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建构

时间:2016-12-31 编辑:gdyjs 手机版

  导语:要为中国的民族主义溯源,必须首先考察传统中国社会、思想状况,考察传统社会中有没有现代民族主义产生的因子,这些因子如何发展成为现代民族主义思想,再返过去构建一个民族国家的历史。

  [内容摘要] 本文描述了民族认同在中国古代的表现形式,即通过认同儒家文化而认同一家一姓之王朝。西方现代民族国家兴起之后,中国现代历史学家通过想象“中华民族”的历史,从而为“中国”命名,并且建构起我们的民族历史。而由于中国民族国家仍在建构之中,我们面临着很多思想上的障碍与争论,只有通过民主制度的建立与文化认同的回归,才能把民族主义从一种情绪转化为一种思想。

  [关 键 词] 民族主义;民族国家;文化认同

  一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写过一本小册子,叫《民族与民族主义》,该书以这样一个想象的故事作为开头:在核战浩劫后的一天,一位来自银河系外的星际史学家接到地球毁灭于核战的消息之后,横渡银河来到满目疮痍的地球,探索地球毁灭的原因。他经过一番详细的调查之后将会发现:“若想一窥近两个世纪以降的地球历史,则非从‘民族’以及衍生自民族的种种概念入手不可。”①这一故事本身似乎有点危言耸听,但是,它把“民族”放在两个世纪以来世界历史的核心位置,凸显了民族的崛起给世界格局带来的根本性变化。数十年来,学者们针对民族与民族主义的问题进行了大量理论工作,但是直至今天,对“民族”的界定,尚无统一的标准。而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思想、一种情绪,早已登上历史的舞台,极大地影响了历史的进程。

  对中国而言,现代民族观念迟至晚清才正式出现。古代中国既不是民族国家,也没有现代意义的民族主义。当我们今天开口说出“中国”这一词汇并且头脑中呈现对中国版图的想象的时候,我们已经为历史预设了一个主观的“民族”定义作为前提。以“中国”这一名词指称现在的版图,只不过是民族国家兴起、政治建制确立之后的事情。古代儒家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家”与“天下”的观念和今天所说的大致相同,而“国”的观念则与今天完全不同。古代的“国”,不是指国家,而是指朝廷。古代人并没有“民族”“国家”的观念,他们在称呼前面,从来就是加上籍贯、朝代,而籍贯、朝代都和民族无关。只是到了晚清,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当时的人们才第一次面对异族的民族国家,从而在面对西方国家的过程中产生自己的国家意识与民族意识。正如李斯特所说的,似乎只有在优势民族挟其强权进行兼并的威胁下,才会让被侵略的人群生出休戚与共的民族情操,一致对外。晚清之后,面对自己世代生活、耕作的土地面临被瓜分的危险,人们在强烈的生存危机中激发出一种政治认同感,这种政治认同感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义和团的口号从“反清灭洋”到“扶清灭洋”,而最后则归结为对“中国”作为一个独立国家、“中华民族”作为一个独立民族的认同。

  孙中山在缔造一个民族国家的时候,从个人与国家的对立,认为中国人“太自由”,他说:“今天,自由这个名词究竟怎样运用呢?如果用到个人,就成一片散沙。万不可再用到个人上去。要用到国家上去。个人不可太自由,国家要得完全自由。”②孙中山的意见,反映出中国民族主义思想已经崛起而民族国家还没有真正建立、民族认同更未产生的状况。而孙中山的批评,则暴露出民族主义思想萌发之后,如何去通过政治整合去构建一个有凝聚力的国家的问题。在民族与民族主义的关系上,今天的民族主义者,总是先定地认为所谓“中华民族”“中国”自古存在,并且传承文明五千年。但是,从历史的角度看,不是由于有了民族才有民族主义,而是有了民族主义才有民族。民族乃是民族主义思想崛起之后的产物。正如霍布斯鲍姆所说:“民族主义早于民族建立,并不是民族创造了国家和民族主义,而是国家和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③有了民族主义思想,这种思想的提倡者带着寻求身份认同的眼光去返观历史,把历史想象为一个民族主体的变迁,于是把历史的变迁化成一个民族的变迁。通过这种预设的、想象的“民族”去书写历史,把历史描述成为一个民族从诞生到发展的线性过程。这种把“民族”确立为历史主体的书写,用语言文字构建起了一个民族的沿革,于是一个民族便在书写历史的过程中诞生了!以今天的“中国”的眼光去书写现代意义的“民族”的国史,竟成为构建一个民族国家的过程。

  二

  要为中国的民族主义溯源,必须首先考察传统中国社会、思想状况,考察传统社会中有没有现代民族主义产生的因子,这些因子如何发展成为现代民族主义思想,再返过去构建一个民族国家的历史。

  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特辟一章为“中国是否一国家”,用现代的国家观念看中国古代传统社会,最后不得不承认,“中国不像国家。”④实际上,传统也有“国”,但是它指的不是我们今天说的“中国”,而是指朝代,而我们今天说的“中国”这一国家,在传统社会是不存在的。罗素当年在上海演讲的时候就说:“中国实为一文化实体而非国家。”⑤历史学家雷海宗也说:“二千年来的中国,只能说是一个庞大的社会,一个具有松散政治形态的大文化区,与战国七雄或近代西洋列国,决然不同。”⑥

  那么,是什么东西维系着历史的传承发展,维系着古代文明不至于像古希腊、古埃及文明一样中断消失的呢?笔者认为主要原因在于,传统社会没有民族、国家认同,但是,传统社会有坚定的文化认同与王朝认同。王朝认同与文化认同一表一里,维系着传统社会的人们的基本心理结构。顾炎武把这两种认同化为“国”与“天下”的差别,他说: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⑦。

  亡国就是一家一姓的王朝的灭亡,亡天下就是亡文化。以我们今天的眼光看,顾炎武走出朝代观念,旋即陷入天下观念,在王朝与天下之间,始终没有一个“民族”或者“国家”的观念。在还不存在民族的时代,顾炎武面临着他所绝对不认同的清王朝入主中原,于是只有超越王朝认同而归于文化,把文化视为价值皈依的命脉——吊诡的是,当清王朝经历了一个“野蛮的征服者反过来被先进文明所征服”的过程,做出认同中原文化的姿态,前明遗老们便在拥抱传统文化的同时,顺理成章地认同了这一异族的统治,甚至即使并不认同这种统治,也难以找到反对的正当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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