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写好《中国文学史》的一点建议
内容提要：编写《中国文学史》，总爱用我们今天的文艺理论来评价古代的文学家与他们的作品，这当然是必要的，因为学术总得与时俱进。但阅读评论古代的作品，必须知其人，而知其人，又必须论及世。我们对那些特定的时代是否能有正确深入的了解，光靠泛泛而言的所谓时代背景介绍是不够的，因此通过宋人的记载与议论去感受那个时代的社会风尚以及领会当时的思想与眼光，这样，我们才能逐渐贴近那个时代，较为正确认识这些作家与作品，以及其时发生的种种事件。本文企图通过宋人三大笔记的相关记载与议论，谈谈北宋文学史的编写问题。
关键词： 借助宋人精美的著作 穿越时间的隧道 加深对北宋文学与时代的理解
怎样写好《中国文学史》，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笔者无意更多的涉入，只是想提一个建议，如何能加强“知人论世”的工作，更贴近那个特定的时代，从“存在是合理的”角度，诠释作家作品产生的由来；再从“合理的必然存在”（均黑格尔语）高度，审视那段特定时代的文学史，作出精当的评论。达到王国维所说的“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的境界。
五十年前在大学所学《中国文学史》，是游国思先生主编的，那是左倾时代的历史产物，这朵昨日的黄花，理所当然的早已枯萎了。取而代之的，有复旦章培恒先生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与北大袁行沛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应该说，这两部新版的文学史，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成绩是主要的。但在入其内，贴近那个特定的时代方面仍然做得不够，编写者好像用望远镜观察一切、评论一切，因而形成一种隔膜感，如水中看月，雾里看花，缺乏真实感。
看了宋人三大笔记的相关记载和议论后，感觉就不一样了。这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他们是那个特定时代的亲历者、见论者，有的虽非亲见亲闻，但毕竟很贴近那个特定的时代，具有较多的共通点，在沟通与理解方面，就很少有隔膜感；其次，宋代三大笔记的撰写人，都是声名显赫、博学多才的著名学者。沈括是宋代著名的科学家又兼通文史。洪迈在世时，就被称作诗书礼乐的一代宗师。王应麟被《四库全书》编目者称作“博洽多闻，罕其伦比”。因为这些宋人精美的名著，他们的记载与议论都是智慧的结晶，能折射出那个时代的奇光异彩，具有不同程度的启迪意义，能加深对那个特定时代的认识，加深对作家作品的认识。
试举例如下：
一、关于晏殊的记载。
晏元献公的质野
晏元献公为童子时，张文节荐之于朝廷。召至阙下，适值御试进士，便令公就试。公一见试题，曰：“臣十日前已作此赋，有赋草尚在，乞别命题。”上极爱其不隐。及为馆职时，天下无事 ，许臣寮择胜燕饮。当时侍从文馆士大夫，各为燕集，以至市楼酒肆，往往皆供帐为游息之地。公是时贫甚，不能出，独家居，与昆弟讲习。一日，选东宫官，忽自中批除晏殊，执政莫谕所因，次日进覆，上谕之曰：“近闻馆阁臣寮，无不嬉游燕赏，弥日继夕。唯殊杜门，与兄弟读书，如此谨厚，正可为东宫官。”公既受命，得对，上面谕除授之意，公语言质野，则曰：“臣非不乐燕游者，直以贫，无可为之具。臣若为钱，亦须往，但无钱不能出耳。”上益嘉其诚实，知事君体，眷往日深。仁宗朝，卒至大用。［1］?
按：晏殊，北宋前期有名的词人，仁宗时，官至宰相。但本文并不涉及他的文学才能与政治才能，主要是突出他的人品质直真诚。我国自古以来首先强调为人正直，所谓先器识而后文艺。所以沈括选择的立足点就比较高，也令人感到北宋的社会风气比较良好。实话直说的良好风气并不是单行道，那是要上下结合，君臣一致才能发挥效应的。“上极爱其不隐”“上益嘉其诚实，……眷往日深”，可知真宗亦是一个求实的君王。这则记载反映了北宋社会的良好风气，这是一个积极向上的社会，北宋的经济昌盛，文学昌盛都是有由来的。也使人感悟到，提倡实话实说，古已有之，并非自今日始。
二、有关王安石、苏东坡的两则记载。
朱寿昌刺血寻母
朱寿昌，刑部朱侍郎巽之子，其母微。寿昌流落贫家，十余岁方得归，遂失母所在，寿昌哀慕不已。及长，乃解官访母，遍走四方，备历艰难，见者莫不怜之。闻佛书有水忏者，其说谓欲见父母者，诵之当获所愿。寿昌乃昼夜诵持，仍刺血书忏，摹板印施于人，唯愿见母，历年甚多。忽一日，至河中府，遂得其母，相持恸绝，感动行略，乃迎以归，事母至孝。复出从仕，今为司农少卿。
士人为之传者数人，丞相荆公而下，皆有《朱孝子诗》数百篇。［2］?
刘延式不弃瞽妻
朝士刘延式，本田家。邻舍翁甚贫，有一女，约与延式为婚。后契阔数年，延式读书登科，归乡里闾访邻翁，而翁已死，女因病双瞽，家极困饿。延式使人申前好，而女子之家辞以疾，仍以俑耕，不敢姻士大夫。延式坚不可，“与翁有约，岂可以翁死子疾而背之？”卒与成婚，闺门极雍睦，其妻相携而后能行，凡生数子。
延式尝坐小谴，监司欲逐之，嘉其有美行，遂为之阔略。其后，延式管干江州太平宫而妻死，哭之极哀。
苏子瞻爱其义，为文以美之。［3］?
按：这两则故事，说明宣扬道德模范，北宋社会也相当重视，并非自今日始，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两则故事都很动人。这里着重记载的是丞相兼文学家的王安石，文坛领袖兼大臣苏轼的主要业绩，是宣扬、引领社会良好的道德风尚。《朱孝子诗》数百篇，可见朝野震动，宣传效果盛极一时，但今天的北宋文学史只字未提。“苏子瞻嘉其义，为文以美之。”现今的北宋文学史也只字未提。感谢沈括的记载，给我们补上了一课。还有一点很值得注意，因为王安石登上相位之时，亦是新法实施之日，当时政坛上新旧党派之争非常激烈，沈括是新法的.积极推行者，但他却能超脱于党派之争，本着科学家实事求是的精神，对反对新法的苏东坡一样予以很高的评价。同样的，对新法深恶痛绝的洪迈，对王安石的诗歌技巧，仍能予以很高的评价，这包括苏门四学士在内。宋人把政治、学术与文学分得很清楚。这是宋人对人对事一个突出的优点。
三、北宋重才、爱才的良好风尚。
洪迈《容斋随笔》之《栾城和张安道诗》一文云：
张文定公在蜀，一见苏公父子，即以国士许之。熙宁中，张守陈州南都，辟子由幕府。元丰初，东坡谪齐安，子由贬监筠酒税，与张别，张凄然不乐，酌酒相命，手写一诗曰：“可怜萍梗飘蓬客，自叹匏瓜老病身。从此空斋挂尘榻，不知重扫待何人？”后七年，子由召还，犹复见之于南都。及元符末，自龙川还许昌，因侄叔党出坡遗墨，再读张所赠诗，其薨已十年，泣下不能已，乃追和之曰“少年便识成都尹，中岁仍为幕下宾。待我江西徐孺子，一生知己有斯人。”两诗皆哀而不怨，使人至今有感于斯文。今世薄夫受人异恩，转眼若不相识，况于一死一生，拳拳如此，忠厚之至，殆可端拜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