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教育知识生产者“惯习”批判

时间:2017-09-11 17:49:57 论文范文 我要投稿

职业教育知识生产者“惯习”批判

  论文摘要:对“惯习”的研究是学科自我反思的手段和主体自觉的表现。作为“有机知识分子”与“专业知识分子”,我国职业教育知识生产者的惯习主要有:生产目的的功利化、研究对象的“生活化”和生产成果的片面化。   论文关键词:职业教育;知识生产者;惯习

职业教育知识生产者“惯习”批判

  “惯习”(Habitus)一词是法国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实践理论”中的核心词汇之一。在布迪厄的理论里,实践是与“惯习”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惯习一方面是特定场域形塑的结果。特定的场域与特定的惯习是相联系的:另一方面惯习是实践的,惯习通过实践建构着场域。“惯习”这一概念,在解释发生于规则并不明确的情境中的行为模式时最为有用。惯习之所以发挥作用,恰恰在于其通常不为人所意识,且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对职业教育知识生产场域惯习的分析和关注,是职业教育学科自我反思的手段和觉醒的表现,这一研究将为职业教育知识生产场域的现实转变提供动力,将对职业教育知识生产场域独立意识的增强产生有益影响。

  一、角色定位:何种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要对职业教育知识生产场域的惯习进行分析,首先有必要澄清场域内行动者的身份、地位和社会角色,即知道他们是谁,才有助于理解他们身上的惯习。从常识来讲,作为知识生产场域的行动者,职业教育知识生产者应该是可以称为“知识分子”的一种人。但是鉴于对“知识分子”一词理解的多义性和歧义性,我们有必要区分和确定他们作为“知识分子”的确切内涵。

  (一)知识分子的内涵

  从词源上讲。“知识分子”(Intellectual)是一个舶来的词汇,目前对这一词汇的理解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常识层面的“知识分子”,即日常生活中我们对“知识分子”的一般理解。如果我们称某人为“知识分子”,通常是说这个人是有知识的,是从事脑力劳动的。从学历层次上讲,通常是受过的。第二个层次是职业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即从职业分工或者职业能力上理解的知识分子。如美国社会学家席尔斯认为,知识分子是在社会中那些频繁地运用一般抽象符号去表达他们对人生、社会、自然和宇宙理解的人。英籍奥地利学家、家哈耶克认为。一个有资格被称为知识分子的人。是因为他博学多闻、能说能写,而且他对新观念的接受比一般人要快。第三个层次是精神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即当我们论及知识分子这一群体时,我们意指他们的精神特质与启迪。精神层面上的知识分子是“知识分子”这一词汇产生时的本来意蕴,它指的是那些“以独立的身份,借助知识和精神的力量,对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关怀。体现出一种公共良知、有社会参与意识的一群人”,即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传统意义上的公共知识分子,从社会关系上讲,是“非依附性的”、“自由漂浮的”、“一个相对不具有阶级性的、没有被太牢固地安排在社会地位上的阶层”:从人生价值上讲,是“为理念而生,而不是靠理念吃饭的人”;从思维品质上讲,知识分子是“某些特殊类型的陌生人,特别注重自身的批判能力,独立于权力中心自主行动”。

  从角度看,传统的自由知识分子,随着社会和知识分工的不断发展,而逐步职业化和“有机化”,随即产生了“专业知识分子”和“有机知识分子”的称谓。所谓“专业知识分子”,意指那些进入大学、研究机构等知识生产体制中的生产专业知识的知识分子,诚如当代法国著名哲学家、后现代主义思潮理论家利奥塔所言,“真正的家、作家或者哲学家的唯一责任。是对‘何为绘画、、思想’这一问题负有责任。”而“有机知识分子”则是指知识分子充当政党或某个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与社会有了物质与精神利益有机联系的事实。当然,传统公共知识分子从“神坛”走向“世俗化”的过程中,其职业化和有机化的过程是很难分离的。

  因此,严格地讲,精神层面的`知识分子越来越沦落为一种职业,现代现实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俨然已经成为技术专家和职业性学者的代名词,或者可以说传统的自由(公共)知识分子越来越成为某种精神上的追求和上的楷模,这是自由(公共)知识分子作为精神层面的知识分子的真正内涵所在。

  (二)职业教育知识生产者作为知识分子

  职业教育知识生产者,作为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当然逃脱不了“世俗化”的现实安排。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产生了三代知识分子。职业教育知识生产场域恢复与重建之时,最早进行职业教育研究和提倡促进职业教育恢复发展的一批知识生产者,如高奇、杨金土、孟广平、严雪怡、费重阳等大都属于这一代知识分子,他们是中国较早的一批有机化的知识分子,这种有机化的实质是体制化和意识形态化,“由于反复强调与过去的资产阶级学术决裂,他们在知识传统上成为无根的一代”,1976年以后,这一代知识分子“开始在的框架中吸取西方优秀的文化成果,是思想解放运动的主要参与者”。随后。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体制的建立。第二代、第三代知识分子产生,社会的变化,知识分子“又红又专”意识形态的逐步淡化,同时,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以及职业教育知识生产者再生产制度的逐步建立,知识分子的专业化特征得到不断加强,职业教育知识生产场域中的知识生产者中科班出身的人越来越多。这些科班出身者首先来自于普通教育学、高等教育学、比较教育学等建制较早的教育学学科,随着职业教育学科硕士、博士点的建立,“根正苗红”的职业教育学的硕士、博士开始进入职业教育知识生产场域。

  可以说,目前职业教育知识生产场域中知识生产者是“有机知识分子”与“专业知识分子”的综合。作为“有机知识分子”,他们始终生活在国家知识生产体制之内,这一知识生产体制为职业教育知识生产者提供了实践的合法性。但另一方面,作为没有真正建立起相对独立性的职业教育知识生产场域,在社会转型期面临政治资本与经济资本的逼迫时,有机知识分子的实践逻辑与政治、经济场域的实践逻辑必然发生某种一致或雷同,对文化资本、文化场域内的符号资本的追逐,会演变为对经济资本、政治资本以及权力场域内符号资本的直接谋求。而作为“专业知识分子”,其主要优势在于对本专业即职业教育学或教育学理论知识的掌握上,作为专业人士或“专家”,对职业教育相关学科以及对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关注的缺失必然使他们在面对职业教育实践中的问题时遭遇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