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雍诗歌中的酒文化
论文关键词:邵雍诗歌 酒文化
论文摘要:邵雍是北宋理学五子之一,以先天象数哲学理论在中国思想史上卓然自成一家。他留下毕生的诗歌总集《伊川击壤集》,存诗1500余首,其中大量的诗歌和酒有关,反映了酒文化的很多侧面,本文拟从三方面进行简单分析。
(一) 涤荡襟怀须是酒,优游情思莫如诗——酒与诗
中国文人自古就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诗与酒成为文人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形成具有独特审美意味的诗酒文化,尤其是魏晋至唐宋,以诗酒闻名的大家名流代不乏人。魏武帝曹操对酒当歌、慷慨悲壮,留下千古名句“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竹林七贤”率真自然、标榜个性,每日在竹林下肆意畅饮,尽显放达与超脱;盛唐的李白,“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把诗与酒的艺术发挥到极致……邵雍生活的北宋,经济、文化发展到高峰,宴饮唱和之风盛行,酒成为文人诗词中屡见不鲜的话题,有“拟把疏狂图一醉”的柳永,“把酒问青天”的苏东坡等,饮者留名的人不胜枚举。生长于太平盛世的邵雍,自然也不能免俗,诗歌中饱含浓浓的酒意。
首先,酒与诗都是邵雍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酒是其涤荡胸怀的媒介,诗是其优悠情思的载体,两者相互作用,成为邵雍人生的慰藉品。邵雍终生不仕,自38岁起闲居洛阳,著书立说,优游度日。如他在《安乐窝中四长吟》中自述的生活状态:“安乐窝中快活人,闲来四物幸相亲。一篇诗逸收花月,一部书严惊鬼神。一炷香清冲宇泰,一罇酒美湛天真。太平自庆何多也,唯愿君王寿万春。”另有《安乐窝中诗一篇》、《安乐窝中酒一罇》分别叙述自己喜欢写诗、饮酒的原因。写诗是为了“自歌自咏自怡然”,以期达到“直恐心通云外月,又疑身是洞中仙”的飘然忘世的境界;饮酒则是“非唯养气又颐真”,不求酣醉,只求微醺,做一个“逍遥客、自在人”。
其次,酒是诗人进行诗歌创作的催化剂,酒饮至一定状态,可使人诗兴大发,才思泉涌。日常生活中的文人受理性、道德的束缚,不能直抒胸臆畅所欲言,借助了酒,他们可以暂时摆脱现实,得以进入物我两忘、无拘无束的自由创作状态。邵雍晚年诗歌创作颇丰,讲究“兴来如宿构,未始用雕镌”,没有任何格律限制,随意而发,这也和他借酒吟诗的习惯有关,如其在《后园即事三首》中所说?“年来得疾号诗狂,每度诗狂必命觞。”可见酒在其诗歌创作中的重要性。
(二)花前把酒花前醉,醉把花枝仍自歌——酒与花
邵雍自称其《伊川击壤集》是“一篇诗逸收花月”,因此他的诗歌中吟咏花的诗句比比皆是,从而形成一种特色,有花必有酒,有酒必有诗。邵雍对花的喜爱充分表明他并非一个面目可憎、道貌岸然的理学家,而是一个懂得享受生活、热爱生活的艺术家,把自己的隐居生活经营的诗情画意。如《南园赏花》:“三月初三花正开,闲同亲旧上春台。寻常不醉此时醉,更醉犹能举大杯。花前把酒花前醉,醉把花枝仍自歌。花见白头人莫笑,白头人见好花多。”诗中用简单的笔墨描述了他与亲友的一次赏花行动,一个酒至半醉、憨态可掬、“醉把花枝仍自歌”的老人形象呼之欲出,让人不禁莞尔,从诗中也可看出他的生活悠闲自得、率意天真。
邵雍之所以对赏花饮酒情有独钟,有两方面原因。其一是受隐居地洛阳的`爱花、重花之俗影响。他年轻时游历四方,最终定居洛阳,正是喜爱其山水风俗之美。而洛阳以牡丹冠绝古今,欧阳修《洛阳牡丹记》记载了当地赏花的盛况:“洛阳之俗,大抵好花。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可谓“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喜若狂”,这样的城市氛围自然会感染性情中人邵雍,激发他对花的眷恋和喜爱,因此花与酒成为他诗歌中一种意象符号,表达一种超脱世俗的欢乐和天真,同时也渗透着他对生活的哲理性思考。如《对花吟》中:“百年光景留难住,十日芳菲去莫遮。对酒有花非负酒,对花无酒是亏花。”看似把酒对花的一时醉语,其实不仅反映出其“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旷达,而且透露了他对时光飞逝的慨叹和对当下良辰美景的珍惜。
另一原因是花和酒是文人生活和艺术创作中的重要素材,花是审美对象,酒是感情的发酵剂,两者一起构成文人特有的诗意人生。邵雍的诗歌基本上再现了他的生活状态,其中对花与酒的描写有《嘱花吟》、《插花吟》、《落花长吟》等等,如“把酒嘱花枝,花枝亦要知”,依稀可见一个老者端着酒杯,痴痴的对着盛开的花朵喃喃自语,在他心里花是一个可以对话的生命,而不是自开自落的植物。尤其值得深思的是《插花吟》:“头上花枝照酒巵,酒巵中有好花枝。身经两世太平日,眼见四朝全盛时。况复筋骸粗康健,那堪时节正芳菲。酒涵花影红光溜,争忍花前不醉归。”满头白发的老人头上插着一朵鲜花,把酒吟诗,自得其乐。这样的场景在宋代其他文人作品中也并不鲜见,如:苏轼诗中“人老簪花不自羞,花应羞上老人头”;黄庭坚诗中也有“醉里簪花倒著冠”;欧阳修词中“白发戴花君莫笑”;李清照词中有“醉里插花花莫笑,可怜春似人将老。”文人插花、簪花总是和醉酒有关,或许其中蕴含某种特定的文化意义,还有待挖掘。
(三)珍重相知忽相访,醉和风雨深夜归——酒与人
酒文化的主体当然离不开人,所谓“酒有别肠,唯文者近”,文人用自己的行为方式和作品赋予了酒多重的审美意义,使酒文化广泛而深入的渗透在历代的文学作品中。文人是酒真正的知音,酒性外冷而内烈,文人则大多是外儒而内刚,自然相见恨晚、难分难舍了。只有文人嗜酒如刘伶者,能提一壶酒,命仆人带锄跟随,说“死便埋我”;只有文人如酒仙李白者,能“狂歌痛饮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文人与酒,是天生的精神伴侣,彼此神交而相得益彰。
从《伊川击壤集》的千余首诗歌中可以看出,酒同样成为邵雍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或自斟自饮,或对席劝酒,或酹酒怀人,或以酒会友,甚至没酒喝了就问人乞酒,可见也是个无酒不欢的酒中豪杰。邵雍的诗歌传达的是一种快乐诗学,没有无病呻吟,没有怨天尤人,也没有一般文人普遍的怀才不遇之感,酒在其生活中是一种能带来快乐和满足的东西,即使是一个人,“一杯酒美聊康济,林下时时或自斟”,也能喝的“频频到口微成醉,拍拍满怀都是春”,没有丝毫的孤独落寞之感。当然最惬意的是以酒会友,邵雍在洛阳时,诗酒雅集之风盛行,洛中耆老名宿经常举办“真率会”、“同甲会”等,城中名流文士齐聚一堂,饮酒赋诗,不亦乐乎,邵雍交游广泛,也经常参与其中。尤其是与“洛中四贤”富弼、司马光等人时相往返,交情匪浅。如卷九《和弼》“贯穿百代常探古,吟咏千篇亦造微。珍重相知忽相访,醉和风雨夜深归。”两人谈古论今,饮酒赋诗,不觉竟至夜深,足见两人“酒逢知己千杯少”。邵雍饮酒也有伤感的时候,如《哭张元伯职方》:“近年老辈频凋落,使我中心又恻然。洛社挂冠高卧者,唯君清澈如神仙。昔者与君论少长,今日与君争先后。把酒酹君君必知,为君洒泪西风前。”昔日洛社诗酒之交,一个个撒手人寰,只能把酒酹君,独自追忆往事,感伤失落之情溢于言表。
总而言之,酒在邵雍诗歌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是酝酿诗歌的工具,是赏花感怀、醉酒放歌的契机,是宴饮交游,烘托气氛的媒介,没有了酒,邵雍的诗歌将会是另一种面貌。
参考文献:
[1]邵雍著.陈明点校.伊川击壤集[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
[2]长弓,国艳主编.中国酒文化大观[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
[3]王水照.宋代文学通论[M].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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