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治精英的成长路径

时间:2018-03-14 论文范文 我要投稿

  美国共和党的两员女将在中期选举中脱颖而出,她们背后彰显的价值在于“商而优则仕”。

  根据《华尔街日报》最新民调,英国石油公司(BP)在公众中的正面形象比率只有11%,远低于因为质量问题而鼻青脸肿的丰田汽车公司(31%)。而金融泡沫的首要罪魁华尔街投行高盛公司的正面形象率只有4%,似乎成了过街老鼠。

  这种形势下,在美国中期选举加利福尼亚州的初选中,有两员女将脱颖而出,成为共和党“商而优则仕”道路的新星。

  这便是共和党籍加州州长候选人、网上拍卖公司电子湾(eBay)的前首席执行官梅格·惠特曼(Meg Whitman)以及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候选人、惠普公司前首席执行官卡莉·费奥里娜(Carly Fiorina)。

  这两位女将的最大特征在于,都是美国“创意经济”的佼佼者,不仅没有石油和华尔街金融业的道德包袱和负面形象,而且还是民主党偏向的硅谷高科技工业中不多的共和党代表。她们不仅有助于纠正共和党的传统弱项─女性选民,更可以炫耀在新经济挑战下成功创造个人和社会财富的从商经历。无怪《华尔街日报》社论表扬她们的脱颖而出,代表了美国右翼的“一场政治输血”。

  两位女强人都是名牌大学出身:惠特曼是普林斯顿,费奥里娜是斯坦福;两人的家世都属于父母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惠特曼的父亲是纽约长岛的贷款商,母亲是中美缓和之后首批访华的妇女代表团成员;费奥里娜的父亲是法学院教授(后来成为联邦法官),母亲是个画家。这样的家庭背景,日益成为常春藤名校注重的招生对象,正是在于早期家庭教育和工作经历,使得其子女毕业后的社会成功机会明显超过权贵世家子弟。

  她们俩本科毕业后,又分别进入其他名校的商学院深造。惠特曼获得哈佛大学商学院MBA;费奥里娜除了是马里兰大学的MBA之外,还获得麻省理工学院(MIT)的管理科学硕士。两人下海之后“商途”一帆风顺。费奥里娜在美国电话公司(AT&T)从管理实习生一路升到主管硬件和系统的副总裁,然后担任AT&T分划出来的朗讯公司的全球业务服务总裁,最后被惠普公司聘为首席执行官,是财富20强公司中首位女性CEO。费奥里娜上任后做出决策收购康柏(Compaq)公司,使惠普成为按台数计算的全球第一大电脑制造商。

  惠特曼则从宝洁公司品牌助理干起,以后多次跳槽,包括担任共和党籍前麻州州长兼总统候选人罗姆尼掌管的贝恩(Bain)公司和迪斯尼公司的副总裁,以及占近乎垄断地位的全球鲜花递送公司FTD的首席执行官。1998年,惠特曼受聘为当时只有19名员工的eBay公司CEO。10年后,eBay成为拥有员工1。5万名、年收入80亿美元的全球最大网络拍卖行。

  这两位女强人都崛起于商海,固然大部分在于她们本身的能力,但名牌大学学历和因之形成的高层校友人脉无疑起了重大作用。例如,惠特曼进入贝恩公司并且升到资深副总裁,与公司元老罗姆尼是哈佛商学院校友有着直接关系。后来她投桃报李,出任过罗姆尼竞选总统班子的财务主席。另外,美国高科技工业的发展,与风险基金、上市策划、公司并购筹款等等关系密切,而后者正是华尔街多如过江之鲫的常春藤名校校友们大展拳脚的场所。

  “商而优则仕”固然是美国政界的长期传统,走此道路的著名人物包括越战时代的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哈佛商学院MBA、福特汽车公司首任非福特家族总裁)。而近年来,这一模式还有更上层楼的趋势。这反映了两大社会因素。首先,美国名校学生精英虽然不乏理想主义,但远比越战时代的激进前辈现实理智,并认同比尔·盖茨先发大财再改造世界的成功模式。其次,美国竞选费用高涨,保守派主导的最高法院新近投票裁决,废止旨在制约公司和利益集团的的政治献金限额法律,进一步刺激了商界大老自费竞选公职的趋势。

  其他不说,费奥里娜赢得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初选,便靠了在最后紧要关头投入数百万美元的个人资金购买政治广告。而惠特曼在初选中就投入了7000多万美元的个人资金,并且准备为正式的州长选举再花费1。 5亿美元。

  作为常春藤名校毕业生,费奥里娜和惠特曼都属于共和党温和派,加上在耀眼的高科技工业领域担任CEO的经历,堪称成功女性,本来应该具有相当的号召力。可是为了赢得新近的共和党初选,两人都被迫在限制移民问题上发表了不少讨好共和党右翼草根的激烈言论。在拉美裔选民已经超过20%并且还在不断增长的加州,这未免会成为大选时的严重障碍。

  最近几十年来,美国社会正在经历深刻的结构性变化。这一变化的根本动因,是美国经济向后工业化社会的历史性演变,传统制造业的比重不断衰微,服务业和新兴高科技工业的比重不断上升。从社会财富的创造来说,美国已经明显从制造业经济演变为“知识经济”,或者是《华尔街日报》新近的说法:“创意经济(idea—driven economy)”。

  不仅只是华尔街创造出各种利用泡沫投资“新手段”赚得盆满钵满、闯下大祸却要纳税人买单的金融大鳄,美国社会的“实体型”财富新贵也明显展示这样的“创意型”现实:微软、谷歌、雅虎、亚马逊、“脸谱”等新兴跨国公司的创始人,皆是美国最新一代的亿万富翁。

  无论是华尔街还是硅谷,这些财富新贵大都可说“白手起家”,但加深了美国上层社会的一个传统特色─他们无不具有常春藤精英教育背景,以及因此带来的有形和无形的社会资源。

  中国传统的政治精英道路是“学而优则仕”。美国也不乏学人从政。哈佛大学博士班的同窗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第44任美国总统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哈佛前校长萨默斯,诺贝尔物理奖得主、能源部长朱棣文等人都是例子。

  但是美国以民主立国,从政“正途”是选举产生的公职。像上述学人那样依靠任命踏入仕途,不免有点类似中国科举时代的捐纳和荫封“异途”。竞选出身的“科班”政客集体,无过于美国国会。

  哈佛大学高材生、《纽约时报》大牌记者纪思道几年前曾经归纳过美国国会议员的职业出身:218名是律师,12名是医生,3名是生物学家。至于国人曾经认为“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数理化学人,则一个都没有。

  换言之,美国通过竞选从政的精英最多是有法学博士头衔的律师,说得再通俗一些是“讼而优则仕”,其次是曾经悬壶济世的医学博士。这一情况与美国精英教育重点相辅相成,两者间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关系。在2010年初夏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台上宣读的本科生直接读博的去向,第一是法学院,其次是医学院。

  然而美国政界的“讼而优则仕”传统,对共和党相当不利,这是因为美国律师业有明显的民主党偏向,尤其是与传统支持共和党的石油业和保险业对比。律师出身的克林顿总统夫妇和第44任美国总统总统夫妇是最好的代表。作为一种自然的对比,美国共和党政治精英走的常常是“商而优则仕”的大学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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