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的审美现代性探寻
废名更是对“文章之美”孜孜以求，他说：“有一个好意思，愿公之于天下同好……那个意思其实只有一句话：我们总要文章做得好。”对于废名的小说，周作人诚恳地说道：“我觉得废名君的著作在现代小说界有他独特的价值者，其第一的原因是其文章之美。”那么，如何才是好文章呢?在废名看来，浸润着厌世观的文章才会美丽，“我喜读莎士比亚的戏剧，喜读哈代的小说，喜读俄国梭罗古勃的小说，他们的文章里都有中国文章所没有的美丽，简单的一句，中国文章里没有外国人的厌世观”。他是以美作为其评判艺术价值高低的尺度的，他的《梦》一诗是其艺术观的集中表达：“我在女子的梦里写一个善字，我在男子的梦里写一个美字，厌世诗人我画一幅好看的山水，小孩子我画一个世界。”废名甚至直言不讳地承认“美是我写作《桥》的哲学”。废名无论对“文章之美”的独特追求，还是对悲苦人生的唯美目光均深刻体现了京派小说的审美现代性。作为一个“厌世的画梦”者，废名虽然没有跌进游戏人生、及时行乐的泥淖，但他对世界所采取的达观超脱的审美态度正是审美现代性的基本诉求之一。
具体在小说创作中，沈从文侧重于对现代文明乃至启蒙理性的反思和批判，废名则执着于审美乌托邦的建构——以日常生活的诗意化对抗现实境遇中的生存焦虑。
沈从文的小说《知识》是一个带有隐喻色彩的反思启蒙的文本。小说开始对知识者张六吉的叙述带着嘲弄和反讽的语调。在哲学硕士张六吉看来，家乡是一片野蛮之地，想到家乡那些“毫无教育”的乡下人，他不时觉得有一种尼采“超人”般的忧郁。然而，一旦踏上家乡的土地，他原有的观念完全改变了。老农夫一家对待苦难与死亡的平静态度和旷达情怀深深感染了张六吉，于是张六吉烧掉了所有书籍，“跟乡下人学他还不曾学过的一切”。沈从文并非想让还乡者张六吉以批判的目光打量着乡野的陋俗和愚昧，或者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发出“改造国民性”的呐喊，而是让知识者认同这种顽强而坚忍的生命方式。小说的结尾耐人寻味：不是知识者用自己的一套文化观念和知识理性去改造原始的乡野，而是让乡民的生存方式及生命形式改造了知识者。沈从文是要人们逼近与认同这样的生存方式，他曾明确地指出，“想教育乡下人，得先给乡下人学学”。
《凤子》即是写一个都市人被乡下“改造”的故事。沈从文一方面让都市人惊叹于湘西风景的奇异、民风的古朴、妇人的美丽与爱情的大胆；一方面通过总爷的口直接批判病态的都市文明乃至都市人，“我先向你告罪，当到(着)你城里人我要说城里人几句坏话。我以为城里人是要礼节不要真实的，要常识不要智慧的，要婚姻不要爱情的”。乡下人那么自信地批判城市人在于其道德与自然人性上的优势，他们信仰“神”，“神的意义在我们这里只是‘自然’”，“是正直和诚实和爱”。这里，是道德的理想国，是审美的乌托邦，是爱的伊甸园。这种桃花源般的境界使这个城市中人忘掉了都市的生活、习气与道德，这一偏远环境终于“征服了这个城市中人，另外那一个人，却因为他的言语，把城市中人观念也改造了”。城市人观念的改造源于乡村文化的优势与魅力。在城市／乡村这一地域空间的二元表达中，如果我们从文化、政治、经济等社会学的或日历史主义的立场观之，城市之于乡村似乎永远是一种进步。但如果从审美主义、道德理想、永恒人性等非历史主义的立场观之，城市／乡村的关系就会发生逆转。沈从文即是从自然人性的价值立场来评判城市与乡村这两个空间实体，从而乡土人生的道德以及乡土的文化、审美意蕴也被呈现出来。乡土不再是蒙昧、落后、丑恶的所在，而是承载着自然文化、涌动着生命强力、张扬着健全人性、充满着神奇魅力的地方。正是在这一点上，京派作家与鲁迅及20年代乡土小说作家形成了不同的审美风格。一个是认同乡村，把湘西民间作为重构民族品德的文化基地，重在颂扬人性之美；一个是改造民间，着意于描绘农村的颓败及陋风恶习(冥婚、冲喜、械斗)，重在批判乡民的愚昧麻木。鲁迅及其追随者以现代启蒙理性的目光反观农村，发现了它的封闭落后；而沈从文则是以“乡下人”的目光打量城市，以乡村文化对抗都市文化，从审美主义的视角对五四以来的启蒙理性传统产生了疑虑与反思。
废名对艺术具有宗教般的救赎功能颇有神会，他在自传色彩极为浓厚的小说《莫须有先生传》中指出：“莫须有先生做小孩时当太平之世，在县城自己家里看放猖，看戏，看会，看龙灯，艺术与宗教合为而一，与小孩子的心理十分调和，即艺术与宗教合为而一了。”正是看重艺术的宗教功能，废名小说善于从民间节日、庆典及日常礼俗中汲取诗意。在《莫须有先生传》中讲到黄梅“过桥”风俗，临时在东岳庙山上架起代表地狱的奈何桥，如果老太太们生前过了这座桥，则死后就可免过这极难通过的地狱之桥。废名详述了三年一次热闹非凡的“过桥”盛况，“桥诚有过桥之意”，桥下并无水，力大者背着老母亲争先恐后而过，“殊为天真可爱”。在这具有宗教色彩的民俗仪式中，废名看到了美丽、天真与可爱，他认为这是“艺术与宗教合而为一”的活动，使沉沦于庸常生活之中的人们得到暂时的狂欢与宣泄，废名以一种艺术的诗性的目光取代了五四启蒙乡土作家的文化批判的理性目光。
《桥》的世界到处充溢着田园牧歌的情调，类似于沈从文在《凤子》中所展现的桃花源般的境界。在对小林、琴子、细竹三人的描写中，作为乡村的儿女，人们见不到他们日常生活中的劳作与艰辛，整天习字做画、采花折柳、看山赏塔，这都是超越庸常生活的诗意的生存方式。这里展现的不是日常的生活世界，而是一个审美的乌托邦。20世纪30年代的评论者阅读《桥》时曾指出：“这本书没有现代味，没有写实成份，所写的是理想的人物，理想的境界。作者对现实闭起眼睛，而在幻想里构造一个乌托邦……这里的田畴，山，水，树木，村庄，阴，晴，朝，夕，都是一层缥缈朦胧的色彩，似梦境又似仙境。这本书引读者走人的世界是一个‘世外桃源’。”这种审美的乌托邦世界更得益于废名在乡土的日常生活和民俗节庆中提取诗意。琴子和奶奶在树阴下牧牛，小林为琴子在树藤间掐花，村妇们于小河边洗衣，琴子和村童一起放风筝，清明节上坟，河岸边“打杨柳球”，三月三野外看鬼火，上花红山折映山红，深夜和史家奶奶看“送路灯”……这些日常生活的诗意描写和民俗细节的展示无不充满着田园牧歌的情趣。
从时间意识的角度观之，京派作家同样表现出对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现代性的时间观念是一种线形与不可逆的、乃至不可抗拒地向前流动的进化论时间观念。废名公开宣称他对进化论的怀疑：“我确是做了一个‘真理’的隐士，一年有一年的长进，我知道我将在达尔文进化论之后有一番话要向世人说，叫世人迷途知返，真理终将如太阳有拨云雾而现于青天之日，进化论乃蔽真理之云雾也。”沈从文对历史进化论时间观也有同样的反省，“我们原来还是活在中古时代，而且历史还正在倒退，使人对于中国明日的一切，有点茫然了。历史如果像一个环，那么，再过十年，倒回来的是个什么世界”?基于这样的时间意识，沈从文把美好的事物赋予逝去的时间，并向过去频频地深情回首，流露出原始主义的思想倾向——以原始的态度批判现代文明，以人性的尺度批判文明的进步对人性的戕害，这是对乐观的进化论思想的警醒与反动。废名甚至借莫须有先生之口对现代科学也要进行一番反思与批判：“莫须有先生的家训可以教人信佛教，可以教人学孔子……比教儿子信科学还要合乎理智。教儿子信科学实在不如信基督教。可惜这个道理一时还不容易使人明白。”虽然废名对现代科学的批判不无偏至，但京派作家对启蒙现代性的反思却是共通的：不管是沈从文以健全人性为价值尺度对都市文明病的批判，还是废名以佛教的“心外无物”批判科学的“唯物说”，并执着于审美乌托邦的理想建构——以唯美的诗性目光对日常生活的观照，他们对现代文明病的批判构成了其审美层面的现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