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资本主义新型生产组织形式
应用迅速从设计制造扩展到经营管理、组织结构等方面，模块化生产网络应运而生。模块化生产网络是以设计规则为技术载体，以一系列交易、分配规则为制度保障，借助设计规则知识产权带来的非股权控制、通过模块操作符的排列组合来降低建立网络联结的复杂度、促进复杂产品系统演进，从而兼顾网络结点活性和网络整体有序性的层次递进的企业拓扑结构。它是技术性的设计规则和制度性的交易及分配规则的复合物，是由“中心”引导的、成员之间具有非对称权力关系的网络组织。以模块化为技术载体的全球生产网络更加适应复杂多变的全球化网络经济背景，由是模块化生产网络已成为主流的组织方式，特别是在ICT、汽车等产品较易被模块化的产业中。从这个角度可以说，模块化生产网络构成了全球性转变、网络社会崛起的微观基础。
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方式，模块化生产网络仍然属于依附性的国际分工体系，只不过分工形态从产业间分工转变为产品内分工。在旧的国际分工体系中，资本主义宗主国从第三世界国家获取廉价甚至免费的原材料，再将工业制成品销往世界各地，二者之间的分工属于产业间分工。作为一种更为细致和发达的国际分工形态，模块化生产网络将比较优势运用到产品系统的工序、区段、模块层次上。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认为产品的所有生产过程必须在特定国家内部完成。这又可以展开为三个隐含假定：(1)产品生产过程仅仅包含一道工序；(2)虽然存在不同工序，但各工序要素投入比例相同，因而产品加权要素投入比例与个别工序比例相同；(3)虽然存在不同工序，并且各工序要素投入比例不同，但是由于工艺和技术原因，不同工序也不能在空间上分离，或者分离成本极高。20世纪90年代初，信息通信技术和集装箱物流体系的成熟，降低了在空间上分离生产工序的成本。于是网络核心企业开始将产品系统分解成要素投入比例不同的模块，利用现代生产回路“自然”的断点，营造出产品生产工序空间可分离性条件。例如，虽然半导体总的来说是资本高度密集的产业，但半导体的生产序列有明显的断点，半导体的组装可以很容易地在全球任何一个劳动力成本低的地方进行。
模块化把劳动力密集型工序与资本密集型工序、低技能劳动力密集型工序与高技能劳动力密集型工序分开，为跨国公司利用全球范围内的低成本劳动力提供了可能。与此同时，第三世界国家工业的起步，使它们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分工从工农业产业间分工拓展到产品工序的分工，各类地方产业集群层出不穷，世界经济地图上点缀起精细的马赛克。地方代工产业集群与跨国公司的区域或全球网络的联系是当代全球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跨国公司制定产品性能标准和交易关系准则，利用强大的信息网络，通过数字化编程的模块生产，在全球范围内对深浅加工和生产要素不同密集程度的工艺流程进行配置与控制，充分发挥全球人、物、财力资源在不同地区的比较优势，以求利润的最大化。
模块化生产网络作为分工的发展与深化，其实质就是生产结构带有拓扑性质的变动。由于模块化不仅仅是将系统进行分解的行为，它还是一个有效整合的过程，是分工进一步延伸和深化的结果，所以其网络生产结构也就必然保留着与过去的分工结构较为相似的特征，即它们都是由一个在全球范围内从事资本积累的世界体系所塑造的。全球产业价值增值链呈现出一条清晰的U形曲线：上游研发和下游服务部分获取的附加值最高，中游制造组装部分则处于价值增值链的低端，附加值最少。上游研发和下游服务活动集中在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主要从事加工组装。在模块化生产网络的形成过程中，中国逐渐成为“世界工厂”，中国对发达国家的贸易顺差快速增长。然而，在此期间，我国制造业的贸易附加值比重并未显著提高。以中美贸易为例，中国制造业对美贸易附加值比重从1997年的33.30％到2006年的38.23％，10年间仅仅有14.8％的增长，这相对于贸易顺差1175％的增长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一个在中国组装生产的苹果iPod播放器在美国市场上卖299美元，苹果总部会得到163美元的利润，中国方面只得到4美元的加工费。与iPod情况类似苹果公司另一个产品iPhone的利润高达60％，而中方加工费只占总成本的7％。苹果公司目前销售最火的产品iPhone4市场售价600美元，零部件成本为187.51美元，富士康等中国组装企业每台只能得到6.54美元的酬劳，而苹果公司的利润超过360美元。另外，三星、东芝等芯片供应商获得了苹果对iPhone4零部件支付的大部分费用。因此，国际产业结构从垂直一体化的全功能超级垄断，转换到“外包”代工的网状结构，未能改变南北关系的不平等性质以及不对称的依附性国际生产关系。
三、资本主义模块化国际分工体系下的中国产业发展
模块化生产网络是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方式的最新发展，模块关联标准制定者——以发达国家为基地的跨国公司在生产网络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它们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跨国垄断资本通过时空转移来吸收过度积累的资本国际积累规律，将发展中国家更深地嵌入不平等的国际分工，阻碍了我国新型工业化的推进。新型工业化是党中央反思先行工业化国家早期不可持续的发展历程，而提出的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工业化道路。霍夫曼根据先行工业化国家的发展经验，把重化工业化看作工业化必经的高级阶段。马克思最早指出这种工业化增长模式的弊端：随着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现代经济学称之为资本深化)，一定会出现平均利润率下降和相对人口过剩的现象，经济增长将难以为继。凯恩斯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不过他给出的刺激有效需求的药方把资本对劳动的剥削推向对整个自然界的压榨，导致资源枯竭、气候变暖和环境恶化，经济发展前景依然黯淡。然而，先行工业化国家在工业化后期的实际情况表明，资本主义的丧钟并未敲响，资本家开始积极摸索应对资本过度积累的工业生产组织方式，纷纷转向灵活积累体制，将制造外包，把发展中国家的供应商变为吸收市场风险的“减震器”。灵活积累在产业结构方面导致的结果是，服务业，尤其是为制造业提供产前、产中、产后服务的生产性服务业成为发达国家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产业，而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则以高能耗、高污染和低利润的加工制造业为主。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不再是整个行业，而是那些已经被编码的、非一体化的模块生产环节。跨国公司严密控制产品设计、供应链管理等核心功能模块，对于生产性服务业并没有像制造业那样给中国企业留出多少发展空间。中国不可能在短期内改变国际利益分配的基本格局，但中国也并非永远或完全无所作为。党中央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加快发展服务业，促进三次产业在更高水平上协同发展，全面提升产业技术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就是要尽快摆脱中国在国际分工格局中的依附地位。依据模块化生产网络所承载的国际产业结构的内在本质和外在特征，基于中国国情革新企业战略、完善经济政策，对于我国把生产性服务业纳入国家视野的战略性区间、实现产业发展目标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中国政府只有不断强化地区间的分工协作、赋予中国企业整合供应链的商业生态环境，才能塑造出不依附于外国资本的模块化生产网络，拉动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实现从以加工制造业为主到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