，这已被学界公认。但随着春秋中叶《诗经》的结集，“诗言志”的观念也必然逐步确立起来了。现存典籍中，最早把言与志与文的相互关系放在一起来说的，是《左传·襄公二十五年》的记载：孔子称赞子产，“《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而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诗”与“言志”的关系的是《左传·襄公二十七年》：郑国君臣在垂陇设宴招待晋国大臣赵孟，赵孟让郑国的七位大夫赋诗“以观七子之志”。其他赋诗人皆借赋诗表示对赵孟及晋国的恩好之意，唯独伯有赋了《鄘风·鹑之贲贲》，取“人之无良，我以为君”句，影射攻击郑伯。赵文子故对叔向曰：“伯有将为戮矣！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怒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幸而后亡。”
“赋诗言志”如前所述，是春秋时期一种流行的用诗方式。这里出现的“诗以言志”是站在接受角度，言赋诗人之志，而《尧典》中出现的“诗言志”则是言作诗人之志。可见，作为中国诗论“开山纲领”的“诗言志”，最早并不是从文学创作的实际活动中产生出来的，而是对春秋时期“赋诗言志”这种实际的用诗活动即文学接受活动的概括和。因此，“诗言志”最早不是一个有关文学创作的理论命题，而是一个有关文学接受的理论命题。
“诗以言志”，是借赋诗言赋诗人之志。从春秋大夫赋诗以及相互间的对答来看，大夫们的赋诗并非完全表现个人的娱乐情志。赵孟认为“《诗》以言志”，但这种“志”却有一定的限制，即关乎国家意志和个人修身的。对于伯有的赋诗，赵孟就提出间接的批评，正反映了对“赋诗言志”中“志”的规定性。对此，萧华荣先生指出：“赵文子事后的评论，他明确提出‘诗以言志’之说。此处之所谓‘诗’，显指《诗三百》；‘诗以言志’也显为以《诗》言志，借《诗三百》的篇章字句言自家之‘志’。这个‘志’也显然不是诗人触物所兴、披心沥诚的感情抒发，而是外交上的意向、愿望和虚与委蛇的酬酢周旋。”
在周代，因为赋诗不当而引起国家间纷争的事时有发生。《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昭子对于宋华定不知赋《诗》言志的评价：“宴语之不怀，宠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其中“宴语、宠光、令德、同福”都是昭子借诗所言之“志”。可见，他对于“志”的理解是有所限定的，并非指个人的主观情志。清人劳孝舆认为，春秋大夫赋《诗》的特点是“古人所作，今人可援为己作；彼人之诗，此人可赓为自作，期于‘言志’而止。人无定诗，诗无定指，故可名不名，不作而作也。”[5]今人顾颉刚先生则认为，“自己要对人说的话，借了赋诗说出来，所赋的诗，只要达出赋诗的人的志，不希望合于作诗的人的志，所以说‘赋诗言志’。”[6]二人对春秋大夫赋《诗》言志的特点作了说明，都是中的之论。但都没有对“志”的内涵作出界定，而这对于深入认识孔子及春秋诗学至关重要。
孔子说：“诗无离志，乐无离情，文无离言。”[7] 孔子生活在用诗的时代，他所谓的“诗无离志”之“志”也必然指用诗人之志。这个“志”，与春秋士大夫们通过赋诗所言的“志”一样，是理性的、功利的。但对以恢复周礼，拯救危亡为己任的孔子来说，这个“志”又是限定在“思无邪”观念之下的。因此，在孔子那里，“诗言志”便成为“诗言礼”的、、教化命题。即通过对诗的诠释来实现恢复周礼的政治理想。为了更好地复兴周礼，孔子对传统进行了反思，在“仪”、“礼”分离的思潮中[9]，①提出以“仁”作为“礼”的理论基础。“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仁”是属于人们的品质和观念，“礼”属社会伦理和制度。就是说人没有仁的道德品质，是不能真正贯彻礼的。可见，孔子引“仁”入“礼”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恢复周礼，正如李泽厚先生所言：“孔子讲‘仁’是为了释‘礼’，与维护‘礼’直接相关。‘礼’如前述，是以血缘为基础，以等级为特征的氏族统治体系。要求维护或恢复这种体系是‘仁’的根本目标。”[8] 基于此可以得知，孔子在具体的对《诗》诠释中，以“仁德”说诗的用意还是为了实现恢复周礼这一现实政治理想的。“诗无离志”说是“诗以言志”说的继承和深化，是孔子说诗的基本价值取向。
论文相关查阅：毕业论文范文、计算机毕业论文、毕业论文格式、行政管理论文、毕业论文
【孔子说诗的观念要求与价值取向探析】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