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哈贝马斯的晚期资本主义合法化危机理论

时间:2018-03-17 论文范文 我要投稿

  摘要:哈贝马斯指出晚期资本主义危机表现为经济危机、合理性危机、合法化危机、动机危机四种形式,合法化危机是晚期资本主义危机的主要特征,以交往合理性取代单一的工具合理性,建立话语民主的社会是克服晚期资本主义合法化危机的根本途径。哈贝马斯的合法化危机理论对于当代中国民主政治的建设具有诸多重要启示,但他的合法化危机理论夸大了语言的作用,具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

  关键词:合法化;工具理性;交往理性;话语民主

  哈贝马斯是当代德国著名的哲学家、社会学家,第二代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合法化危机理论是哈贝马斯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哈贝马斯在《合法化危机》、《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交往行为理论》等著作中指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危机表现为经济危机、合理性危机、合法化危机、动机危机四种形式,合法化危机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主要特征,以交往合理性取代单一的工具合理性,建立话语民主的社会是克服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合法化危机的根本途径。哈贝马斯的合法化危机理论对于当代中国民主政治的建设具有诸多重要启示,但他的合法化危机理论夸大了语言的作用,具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

  一、公平交换是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基础

  任何一个社会要存在下去必须具备自身的合法性基础。哈贝马斯认为,所谓合法性指的是一种政治秩序值得被人们承认。他指出:“合法性的意思是说,同一种政治制度联系在一起的、被承认是正确的和合理的要求对自身要有很好的论证。合法的制度应该得到承认。合法性就是承认一个政治制度的尊严性。这个定义所强调的是,合法性是一种有争议的公认的要求。统治制度的稳定性,甚至取决于对这种要求的(起码的)事实上的承认。”

  哈贝马斯认为,传统社会的合法性基础是自上而下确立的。所谓自上而下,即是说传统社会借助于文化传统而巩固自身的合法存在。与传统社会不同的是,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是来自下面的合法性,即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是从社会劳动的根基上获得的。这是由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特点决定的。哈氏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可以被理解成为—种机制,这种机制能够保证目的理性活动的子系统不断发展,从而动摇了传统社会的制度框架在生产力面前的传统的优越性。传统社会里,统治是政治的统治。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所有制本身的合法性是依靠市场的合理性,即市场交换关系的公平合理和等价交换,而不再是依靠合法的统治制度。统治制度依靠生产的合法关系取得自身存在的权利。社会的制度框架在间接的意义上是政治的,在直接的意义上是经济的。

  二、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化危机

  (一)危机概念及标准

  哈贝马斯主要是从系统整合与社会整合的辩证关系上来建构自己的危机概念的。“一种适当的社会科学危机概念应当能够把握住系统整合(systemintegration)与社会整合(Sozialintegration)之间的联系。……我们所谓的社会整合,涉及到的是具有言语和行为能力的主体社会化过程中所处的制度系统;社会系统在这里表现为一个具有符号结构的生活世界。我们所说的系统整合,涉及到的是一个自我调节的系统所具有的特别的控制能力。这里的社会系统表现为它们克服复杂的周围环境而维持住其界限和实存的能力。”在他看来,危机的确是系统整合出了问题,但起决定性作用的却在于社会整合意义上的社会认同、共同的文化价值出现问题,也即是说其根源在于社会的文化生活。

  那么,衡量一个社会系统陷入了危机之中标准是什么呢?根据哈贝马斯的分析,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社会成员的社会认同发生质变。其二、社会系统的控制功能失效。其三、社会的组织原则遭到破坏。

  根据这三个危机标准,哈贝马斯断定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已经陷入危机。

  (二)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合法化危机及其产生根源

  在对“危机”概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哈贝马斯展开了对以合法化危机为中心的晚期资本主义危机的全面批判。在他看来,晚期资本主义作为一个综合系统,发生的危机是一种全面的、普遍的危机,表现为经济危机、合理性危机、合法化危机、动机危机这四种形式。

  哈贝马斯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危机仍然存在。这种经济危机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持续的通货膨胀、不断的生产停滞、严重的财政赤字。但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危机发生的主要领域已经转移到政治系统和社会文化领域,并且以合理性危机、合法化危机和动机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

  合理性危机实质上是指国家在干预经济时决策和方式具有不合理性,“与经济危机一样,合理性危机把为非普遍利益而进行的社会化生产的矛盾表现为控制命令之间的矛盾”。尽管合理性危机是不可避免的,但它不是决定性的。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领域,比合理性危机更主要、更严重的危机是合法化危机。

  政治系统的“投入”危机就是合法化危机,也可以称为是合法性欠缺。“合法性欠缺则意味着,用行政手段无法维持或确立必要的合法性规范结构。”

  “合法性危机是一种直接的认同危机……它不是由于系统整合受到威胁而产生的,而是由于下列事实造成的,即履行政府计划的各项任务使失去政治意义的公共领域的结构受到怀疑,从而使确保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形式民主受到质疑。”合法化危机即广大群众对晚期资本主义的政治组织原则和形式产生怀疑。

  哈贝马斯主要从两方面分析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合法化危机的根源。第一,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陷入一个自身无法克服的悖论之中:一方面必须实行国家干预,以解决市场机制下经济功能失调而频繁发生经济危机的问题,以此来减轻经济危机对群众物质生活的危害从而获得他们的忠诚和支持;但是另一方面,一旦国家实施干预活动,其统治形式又会受到群众的怀疑,从而失去合法性基础,因为经济的私有化、市场化以及“自由竞争”、“公平交换”等对于资本主义来说是天经地义的。于是,一种矛盾境地不可避免,冲突也就随之而来。这种冲突是产生合法化危机的一个重要根源。

  第二,最为根本的是,国家的干预和行政指令不仅涉及经济领域,而且也侵入到社会文化系统。对文化进行商业生产和行政计划,会将它原有的规范力量消耗殆尽,社会文化系统越来越无法向政治系统投入必需的群众忠诚,以满足其合法性的需求。由于国家干预,原先非政治化的公共领域政治化,促使社会成员对国家提出了更高的合法性要求,使得政治统治对合法性的需求超比例增长,以致政治系统和文化系统之间的关系失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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