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困境”与困境中的农民工

时间:2018-03-23 论文范文 我要投稿

  按户口性质,流动人口可以分成两类:农业流动人口和非农业流动人口,前者简称农民工,是北京流动人口的主体,几乎占到北京流动人口的70%左右。(北京市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本文将以农民工为研究对象,重点探讨以下两个问题:一是农民工的流迁给北京市宏观城市管理带来了哪些难题?政府部门目前面对着怎样的“农民工困境”?另一方面,政府部门应该如何引导“困境中的农民工”进行合理流动,从而实现城市发展与人口流迁的和谐统一?

  一、聚焦“农民工困境”

  随着农民工大规模的流入,农民工的管理问题成为北京市的政府部门面临的新课题。我们可以把因为农民工的流动而给城市管理部门带来的一系列难题,统称为“农民工困境”。我们不禁要问:目前,北京农民工的区域分布对北京城市建设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农民工的职业分布与北京劳动力市场需求有着怎样的联系?农民工的移民倾向是否会对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以及人口规划目标产生重大威胁?在改善民生的大背景下,政府部门应该如何改善农民工基本的生存环境?

  1.农民工区域分布随城中村的改造而此消彼长

  近些年来的统计资料和调查数据提醒人们重视这样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农民工的区域分布随着城中村的改造而在北京各区的街乡之间出现此消彼长的变化,农民工并没有因为城市改造而离开北京。对于农民工而言,他们的流动行为受到城市规划与布局的影响,但终因北京强大的城市吸引力而沉淀下来。

  以调查区县为统计单位,农民工主要集中在朝阳、海淀和丰台等城市功能拓展区,以此围成一个环状,呈放射状向外扩散;以调查样本街乡为统计单位,农民工区域分布随着城中村的改造而发生此消彼长的变化,例如,宣武广外街道、朝阳来广营乡等地的城中村改造导致了当地农民工人数的急剧下降,而五环以外近郊区和环城带五区的街乡却因吸纳了城中村改造地区转移出来的农民工,而使得当地农民工数量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侯亚非:《2006年北京市流动人口家庭户调查报告》,载于《北京人口发展研究报告2007》,同心出版社,2007年)就农民工目前的区域分布来看,农民工主要聚集于中心城的边缘地区,尤其是交通比较便利的五环路、城铁以及机场、京通快速路附近,而远离中心城的新城很少有农民工流入,农民工仅仅随着城中村的改造而呈现出一定范围内的向外搬迁态势。

  之所以形成外来农民工这样的居住现状,主要是农民工聚居区管理体制落后、城中村居住成本低廉等原因所致。农民工聚集区大多以乡镇村委会建制为主,没有根据产业结构的变化和城市化的进程相应地调整管理模式,大部分聚集区已无第一产业或比例很小,但仍保留着土地集体所有的乡镇管理模式,农业户仍在自己的宅基地上搭建大量简陋平房,这给农民工在城乡结合部的集聚提供了基本的生存条件。(尹志刚:《北京市常住流动人口的迁移因素和移民倾向研究》研究报告,2007年)例如,朝阳平房、来广营、十八里店出租10平方米平房的租金约为172元/月,海淀东升乡的租金仅为133元/月。

  2.旺盛的低端劳动力市场需求引发农民工底部聚集

  近些年,北京劳动力市场的需求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对于低端非技术型劳动力的需求逐步增加。2006年,以财会、秘书为代表的技术型职业已经表现出明显的供大于求趋势,而非技术型职业的市场需求日益旺盛,推销展销人员、营业人员、餐饮服务人员、环境卫生人员、治安保安人员等工种几乎占据了供小于求职业排行榜前10的全部位置。

  2005年,餐饮业、居民服务业、建筑装饰业和零售业的平均月工资分别为1317元、1324元、1438元和1704元。像这种社会地位、收入水平都较低的行业,需要引进外来的劳动力来填补空缺。2005年北京市新增就业岗位中面向农村招收的32万个,占总新增就业岗位的30%,而且几年来一直保持这种发展态势。从年龄角度来看,25—34岁年龄段的供求缺口最大;从文化程度来看,初中及初中以下人员的供求缺口最大;从职业类别来看,商业和服务业人员供求缺口最大。在这样强大的市场需求拉动下,农民工迅速地在北京劳动力市场中形成低端聚集。从2006年的调查数据来看,北京绝大多数农民工从事的职业是商业、服务业以及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业,从业人员比例分别为61.25%和23.05%,两者合计超过农民工总数的84%,而北京户籍人口这两项的比例合计不足45%。从职业小类来看,有42%的农民工从事推销购销工作,有18%的农民工为餐饮服务人员,有13%的农民工从事装修及简单劳动工作。

  3.农民工移民倾向明显,北京人口规划目标的实现面临巨大压力

  目前,北京农民工呈现出长期居住的内在趋势,一定规模“不流动”的农民工群体已形成事实上的“城市新移民”或“劳动力移民”。在问及留京意愿时,有47.07%的农民工回答“打算在北京长期居住”,回答视情况而定的占29.64%,而回答不会在北京长期居住的仅占23.28%;从留京时间看,农民工来京时间较长,平均年限为6.38年,有超过半数的人已经在北京居住了5年以上,这明显长于非农业流动人口4.80年的水平;从流动经历来看,有39%的农民工第一次外出打工就选择来到北京,并且有77%的人从未更换过工作,67%的农民工来京后从未更换过住址;从家庭结构来看,夫妇携子女来京的农民工比例已经达到了36.6%,夫妇两人来京的农民工比例达到31.9%,而已婚人口中,单身来京的仅占11.7%,农民工举家迁移的态势日益明显。

  调查数据还显示,在京困难对农民工的移民倾向和行为构成了一定程度的阻力,其中生活类困难(生活费用高、居住条件差和住所不稳定)是降低农民工移民倾向的最主要因素,其次是工作类困难(竞争激烈,工作难找),再次是精神的困难(亲朋好友少,常感到寂寞)和制度类困难(各种针对外地人的限制,子女上学困难)。然而,北京对农民工的吸引力似乎表现得更为强烈。吸引农民工在京长期居住的最主要因素是经济因素,即在北京挣钱多;其次是有利于个人发展的因素,包括发展机会多,能学技术、长本领,可以开眼界、见世面等;再次是子女教育因素,即孩子可以接受良好的教育。北京独有的行政地缘优势是吸引人口流入和定居的根本磁力。从调查数据来看,部分农民工即将成为北京的事实移民,他们渴望成为北京的制度性移民,已经不想离开北京。

  4.农民工后续发展面临困境,生存环境有待改善

  第一,北京市农民工平均受教育年限明显偏低,职业技能十分缺乏。从2006年的调查数据来看,北京农民工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8.66年,不及初中水平;企业很少注重农民工的培训和提升,仅有33%的农民工当过学徒或接受过正式的培训。由于受到自身教育水平的约束和户籍身份的限制,农民工通常与促进地位上升的城市社会关系网络完全或部分隔绝,他们缺乏地位积累、地位继承和社会资源,从而导致其职业地位变化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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