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析在权力视野中对电视媒介性质的重新定义
现在，电视节目已经越来越明显地带有消费特征。
我们以美国传媒为例，美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等曾就《时代》杂志、((纽约时报》、((今日美国》等16家主要媒体1977年与1997年的新闻报道做过比较研究。该项研究发现，美国主流媒体的新闻报道币点和主题已从原来的政治、经济、教育、!习际事务等传统内容，逐渐转向生活方式、著名人物、娱乐、丑闻等方面。1977年，具有传统新闻特点的报道在数量上超过名人特写或丑闻为重点的报道，两者的比例为2：1 , 32%为传统新闻报道，IS%为名人特写报道。20年后，这种关系颠倒过来，只有25%的报道集中于传统题目，而超过40%的报道着重于比较轻松的或耸人听闻的题目。其中特别是电视新闻网，超过55%的报道集中于生活方式、名人、娱乐等方面，只有8%的报道集中于传统新闻内容。而洛文塔尔通过对20世纪美国流行杂志中的传记比较研究，发现了一个明显的重要转变，即主体传主形象已从“生产偶像”转变为“消费偶像”。不仅如此，美国娱乐业作为“以版权为基础”的制造业极其发达，2001年电影电视业及相关的录像带、录音带、音乐出版行业等方面的总收人高达600多亿美元，占美国出口额的第一位。
目前，我国新闻媒介的报道内容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计划经济时代大量的关于工农业生产的报道，转变成休闲娱乐、购物旅游、居室装修、卫生保健、服饰化妆、烹饪美食等生活方式的报道。以电视为例，围绕着消费意识形态，传媒的报道内容、报道方式也都相应地发生了变化。一大批以传播时尚信息、宣传时尚观念为定位的栏目纷纷出现。这些电视节目注重包装，追求形式美，内容上更是以欧美、韩日和中国港台的流行风潮为主，诸如服装、饮食、化妆、旅游等消费主题，占去了很大篇幅。海南卫视则干脆办成了旅游频道。而渗透着浓厚消费意识形态的彩票、游戏、娱乐节目，更是遍地开花。总之，电视不仅参与制造了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它本身也已经打上深深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烙印。它是消费欲望的生产工具。
二、作为一种政治权力和权威的电视媒介:合法化机器
从电视媒介与政治权力和权威的关系来看，电视媒介的使命之一在于论证和维护政治权力的合法性，鼓吹政治权力的权威性，充当政治权力合法化的机器。
美国传播批判理论学者阿特休尔在其批判模式中指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新闻媒介都没有展现出独立行动的图景，而是为那些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利益提供服务。在他看来，媒介在任何领域都成为政治、经济或社会权力的代言人。作为政治、经济或社会权力代言人的电视媒介，在论证政治权力合法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晚近的例子，比如美国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在开战之前，美国媒体帮助政府把伊拉克总统萨达姆的政权描绘成一个独裁的、残酷镇压民众和制造恐怖主义袭击的邪恶政权。由此，明明是一场师出无名的侵略战争，明明是一场争夺中东石油资源、占据海湾地区战略要地的军事行动，却被美国政府和媒体说成是一场解放伊拉克人民的正义战争。美国的政客和军事专家甚至幻想着当美英联军进人伊拉克国土以后，伊拉克人民会举着旗帜欢迎他们。事实是，战争给伊拉克造成巨大的经济破坏，给无辜平民带来残酷的伤亡。美英联军不仅没有看到欢迎的人群，迎接他们的却是炸弹和伊军的顽强抵抗。
在权力、权威与合法化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权威树立的前提，是人们对权力的正当性与合法性的自觉承认和接受。从这个意义上讲，权威就是一种被视为合法的权力系统和社会控制，而合法性则是指人们对享有权威的人的地位的承认和对其命令的服从。权力要想具有权威性，必须有自己相应的合法性基础。一个缺乏足够的合法性支持的政治体系，必然会丧失其统治的权威性，而权威性的下降，又会影响到它的统治程度和统治能力，并最终威胁到社会的秩序和稳定。
对于我们国家来说，新闻舆论和政治合法性的关系非常紧密。笼统地说，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党作为执政党，但却仍然延续着革命党的使命，中国政治的一元统治导致舆论一律，舆论一律反过来论证了一元统治的合法性，强化了它的权威。政治权力统摄一切。包括电视媒介在内，主要使命和任务就是宣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作为政治宣传的工具。改革开放以后，党的角色真正从革命党转换为执政党，电视媒介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在多元话语和多元价值标准的前提下，很好地实现主流意识形态一元话语的有效传播。
总之，在电子技术获得长足发展的时代，电视媒介充当了为政治合法化摇旗呐喊的一个主要工具。它充分发挥自身的技术优势，帮助执政党说服民众，使其统治和管理地位得到巩固。
三、作为一种精神文化、信息权力的电视媒介:空中规训学校
从精神文化、信息的角度来看，广义的电视媒介行使的是一种精神文化与信息规训的权力。电视像一所没有围墙的“空中规训学校”，用无线电波和电子信号针对特定人群进行持续不断的精神文化与信息规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