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是否构成对人文价值重建的挑战

时间:2018-03-10 论文范文 我要投稿

  我想从当今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的崛起来谈现今价值秩序的重建问题。众所周知,自近代中国承受西方挑战以来,民族主义就是中国人眼中一种极为重要的价值。在中国人看来,在险恶的外部环境压力下,整个民族是一个大的共同体,大家会为捍卫整体家园利益而献身,这可以成为人生意义的一个来源。中华民族近代以来长期受到外国的屈辱与压迫,常常陷入极端恶化的生存环境之中,因此民族主义在中国士大夫里或者在知识分子的心目当中仍具很高价值,现如今强调的爱国主义,实质上就是民族主义的官方版本。我们传统的民族文化本质上是一种非个人本位的、集体本位的文化,民族主义与我们传统文化精神又是有着丰富的连结性,民族主义对我们现今中国而言也具有很高的价值。因此,以民族主义为切入点讨论价值重建很有必要。

  在这里,我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们的民族主义思潮中,有一种值得重视的类型,那就是激进的民族主义。可以认为,激进的沙文主义是民族主义的极端形式。它认为,在国际问题上,为维护本民族的利益,可以而且必须牺牲其他一切价值,视本民族利益高于一切。

  在谈到这个问题以前,我个人首先要做一点自我反思,十多年以前,在认识民族主义问题上,我曾有过一种颇为天真的判断。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大概是国内最早对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民族主义做出一个正面、完全、积极、肯定的判断的学者之一。1995年我在《战略与管理》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正面肯定民族主义的文章《民族主义和中国转型时期的意识形态》。在这篇文章中,我认为原本的革命意识形态已经无法聚结中国的人心,中国的民族主义可以成为代替革命意识形态的民族聚结力的新资源。我还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与儒家主流文化相结合,将使中国人获得新的安身立命的基础。没有料到,这篇文章在国外引起了很大反响,许多外国记者对我进行采访。国外人士认为,这篇文章表明中国开始自觉地摆脱意识形态上的国际主义,重新回归民族利益本位。在其后的多次访谈中,我又进一步发展了这个观点,我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绝不是一种好战的、向外扩张的主义,首先中国的儒家文化本身就具有温和性。其次我认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特点,从历史经验来看,是作为受害者的一种应激性反应。中国的民族主义无疑是一种只有在对外部压力作出反应时才会呈现出来的一种温和的民族主义,我把它与扩张性的民族主义区别开来,称之为反应型民族主义。甚至在几年前,我在法国参加中欧论坛讨论时,也谈到中国的民族主义具有乐观的前景,因为中国的中产阶级、企业家阶级已经开始成熟了,他们是比较温和而理性的新兴社会阶层。

  然而,中国当下民族主义思潮并非我想象的那样令人乐观。近年来,一种高调的、激进的、强硬的、咄咄逼人的民族主义思潮正在国人中发展起来,这是我始料未及的。激进的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崛起这一现象让我逐渐认识到原来的观点过于片面。

  我举几个例子来说明。几年前,某将军竟在国际场合公开提出惊世骇俗的高论,大意是,如果美国干预台湾这个中国人的核心利益,中国宁可把西安以东让出来,和西方来一场核大战。请问他作为一个军人,有什么资格在中央以外,公然提出与和平发展完全对立的这种观点?人们不禁要问,如果把西安以东的中国和美国核战,他本人与他的家属是在西安以东还是以西?另外,又有一将军提出,中国如果不能成为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就只有死路一条,因此,中国必须做超级大国。又如,某上校公然提出,判断南海某岛屿是否是中国领土,不能根据国际法,而只看它在历史上是不是属于中国。按照这种逻辑来推导,中国似乎应和周边的所有国家开战,而周边所有国家,也可以根据这一理论,同中国发生战争。类似的观点还有许多。

  更可怕的是,这样的观点并非是孤立的,其背后存在许多的支持者。这种态势很强,我们有些官员也深受这种高调的、亢奋的强势民族主义思潮影响,在国际场合说话没有分寸,弄得原先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的几乎所有周边国家,这些年来纷纷与中国疏离开来。这使我感觉到,我过去对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民族主义的温和化理性化的估计,有很大的差异。在这一方面,我个人是值得反思的。

  为什么这种具有激进色彩的大国沙文主义式的民族主义潜流能够存活于中国?当中国步入强盛,在国际上拥有发言权时,为什么民族主义并非如我想象那样回到儒家的有守成性的、温和的中产阶级式的民族主义?为什么这种激进的民族主义能造如此之声势?我分析出以下几个因素:

  第一,是因为中华民族有沉重的历史记忆,因此会产生一种长期受压抑的历史悲情。一旦国力强盛起来了,似乎就有了宣泄这种长期受抑制的屈辱感的本能冲动,潜伏在中国人心中一百多年的屈辱,终于找到报复的契机与条件。值得一提的是,我们教科书的片面性也在其中起到不小的消极作用。我们过去的历史教材,只是强调我们受欺侮的这一面,其实,许多历史上的国际冲突有着复杂的原因。例如,1860年英法联武器烧圆明园,与封闭愚蠢的清王朝把西方谈判代表三十多人当作人质,并杀死其中一半人的人质事件有关,这样的例子还有许多。我们只知道自己就是外国侵略的受害者,却很少考虑复杂的多元的背景。

  第二,是因为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有一个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点,自十九世纪中期以来,中国并不是通过民间社会发展走向现代化的,而是将整个专制帝国的官僚系统,作为一个子系统,纳入到整个世界现代化的进程当中。这样,具有家长制的传统的国家体制同时嵌入其中。借用一个经济学概念叫做“嵌入型的现代化”。比如德国、日本都是没有经过公民社会的发育,凭借整个国家实体,通过政策创新才实现有效的资源动员。这种嵌入型现代化的过程,只要统治者进入世俗理性化,就可以通过现成的专权国家官僚体系,强势整合社会资源,这就比其他分散型的、多元的资本主义国家,能更迅速地通过“旧瓶装新酒”的方式,步入现代化潮流,并取得相当成效。

  然而这样的方式也会产生一种弊端,即会产生对现成国家系统的崇拜。这种国家崇拜尤其在后发展的、受到屈辱的集权性国家之中表现最突出。国家崇拜可以说是支撑国民心理上的扩张性民族主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尤其是在中国这种“强国家-弱社会”的结构中,社会力量对国家缺乏有效的制衡机制。国家强势的声音、好战的鼓动和扩张性的声音,反而使社会力量日渐式微。我记得许纪霖教授在不久以前写了一篇长文,对当下中国的国家主义思潮有很好的分析。他特别提到在知识分子当中在这些年来出现的国家主义思潮,并列举了非常具体的例子进行说明,在此我就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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