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苏轼贬谪儋州时期的散文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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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苏轼贬谪儋州时期的散文创作

  论文关键词:苏轼 州 散文

议苏轼贬谪儋州时期的散文创作

  论文摘 要:贬谪州是苏轼人生的低谷期,但乐观旷达的苏轼不仅以宽敞的胸怀直视生活,而且采取各种方法丰富充实生活。在他的笔下,州的风土人情也呈现出别样的异彩。

  ??绍圣四年四月十七日,苏轼被责授琼州别驾,移昌化军安置。同年七月二日,苏轼与幼子过到达昌化军贬所,即今海南省州市。元符三年二月,因徽宗登基,恩移廉州安置。四月,因生皇子恩,诏授舒州团练副使。六月二十日,苏轼渡海离开海南岛。至此,他在州生活了将近三年。苏轼贬谪州的文(不含书信),据《苏轼年谱》统计共有93篇,其中91篇《苏轼文集》有收,余下2篇《晚香堂苏帖》有增补。
  ?与惠州之文相比,州之文不但在体裁上有明显变化,内容上也有很大不同。就体裁言,赋体惠州时没有,此时则有6篇;史评,惠州时仅有1篇,此时期则有19篇之多。就内容言,最大的不同随体裁变化而来,即史评性文字大量增加,构成了州之文的一道亮色。
  ?州之文体裁和内容上的变化,无疑与苏轼这次海南之贬有莫大关系。这次贬谪,是苏轼人生三贬中最严重的,也是同时被贬的元祐党人中最悲惨的。虽然在被贬惠州时,苏轼已经能够用一种从容旷达的心态去面对人生的苦难,但是再次遭逢被贬,而且是贬往国土的最南端,这给苏轼的心灵依然带来了不小的震惊和伤痛。他在《到昌化军谢表》中说:“臣孤老无托,瘴交攻。子孙痛哭于江边,已为死别,魑魅逢仰于海外,宁许生还。”其生还无望、悲观欲绝,比惠州时要真切的多。
  ?谪居海南时,苏轼已经62岁,身边只有苏过一人。生活上又是一派惨淡景象:“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在这种情况下,怎样对待未来的生活,如何把握剩余的生命,是垂暮之年的苏轼唯一能做的事情。而东坡之为东坡,给予后人的最深刻印象,也在于此。即便生命所剩无几,即便命运把他逼到角落,他依然能够以积极乐观的心态面对生活。他在《书海南风土》中说:
  ?岭南天气卑湿,地气蒸溽,而海南为甚。夏秋之交,物无不腐坏者。人非金石,
  ?其何能久。然耳颇有老人,年百余岁者,往往而是,八九十者不论也。乃知寿夭无定,
  ?习而安之,则冰蚕火鼠,皆可以生。
  虽然岭南的环境恶劣,然八九十岁的高龄老人比比皆是。这一现象增强了苏轼的继续生活的信心。既然他们能够适应这个环境,我为什么不能?他的这一想法,也打破了瘴之地折损性命的世俗观念。
  ?苏轼不仅以宽敞的胸怀直视生活,同时也采取各种方法丰富充实生活。首先,以品评的方式对待极度匮乏平淡的食物。如《书龟息法示过》、《老饕赋》、《黍麦说》、《菜羹赋》等。《菜羹赋叙》云:“东坡先生居南山之下,服食器用称家之有无。水陆之味,贫不能致,煮蔓菁芦苦荠而食之。其法不用酱而有自然之味,盖易而可常享,乃为之赋。”在现有的极端困苦的生活条件下,以新的烹饪方法使食物适口,无疑给平淡的生活增添了几分色彩。其次,利用当地条件广采药物,也是苏轼州生活的.一部分。《海漆录》、《辩漆叶青粘散方》、《苍耳录》、《四神丹说》、《益智录》等短记都是苏轼居时研究和服食药物的真实记录。最后,著书立说也是苏轼居生活的重要部分,从《题所作书易传论语说》来看,苏轼在谪居州时,先后完成了《书传》、《易传》和《论语说》。此外,他还撰写了一批系统性的史评,这也是州之文变化最明显的一部分。据《邵氏闻见后录》载:“苏叔党为叶少蕴言,东坡先生初欲作《志林》百篇,才就十三篇而先生病。”?1《苏轼文集》卷五就是这13篇的内容。其中《论范》、《论伍子胥》乃一分为二所致,加上卷四之《宋襄公论》和《士燮论》,共有16篇。
  ?苏轼的这16篇史评,常常是以历史人物或具体的历史事件为评论对象,如《论武王》、《论管仲》、《论孔子》、《论范》、《论周东迁》等。针对这些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苏轼往往提出一些个人的独到新颖的观点,而不盲从于传统的抽象的道德标准。比如《论武王》中反对孟子企图掩盖武王弑君的说法,认为“武王非圣人”。历史上,武王灭商之后,封纣子武庚禄父于殷,又让他的弟弟管叔鲜、蔡叔度相禄父治殷。苏轼认为:“杀其父,封其子,其子非人也,则可,使其子而果人也,则必死之。……武王亲以黄斩纣,使武庚受封而不叛,岂复人也哉??2”也就是说,武王将武庚置于一个两难的境地。一方面,武王葬送了武庚的父亲商纣王的性命,另一方面,武庚作为一个臣子,又不得不臣服于武王。那么,武庚只有两种选择,要不作乱背叛,要不就像楚令尹子南之子那样选择自尽。这样,苏轼就从伦理道德方面揭示了武庚叛乱与武王灭商的必然联系。
  ?不仅如此,苏轼还认为商纣王虽无道,虽可杀,但武王并没有“代商而立”的必要。对待商纣王这样的昏君,首先应该让他“以考终,或死于乱”,甚至可以劝他改过,“若不改过,则殷人改立君”。以兵取之,放之,杀之,都是不可取的。圣人的做法应当是:“天下无王,有圣人者出而天下归之,圣人所不得辞也。”这就打破了儒家传统中的那种道德解读,并不认为“武王伐纣乃解黎民百姓于倒悬”的正义之举,反倒是还原了武王弑君的真实面目。
  ?接下来,苏轼又说明了武王为什么要封武庚于殷,而没有像对待商纣王那样直接取其性命。苏轼认为,“殷不伐周,而周伐之,诛其君。夷其社稷,诸侯必有不悦者,故封武庚以慰之。”也就是说,武王之所以要封武庚于殷,目的在于安抚诸侯,以确保自己君主之位的稳定性。《论武王》这篇史论不仅观点鲜明,论证逻辑也十分有条理,而且这种对历史的认识因为剥离了儒家道德的面纱,显得更接近于历史真实。
  ?其他的几篇史论,同样也十分精彩。例如《论始皇汉宣李斯》中论秦亡之由,说蒙毅、李斯、赵高、胡亥一起随秦始皇出巡,途中秦始皇生病了,派蒙毅去祭祀山川,蒙毅尚未归还时,秦始皇就驾崩了。李斯、赵高就矫诏立了胡亥。而当时蒙恬、扶苏都掌握着秦朝的主力军队,本有力量与胡亥、赵高抗衡,但却接受了假传的诏命,最终招致杀身之祸。这是为什么呢?苏轼认为是秦法历来严酷,“令行禁止”已成风俗的缘故。又如《论周东迁》认为“周之失计,未有如东迁之缪者也”,因为周朝建国的根基在西安,迁至洛阳,就好像卖掉了自己的田宅,失去了安身立命之所。总而言之,苏轼的史论文,往往能够透过一些偶然的历史事件,抓住一些必然的因素,比纯粹的论理说教,更具说服力。
  ?除了上述几个方面,苏轼州之文中关于州风土人情的描写也颇有意思。他看到当地人民“病不饮药,但杀牛以……以巫为医,以牛为药”(《书柳子厚牛赋后》)的落后状态,深感这样下去,既不能治病,又影响生产。于是他就写了《书柳子厚牛赋后》给琼州僧道,希望他规劝当地父老,改变这种迷信鬼神的不良习俗。当时州还保留着母系氏族社会的某些迹象:“土风坐男使女立,男当门户女出入”(《书杜子美诗》),即男子管家务,女子外出谋生。对于这种习俗,苏轼也常常劝导当地百姓,希望得到改变。
  ?综观苏轼州之文,很难用几句话概括它的内容或特色,其体裁之繁复,可谓“文备众体”。题材之广,与黄州、惠州相比又胜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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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文献
  ?[1][宋]苏轼撰,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
  ?[2][元]脱脱等撰,《宋史》,中华书局,1983年。
  ?[3][宋]邵博撰,刘德权、李剑雄点校,《邵氏闻见后录》,中华书局,1983年。
  ?[4][宋]苏轼撰,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
  ?[5]孔凡礼撰,《苏轼年谱》,中华书局,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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