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史学传统对新闻传播史研究的启示(2)

时间:2020-11-04 18:28:30 论文范文 我要投稿

西方史学传统对新闻传播史研究的启示

  新闻传播史作为史学的分治学科,在研究中也在不断借鉴史学的研究成果。新闻传播史研究虽未能与史学同步前进,但也在尝试紧紧跟随,新闻传播学在中国短短的百年历程,出现了一批优秀的新闻传播史著作,尤其是近年来,出现了一些延续西方史学传统的代表性著作。

  其一,吴廷俊教授的《新记大公报史稿》,可以说是社会文化史传统在新闻传播史研究领域的代表作。该书史料翔实,评价公正,作者在充分利用了所看到的各种文献资料,如书信,报刊,文集、文件等,还采访了当事人的后代、亲友、同事,充分收集了口述史学的材料。在此基础上,作者秉持文人论证的总体指导思想,论述并客观评价了大公报人在救亡图存中的杰出业绩,生动地展现了一副民国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的全景。同时该书突破了社会文化史传统的客观主义,结合政治军事史的热情,对大公报在几十年历程中的成就颇多赞誉,对大公报在党争内战中的过失遗憾不已。行文中流露出对大公报的精神不能再生的感慨,全书弥漫着一种“此曲只应天上有”的伤感气氛。与中国古代的史传典籍相类比,可以说,吴著承继了《史记》的遗续。司马迁开创了政治、经济、民族、文化等各种知识的综合撰史方法,通过“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史记是我国第一部规模宏大、贯通古今、内容广博的百科全书式的通史,再现了史前到当代(汉武帝时期)的历史画面。同时,作者突破了孔子述而不作的撰史传统,通过“太史公日”的形式,表达了作者“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修史理念,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进行了独到的论断,虽然班固说他“论是非颇谬于圣人”,但其宝贵的史论财富至今仍然熠熠生辉。而吴著在论述大公报的发展历程,再现报刊史全景的同时,也对史实和人物进行了客观公正的评介,如对大公报的“文人论政”传统以及“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理念进行了批判性的评价,指出了大公报“小骂大帮忙”的本质。

  其二,蔡铭泽的《中国国民政府党报历史研究》某种程度上来说承续了政治军事史传统。作者敢为人先,选择对近现代中国产生深远影响,但又因为政党群体失败而被大陆主流学界忽视的报刊群体——国民政府党报进行深入研究,再现了国民政府党报发生、发展、消亡的历史过程。在学术无禁区,言论有藩篱的时代语境下,作者突破意识形态的禁区,摆脱了失败者的历史不足惜的“土匪史观”的影响,秉着资料第一,评价第二的写作理念,对资料进行了批判的遴选和解读,总结出政党、政权、党报三者之间的教训,梳理“党”、“报”、“政”的科学关系。作者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既揭露和批评了国民政府党报维护国民政府专政的本质,又具体地肯定了其在特定条件下的某些积极宣传和改革。这样就从根本立场上否定了国民政府党报,又在具体问题上肯定了国民政府党报的写作基调,做到了符合大陆的主流意识形态,也有别于台湾学者对国民政府党报的历史书写。作者以文献分析为主,数据分析、比较分析为辅,以政治事件为主、全面展开、重点解剖的方式,重点勾勒了1927—1949年间的国民政府党报历史图景。是“一部弥补中国新闻史研究空白的力作”。反观中国古代史籍,依稀可见《汉书》的影子,汉书是汉朝官方所修之断代史,其内容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目的是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统治阶级政策的描述,以警示后人。作为官方修史,其对汉王朝基本上持褒扬的基调,具有浓厚的封建正宗思想,尤其是汉武帝的文治武功更是赞扬不已。正如政治军事史专注于政治军事大事一样,《国民政府》主要专注于新闻媒介本身,再现国民政府党报的历史流变,同时作者又极具政治军事史的热情,其研究就是为了为现实的党、政权、媒介的科学关系提供“前车之鉴”,对国民政府的党报始终坚持批判的否定的立场,同时对具体时期具体业绩和具体人物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体现出了鲜明的立场和倾向性,极富政治军事史的热情。

  其三,李彬的《全球新闻传播史》,则可以看到神话史学传统的影子。该书采用史论结合、夹叙夹议的笔法,既专注媒介发展,亦兼及历史、哲学、科技、文化和社会生活等领域,论述了公元1500年以来全球化背景下的新闻传播大历史。该书以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等经典著作里揭示“全球化”命题为指导,同时吸取20世纪以来“新史学”的理论、“年鉴学派”和海登·怀特的叙事理论,以及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针对全球新闻传播的历史演化、社会动因、专业背景、内在逻辑及发展趋势等,展开全面系统而不失深入细致的分析,点面结合、史论结合、历史与逻辑结合,勾画一幅有机的而非机械的、整体的而非割裂的、联系的而非分离的全球新闻传播史,体现出广阔的“全球传播”视野和视角。”正如神话史学传统执着追求彼岸世界,探索历史的终极目标一样,该书也在不断追寻新闻传播的“光荣与梦想”。作者认为新闻传播史研究,应该像年鉴学派先驱费伏尔呼吁重建历史与现实的统一时所说的那样“全身心地投入到生活中去,沉浸在生活之中,沐浴在生活之中”。与神话史学追求上帝存在对历史行程的决定意义一样,作者认为人文学科式的新闻传播史研究及其要义,归根结底还在于追求某种人生的意义,具体说来就是所谓理想、价值、精神的境界、生命的张力等。与神话史学肯定上帝的终极价值一样,新闻传播史研究应该追求、铸就、张扬一种新闻传播史的人文价值与理想,赋予看似僵死的新闻传播史以鲜活的生命、灵动的韵味和高远的意义。归结起来,神话史学追寻历史形成中的上帝意志,李著则力图展现新闻传播史鲜活流溢的生命活力,尝试将醇厚的历史、深邃的哲学与灵动的文学有机交融,将已逝的过去、变化的现在与生成的未来一脉贯通,从而构建一幅新的活泼泼的洋溢着生意、焕发着魅力的全球新闻传播史,力图使作为人类创造的新闻传播学的著述都折射着一种美丽而神奇的生命意志。

  西方史学在19世纪迎来了新的转变。出现了以德国历史学家兰克为代表的客观主义史学派别,亦称历史研究的科学学派。由于该学派倡导秉笔直书,通过史料批判如实地再现历史,因而又成为实证主义史学流派的同义语。兰克主张历史学为了将来的利益而评论过去,历史学的理想目的在于评判过去,教导现在以利于未来。这种史学理论与方法直接影响了中国的历史研究者。傅斯年提出了史学即史料学的史学理念,认为历史学根本任务就是历史事实和人物以文字的形式还原,为此他要求历史叙述要客观公正,超然于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