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评价问题的一点思考

关于中国当代文学评价问题的一点思考

　    从1949年发端的中国当代文学至今已走过了整整60年的历程,虽然政治历史的风云和意识形态的烙痕依然给中国当代文学深远的影响,但这60年的文学成就仍然令人感慨和惊叹。无论从作家队伍的阵容结构,还是从文学作品的数量与品质来看,中国当代文学都无愧于我们生活的时代。然而,文学界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评价却一直存在巨大的分歧,轻视和否定当代文学不仅是一种姿态,而且某种情况下还成了作家、学者证明自身与众不同眼光的一种方式和媒体炒作的兴奋点,尤其是2007年顾彬的“垃圾说”更是把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评价问题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其实,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轻视和贬低,早在顾彬之前就已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对于50-70年代的中国文学,学界因为其受到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过度”影响而否定其文学性;对80年代以后以先锋小说为代表的“纯文学”,学界又因其对西方文学的“过度模仿”、缺乏“原创性”而质疑其价值;对新时期的“伤痕文学”“寻根文学”等等,刘晓波在1986年9月初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召开的“新时期10年文学讨论会”上则提出了所谓“新时期文学危机论”,给予新时期文学全面否定。他认为,“新时期文学存有危机,不是五四文学的继续,而是古典文学拙劣的翻版”。在纵的方面,“新时期文学以‘寻根’文学为代表表现出一种向后看的意识”;在横的方面,“大多数作家作品受理性束缚太甚、呈现出艺术想象力的贫弱,缺乏发自生命本体冲动的艺术创造力”(见刘晓波《危机!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深圳青年报》1986年10月3日);而对于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缺乏精神高度”、“价值混乱”、“没有大师”、“没有经典”等的指责也不绝于耳。事实上,顾彬的“垃圾说”不过是以一种特殊的身份把种种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否定和不满进行了集中与放大。
　　然而,我们可以不理会顾彬的“炮轰”,却不能不反思中国文学界内部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根深蒂固的轻视与否定。从五四中国现代文学开端到现在,中国文学已走过了近百年的历程,但是对这百年中国文学的认识,学术界似乎一直都停留在中国现代文学阶段,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的认同似乎也仅限于现代文学三十年,对现代文学的崇拜、对“鲁郭茅巴老曹”的崇拜已经成了我们面对百年中国文学时的一种基本姿态。而从1949年到现在中国当代文学已有了60余年,两倍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但却笼罩在现代文学的“阴影”中,一直陷于没有经典、没有大师的窘境之中,学术界很长时间宁可前赴后继地去“研究”、“挖掘”、“重新发现”现代文学史上的那些二流、三流的作家作品,也不愿正视当代文学的成就。是中国当代文学真的没有经典、没有大师?还是种种偏见蒙蔽了我们的双眼,使我们不能发现和认识经典与大师?这是今天的中国当代文学界不能回避的问题。如果真的没有经典、没有大师,我们的文学“大繁荣大发展”不就是虚假的繁荣,不就是一句空话?这60年留给后人、留给历史的不就是一个可怕的空白?如果有经典也有大师的话,那么阻碍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的症结又是什么呢?首先,我觉得,厚古薄今、轻视当代、“文人相轻”的心理自古就有,而在今天的中国文学界尤其严重。长期以来,我们总是以崇敬的眼光面对现代文学,拿着显微镜去寻找当代文学的局限。我能理解文学界对于现代文学、对于“鲁郭茅巴老曹”的崇拜,那不是一种纯粹的文学崇拜,而是被积淀和赋予了许多超文学内涵和意义的崇拜,但是我们不能理解的是我们对于同代作家的苛刻,我觉得就对同代作家的苛刻程度而言,我们今天的时代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许多人都说鲁迅如何如何严厉、尖刻,但是我们要知道他的“横眉冷对千夫指”是对待敌人和统治者的,而面对同时代的作家特别是年轻作家,鲁迅其实是非常温柔的,我们去读读鲁迅评价萧红、萧军、柔石、殷夫的文字就能深切地感受到他对这些年轻作家的呵护与爱护。相反,倒是我们今天的评论界对同代作家过分的挑剔与苛刻,总是夸大当代作家的局限,甚至从标点符号用法、人称代词的规范等角度去否定当代作家作品,而对他们的成就则不以为然。其次,“当代人不宜写当代史”、“当代文学没有经过时间的沉淀和检验”、“当代人与当代文学之间没有必要的距离”等等文学史观点也阻碍了当代文学的经典化。文学的经典化和历史化很多人认为都是由后人完成的,这其实是一个极大的误解。拿中国现代文学来说,它的经典化和历史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的进程其实一直是同步进行的。胡适、周作人在五四时代就开始了白话文学史的写作,而第一个十年的《中国新大学大系》更是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化过程中里程碑式的工程,它的“导言”以其不可替代的权威性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化和历史化确立了标准和方向。我们今天对中国现代文学、现代作家的评价仍然要以此为依据,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这个“大系”没有这个“导言”,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化和经典化会是什么模样。其三,从大学的学术体制来说,对现代文学和现代文学学者的“崇拜”是当代中国大学人文学科的普遍状况。这是因为现在学科体制里“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是由研究现代文学的一批杰出学者开创的,“重现代轻当代”是理所当然的。当代文学作为现代文学的衍生品、附属品,不仅其成就会自然而然地被看低一格,而且研究队伍也无法跟现代文学的队伍相比。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领域中,各大学“现代文学”研究力量与“当代文学”研究力量的不平衡一直是一个显著的问题。不仅如此,甚至当代文学研究本身的价值也常受到怀疑。许多人认为对当代文学作品的评论与研究没有学术性、没有“学问”,正如陈晓明先生所言:“文学批评在大学科目里没有位置,因为大学教授都不是批评家,从事文学批评很难跻身教授行列,这样一个矛盾使大学的文学研究与现实的文学创作相隔绝。”(陈晓明:《批评的历史与超越媒体的可能性》,《传媒与文艺》,第1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11月)可以说,正是如上种种主客观的原因造成了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误读”,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化与历史化过程。
　　在我看来,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新时期文学的成就无疑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最为辉煌的篇章。无论是从汉语本身的发育、成熟程度和对文学性的理解与实现程度来看,还是从作家的创造力来看,“中国新时期文学”的成就与“中国现代文学”的成就都具有可比性。当然,这种比较不是简单的肯定一方,否定另一方,或者以否定一方的方式来肯定另一方,而是要超越偏见和成见,从文学本身来分析和理解中国当代文学。现在的问题,不是中国当代文学没经典、没有大师,而是我们对于经典、大师不敢承认。正如王尧、林建法在其主编的“新经典的文库”序言中所说的:“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偏见和无知,不仅来自‘外部’的影响,也同时在受到‘内部’的干扰。这些影响和干扰,使许多人不能正视这样的事实:在这二十年当中,我们已经有一批杰出的或伟大的作家。”因此,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来说,理直气壮地去筛选、研究和认定那些涌现在我们身边的“经典”正是一个紧迫的任务。一个没有“经典”的时代是可悲的,也是不能容忍的,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呼唤和确立当代“经典”。当然,我们也要承认,“经典化”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并不是凭热情和冲动一下子就能完成的,但我们至少应该完成认识论的“转变”并真正启动这样一个“过程”。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首先应该澄清几个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