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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认识论抱负
论文关键词:科学知识社会学 认识论 知识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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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已经成为当前研究知识属性问题的一条重要进路。近来，SSK的认识论抱负，关于知识的观点也越来越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鉴于此，在与传统认识论的比较中阐释SSK的认识论抱负，通过比较SSK与传统认识论一脉相承的研究旨趣和研究进路上的差别，表明其对知识研究的重要意义。
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自80年代以来，逐步进入国内学者的视野。从其称谓来看，SSK与社会学有着天然的联系，其思想渊源可以直接追溯到科学社会学和知识社会学的传统，因此在科学哲学家看来，SSK的社会学抱负是显而易见的。同时，SSK最初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是以一种“反科学”的姿态出现的，很多学者将SSK看作是一种解构科学客观性的事业来看待。所以，更多关注它对传统科学哲学的背离以及对传统科学观的批判，这事实上忽略了SSK的认识论抱负，以及SSK对认识论的一种积极贡献。近来一些学者已经意识到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认识论抱负，开始挖掘其完全不同于传统认识论的研究进路对知识本性问题所作研究的重要意义。
SSK有着强烈的认识论抱负，其核心主张是以一种经验主义和自然主义的方式对科学知识进行描述性研究，并得出科学知识产生过程中社会因素起决定性作用的结论。
SSK的这种认识论抱负早在知识社会学的代表人曼海姆那里就有体现。曼海姆希望用社会学的实证方法来研究人类思想。由于深受德国思辨哲学的影响，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带有极强的认识论色彩，他希望通过经验调查、描述和结构分析来说明社会关系在社会生活中如何影响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同时通过认识论方法考察社会与思想的关系。他试图表明，构成知识信念的是社会而不是个人，主张知识社会学应关注社会环境，而不应仅局限于对个人思想的关注。因此知识社会学的任务是:“通过大胆的承认知识与存在之间的关系，来解决知识受社会制约的问题，并用它们来检验我们的理论。……知识社会学的目标就是将得出的结论变为最可靠的真理，因而更接近于把握解决有关问题的方法论。
SSK继承了知识社会学的这种哲学旨趣，并进一步将“知识”范围扩大，把一直被知识社会学排除在外的科学知识也纳入自己的研究领域。在SSK看来，要想对知识的本性问题作全面的考察就不能将科学知识置于这种分析之外。一直以来，知识社会学家和科学哲学家都认为，与文学、艺术、宗教相比，科学知识在认识论上具有特权地位，科学知识的内容本身，即科学理论，不受社会历史和环境因素直接影响，是完全由自然界决定的，科学知识是对客观世界的镜式反映。“科学知识理应排除在社会学分析之外，免于社会学劫难”。但随着发现语境和辩护语境二分的消解，奎因对观察语言和理论语言区分的批判使得科学知识的认识论特权地位岌岌可危。
受这些思想影响，SSK认为个人的经验和理性不是知识何以产生的有效来源，“一个社会所具有的知识在很大程度上既不表示它的个体成员们的感觉经验，也不表示可以称之为他们的动物性知识之总和的知识。因此我们的文化所具有的知识—正像它在我们的科学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一一并不是关于任何一个个体都可以为自己而经历或者学习的某种实在知识。……是编织而成的故事”。因此社会学因素对于科学知识是决定性的，科学知识与其他知识形态一样都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它不能免于社会学的拷问，因而也必须接受社会学的分析。
所谓社会学的分析就是对科学知识的具体产生进行经验研究。在此前提下，他们或者关注科学争论如何受到利益驱动，或者将争论还原到历史语境之中，或者讨论争论结束的机制，或者从人类学视角在实验室这个特殊的语境中描述科学知识是如何产生的，以局外人的眼光和术语描述实验室生活。虽然SSK内部各个学派之间在观点和研究进路上存在很大差别，甚至对于一些问题的观点是针锋相对的，但是他们也有一些共同之处。
1.知识何以可能:从知识如何为真到知识如何建构
SSK首先关心的是“知识何以可能”，“知识的有效性如何”的问题。在这一点上，SSK与近代认识论一脉相承。我们知道，近代认识论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人如何获得知识，关注认识的来源、范围及其客观有效性的问题，而在当代认识论研究中，主流的学派更加注重对知识之所以成为知识的辩护条件的研究，使得辩护成为当代分析认识论的核心问题。奎因所倡导的“自然化的认识论”事实上表明，认识论的中心任务要发生改变，从一种规范的认识论走向一种描述的认识论。奎因之后，当代认识论的发展呈现出一种多元的趋势。SSK尽管是社会学分支，但由于它的对象是知识，特别是科学知识，所以它不仅仍然具有认识论抱负，而且也与社会认识论结合，具有规范性的抱负。它主要从社会的维度探讨了知识的产生。在实践中，SSK将“知识何以可能”的问题转化为科学知识在生产的语境中，是如何被科学家共同体社会建构出来的。因此，知识的可靠性和有效性问题也必须回到知识生产的语境中考察。
围绕这一问题，SSK内部学者的研究进路和观点并不相同。爱丁堡学派代表人物巴恩斯和布鲁尔主要是在知识与社会环境条件、社会结构的互动中考察知识的产生和有效性问题。他们认为，以往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对知识与信念的区别预设了知识的真实性，这样就等于将知识等同于永恒的真理。但从其产生看，知识并不是真信念，知识必定会受到历史条件、社会环境等外在影响，它是与特定背景或语境中进行的特定实践或程序相联系并通过学习获得或继承的，在此意义上说，知识是一种文化产品。
在知识的有效性问题上，布鲁尔和巴恩斯首先对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知识解释模式进行了批判，并指出，无论经验主义还是理性主义都是建立在对个人经验和理性分析的前提之上，由于个人经验和理性所固有的问题并不能为知识提供可靠的前提。知识的可靠性不是通过个人的辩护得到的，而是依赖于集体的权威。知识的可靠性问题归根到底是一个社会问题，因此需要也必须接受社会学的分析，科学知识也不能除外。
实验室研究学派则深入科学知识产生的语境—实验室中，以一种人类学和民族志的方法考察科学知识具体的产生过程，并考察了知识产生过程中科学家的选择与决定如何与知识相关，将“知识何以可能”的问题转化为科学知识是如何在实验室中被生产出来的，在知识生产的过程中，叨耳些因素参与了知识的建构。由于实验室中生产的知识有很强的语境相关性，因而对其进行辩护也必须回到实验室的生产语境中进行。
2知识的属性:知识不是个人的而是集体的，不是普遍的而是语境的
知识的属性问题具体而言是指，知识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是普遍性的还是语境性的，这涉及到SSK从根本上如何看待知识。这个问题构成了SSK关于知识理论的一个核心，同时也是其论证经验方法合理性与必要性、主张一种社会认识论的前提和基础。
当代传统认识论认为知识与信念是相分的，将知识界定为一种经过辩护的真信念。无论理性主义传统还是经验主义传统都将个人看作获得知识和对知识进行辩护的单元。所不同的只是理性主义传统将理性(推理规则)看作知识的来源和可靠性的基础，而经验主义传统将个体经验看作知识的来源和可靠性基础。因而，在SSK看来，传统认识论是一种个体主义的认识论，这种认识论并不能对知识的来源和有效性(特别是科学知识)进行很好的说明。
SSK认为个体的经验和理性都不能为知识提供可靠的基础。知识只是存在于一定社会环境、文化传统中的信念系统。“信念产生于一定的环境和文化之中，因而不可能超越环境和文化的影响。同时社会文化环境又会随时间和地域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因此，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的人，对相同的事物就会有不同的信念，没有任何一种关于自然的信念是准一合理或是准一的真理”。于是就产生了自然信念的多样性，这与维特根斯坦所表达的“语言游戏”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处。维特根斯坦把语言看作一种实践，语言的使用就像做游戏一样，处于不同“语言游戏”中的人会有不同的语言，遵循不同的游戏规则，因而“语言游戏”具有多样性。
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和“生活形式”的思想不仅突出了语言的实践性还表明了语言的社会性。维特根斯坦指出，“不存在私人语言”，由此推知，知识也一定是在某一共同体内成员所共同享有的。由此，巴恩斯将知识界定为已被群体接受的信念，而不是正确的信念。同时，巴恩斯指出，科学知识与其他知识一样，也是一种信念体系，因而也受到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任何术语只有在一定的语境中才会有意义，而这种语境必须是群体共享的语境，私人语言在这里是没有价值的。在这个意义上，巴恩斯指出:“事实是被集体界定的，任何知识体系由于其制度特征，必然只包含集体认可的陈述。
爱丁堡学派另一代表人物布鲁尔也在对个体主义认识论进行批判的基础上表明，“对于社会学家来说，人们认为什么是知识，什么就是知识。知识由信念组成。社会学家关注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被人类群体制度化的，或者被人类群体赋予了权威的信念。我们用‘知识’这个语词来专门表示得到集体认可的信念”。诺尔一塞蒂纳也指出:“专业成员的团体是科学中社会和认知组织的相关单位。”从而强调“认知共同体”是科学认知的基本单元。
由上述关于知识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SSK否认个体是获得知识和辩护知识的有效单元，个人的经验和理性不足以保证知识的有效性。知识只是一种得到集体认可的信念系统，它植根于社会文化之中，被某个共同体所拥有和承认，在这个意义上说，知识是集体的，而不是个人的。对知识的考察必须关注社会因素在何种程度上对知识的内容产生影响。
另一方面，知识不是一种经过辩护的永久不变的真信念，而是作为一种具体的、特定条件下的认识结果而存在，是在特定社会情境之中形成并通过一个具体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它们都是由一定的社会群体在特定社会维度影响下，针对当时当地的客观对象所形成的认识，因此不具有普遍有效性。知识不可避免地具有一种语境性。因而在SSK的视野中，知识是一种集体所有的知识，是一种语境中的知识。对此，科尔在《科学的制造》一书中引用了科学史家杰佛达·埃尔卡的说法:“对于事物和客观科学真理，为没有上下文的依赖关系进行辩护，为没有文化依赖关系的随意信仰辩护，这就等同于信神和信鬼。”
实验室研究派也通过自己的研究表明:科学事实是科学家在实验室中建构出来的，这种建构具有很强的语境偶然性和不确定性。科学知识并非纯粹理性的产物，而是渗透着商谈和决定的结果。科学成果只是以一种去语境化的形式呈现出来，科学知识本身是与语境相关的，是一种地方性的知识。
3.重视知识产生过程:用回到科学实践代替语言分析
尽管SSK对知识的关注是与传统认识论一脉相承的，但在研究进路上，却代表了一条不同于传统认识论的方式。SSK从社会维度切入知识问题的研究，关注知识(特别是科学知识)产生的具体情境、知识有效性辩护中存在的社会因素等问题，对科学知识进行因果性说明，这些都与传统认识论形成了鲜明的差别。也正因如此，SSK受到更在多来自传统科学哲学和认识论内部的漠视和敌意。
自启蒙运动以来，哲学家一直将科学知识视为“自然之镜”，这种观点在科学知识和世界的关系上持一种反映论的实在论观点，认为存在一个独立于我们认识之外的客观世界，科学知识作为一种真命题的集合是对客观世界的真实反映。既然科学知识与世界之间是一种真实摹写的关系，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对科学知识(关于世界的表征)的证明和辩护达到对真实世界的理解和把握，而对作为世界表征的科学知识的辩护则需要运用一种语言分析的方法。逻辑经验主义的科学哲学正是在这种科学观的影响下，认为科学知识的发现及辩护语境是相分的，科学哲学所关注的仅是科学知识的辩护语境，于是逻辑经验主义采取一种语言分析的方法对科学知识进行逻辑分析和合理性重建。
罗蒂、库恩和奎因等人在批判了传统科学观，使科学知识的认识论特权地位受到威胁的同时，也使逻辑经验主义对科学知识的研究方法受到了质疑。既然发现语境和辩护语境不可分，那么对科学知识本性的考察必然要回到科学知识的发现语境中。从本质来看，发现语境事实上是不存在的，因为“发现”一词仍然暗含了一种反映论的假定。按照SSK的观点来看，科学知识并非被发现、而是被生产和制造出来的，因此回到发现语境事实上是回到科学实践中，不仅研究客体，包括科学家本身都成为考察知识所不能忽视的内容。
同时，SSK继承知识社会学的传统，深受后期维特根斯坦思想的影响，将知识看作存在于一定社会文化之中的信念系统。既然语言本身已是一种社会实践，一种生活形式，那么由语言所组成的知识不仅是一种实践的表征，其本身也是一种社会实践形式。因而对其本性的考察正如对语言意义的考察一样，要在具体的使用中，即具体的实践中进行。因此，SSK的研究或是回到某一科学争论历史中，从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等多方面对争论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或者以局外人的身份深入实验室对某一具体知识的产生过程进行人类学考察。
4.语境主义策略:用知识产生的地方性代替知识辩护的普遍性
SSK在实现以经验社会学方法对科学知识进行因果性分析的构想时，已经暗含了一种拒斥科学知识客观性和普遍性、将知识还原到具体语境中的假定，可以说一种语境主义的策略已经暗含在SSK的理念和方法中，“在讥讽着前辈们执着于追求纯粹的客观知识和普遍伦理的幼稚的同时，一批人在大呼‘理性缺场’的情境中，义无反顾地转向了语境主义和相对主义”。
语境主义策略本质上取决于SSK对知识的看法。SSK继承了库恩将科学知识看作一种集体财产的看法，认为“知识是文化或亚文化成员的共有财产，作为各自文化传统的一部分，代代相传，其可信性依赖于集体的权威，对它的使用和应用决非服从于抽象的逻辑术语的描述，它只能从人们在特定的语境中为了特定的目的而进行的特定行为的关系中被理解”。因此，为了理解知识的产生和发展，“就必须参与它的使用语境，必须关注它的使用者的特定的实践目的”。在SSK的视野中，科学知识并不因其对客观世界的符合而获得可信性，事实上，在他们看来这种符合论是不可能成立的。科学知识的可信性源于集体的权威，那么知识并不是惟一确定的，对知识的理解也不可能是脱离语境的，因此我们对于知识的理解和评价必然要回到产生它的语境中，将知识置于特定语境中，置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下进行。
这种策略与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境思想之间有很强的连续性。后期维特根斯坦主张语言分析应回归日常语言，回到生活实践，从而使语境的涵义从原来逻辑结构层面扩大到行动领域、实践领域，他强调了一种语境对意义的规定性。语境在后期维特根斯坦思想中包含两层含义，其一是在具体的使用中，句子间上下文的关系，包括对话人正在谈论的主题;其二是使词或句可以被双方理解的共同的生活背景、语言习俗和社会建制。语境主义策略表明，科学知识的产生是与语境相关的，这一方面表明知识并非具有普遍性和反映论意义上的客观性。另一方面也表明知识并非主观、任意的。因为语境中的各种因素为科学知识提供了规则和约束力。
我们发现，“语境”在SSK学者那里至少包括了以下两层涵义:其一，知识产生时，科学家所处的特定历史背景、构成科学家背景信念的社会文化因素。比如在巴恩斯和麦肯奇对19世纪英国遗传学争论的分析中，皮尔逊和巴特森各自所处的阶级、特定的意识形态和利益构成了我们理解这场争论的语境。这种涵义的语境在一定意义上是外在于知识的。其二，实验室中，科学研究的索引性，即科学活动的境况偶然性，包括科学家选择的偶然性、实验室操作的地方性等特征。
这一策略具体表现为两种研究进路，一种是回到历史，在具体的历史、文化和社会语境中讨论科学理论与一定社会利益的关系问题，将某一理论归因于某种特定的社会环境因素，通常是一种宏观的进路。另一种是回到现场，以一种深描(thick description)的人类学方法对科学知识形成和接受的实践过程进行描述。前一种进路主要代表是爱丁堡学派在“利益模式”引导下对历史上科学争论所作的研究，后一种进路主要以拉图尔、伍尔加、诺尔一塞蒂纳所做的实验室研究为代表。
SSK主旨是倡导一种经验主义、自然主义的方法对知识进行描述性研究。在这种主旨下，一部分理论家提出了系统的科学研究的纲领，另一部分学者则在此纲领的引导下进行了大量实践研究、案例研究，这些案例涉及多个自然学科，从时间来看，既有对科学史上著名案例的还原式研究，又有对当代科学实验室的人类学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在给学术界带来巨大反响的同时也受到责难。原因在于SSK的研究方法与传统科学哲学大相径庭，结论往往被看作是反科学客观性的。正是这些原因使得其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遭到大量批判甚至是漠视。一些传统科学哲学家并不把SSK作为竞争对手，这样的一种批判和漠视事实上并没有看到SSK在社会学方法背后的认识论抱负，因而也就不能真正理解和把握它关于知识的思想。
SSK中蕴含着丰富的语境思想，在历史主义消除了发现语境(context of discovery)与辩护语境(context ofjustification)二分的影响下，SSK更加重视知识的语境性，爱丁堡学派理论建构和经验研究以及实验室研究都说明科学知识何以是语境依赖的，知识在动态维度中是如何产生和发展的。
知识问题一直是哲学关注的中心话题，从什么是知识到人如何认识，对知识的提问方式尽管发生了改变，但人类对知识本性的探索从未有过变化。从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以来，对知识的研究转而成为对知识的载体语言的研究，因而，当代主流认识论是采取一种语言分析的方式研究知识属性问题，以逻辑经验主义为代表的传统科学哲学也是沿用这一思路对科学知识进行分析。
长期以来主流的探究知识问题的学派忽视了SSK的成果，正像英国学者库什在《哲学与知识社会学》一文中指出的:一直以来，英美分析哲学并没有将科学知识社会学看作是自己的对手而加以足够重视，这样导致的一个严重后果是，“在战后的大部分时期，以分析哲学为主的认识论学者都忽视了证明是知识的一种来源;他们忽视了诸如集体信念或集体证明和集体认识这样的现象;而且他们没有关注认识活动的组织过程。这种奇怪的无视已经使认识论无法阐释科学知识的生产和维持了”。而科学知识社会学所作的工作正是对传统认识论的一种校正与补充。
科学知识社会学代表了当代对科学知识进行研究的一条重要进路，他们并不将知识看作经过辩护的真信念，而是看作一种集体认可的信念，并且不对知识和信念作本质区分。更明确地说，这种差异不在于从“辩护”到“认可”，而在于从“个人辩护”到“集体辩护”，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区别，源于对知识的不同理解。传统认识论将知识看作个人认识的获得物，因而无需对认识主体进行区分，个人只要对自己的信念进行充分辩护，就可以声称自己拥有知识。但在SSK看来，知识并非被个人而是被集体所拥有的，是集体认识的成果。知识不是个人的，但又必须通过个人认识达到，于是就产生了这样的问题:主体间不同的认识如何比较，怎样达成共识，最后呈现出的统一知识是如何得到辩护、如何被认可的。上述问题都将SSK对知识辩护的研究引向社会维度。在此意义上说,SSK仍然是在探讨“知识何以可能”的问题，只不过对知识的理解发生了变化，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它与传统科学哲学和认识论产生了分歧。SSK明确主张:对知识与信念进行对称性考察，对知识的成因进行因果性说明，科学知识一样不能免于社会学的话难。
当今，SSK对科学知识的考察已经越来越与一种科学哲学的实践转向关联在一起，共同表明一种新的研究趋势，即在实践中研究科学知识的产生和发展，将对科学知识的研究从一种语言分析式的研究转向一种描述性的经验研究。这样一种研究将有可能为我们解决科学哲学和传统认识论的困境提供一种可行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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