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南方科技大学“内忧”现象探析

时间:2018-04-20 论文范文 我要投稿

  论文摘要: 在南方科技大学办学思路的分歧中,“规律论”者们所拟遵循的规律,不是大学上位的应该拥有自治权的规律,而是下位或中位的具体如何办学的规律。“国情论”者们所顺应的国情,是行政权力干预大学事务的习惯或传统,而这正是南科大创办时意欲克服的弊端。其与自己初衷相悖的现象,表明大学制度的改革极其艰难。南方科技大学“内忧”的启示为:让大学成为完全独立的教育和学术机构,让教师和学生成为大学中真正的主人是大学改革的真正方向。

  论文关键词:南方科技大学;内忧;大学自治;教授治校

  由“南科大内忧”(本文将南方科技大学简称为“南科大”,下同)引发的舆论浪潮,估计在“南科大决定面向国内外招聘200多名教师和工作人员”、“南科大成立理事会”、“南科大聘任一位副校长”等一系列举措的影响下,将会很快地归于沉寂。而导致南科大“内忧”的一些问题,也将在南科大内外力量的积极努力下很快化解,然而,经历过“成立党委会、理事会”以及朱清时校长“市长任南科大理事长是现实下必要选择”的表态,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此南科大已非彼南科大了,其感觉正如某学者所言:“‘另类’的南科大已经彻底被官方‘招安’了,走向了一条中国特色大学的不归路”。

  这虽然是一些“梦想南科大能够引领中国高教改革未来之路的人士”不愿意看到的结局,但在笔者看来,这样的结果其实并不奇怪,它是南科大逻辑的必然结果,也是南科大模式无法避免的社会形态。而笔者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南科大“内忧”风波虽然停息了,但导致“内忧”的大学体制和教育问题还依然存在,“内忧”的矛盾还在发酵和继续,它不仅会影响南科大的道路和前景,而且会为中国大学的整体性发展提供负向的提示和警戒,有必要对其进行深入的探讨,给南科大以及中国大学的整体性发展提供理论性启示。

  一、 大学应该先遵循什么规律

  审视南科大“内忧”的争论,可见其基本观点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所谓的“规律论”,另一个是所谓的“国情论”。其中,朱清时校长的主张被归结为“国情论”,他认为南科大应该立足中国国情来办学,因而更多考虑的是如何利用一些有利时机,大胆地采取“改革性”行动,来破除阻碍大学体制进步的“坚冰”,以便为南科大赢得发展的空间。比如:自主招生、自授学位,以“既成事实”倒推大学体制改革。而香港科技大学3位教授的主张则被称为“规律论”,他们主张南科大应该与现体制保持平衡,在现体制的框架下立足教育规律来办学。具体的思路是应该认真规划好办学思路和教学制度,然后根据规划和制度按部就班地办学。比如:他们不主张“仓促招生”和“盲目上课”,认为这种做法有违教育规律。综观双方的主张和分歧,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有道理,但都有值得商榷之处。

  在规律论者而言,所讲规律无疑应该是全面意义上的规律,而不能只是某一种层次上的规律。而香港科技大学3位教授所讲的“先制定大学发展规划、大学章程、培养目标、课程体系,然后根据大学发展需要,有的放矢地聘任教师和设置课程”的规律,在大学发展中的确很重要,但立足中国大学的实际情况,尤其是立足像南科大这样意欲“要为中国大学改革创路”的大学的实际情况,这样的“规律论”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因为一是这样的“按教育规律办学”思路,既不是南科大“创校”的初衷,也无法显现南科大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因为南科大“创校”的目的,就是要在传统的大学中创出来一条新路,就是要反传统大学的潮流,若“循规蹈矩”地办学,南科大就失去了创办的意义。二是这样的规律并不是大学教育中的上位规律,而是中位或下位规律,对其遵循是需要在上位规律实现后才应该考虑的事情。而对南科大以及中国所有大学而言的上位规律,就是根据世界大学通例,国家和社会对大学办学自主权的肯定、确认或授予。也就是说,大学要有完全的办学自主权。

  笔者这种看法的依据是,大学的自主权对大学而言,是大学能够成为真正大学的最基本的思想和制度条件。如果没有这个条件,大学的思想就会由于受到外界力量的禁锢和束缚而失去大学的精神和灵魂,变得残缺不全或萎靡不振;大学的制度就会因外界力量的干扰,而背离教育本性,变得左支右绌、自相矛盾;大学的文化就会因为抵御不住强权威慑和利益引诱,而陷入奴性和欲望的泥沼,变得腐化、堕落、投机、势利、庸俗。而朱校长在办学过程中的“当机立断”(自主招生)和“艰难选择”(设立党委会,由市委组织部选聘副校长,成立理事会等),可以说都与这个规律的内容缺失有关。否则,若南科大与外国大学一样,天生就拥有大学的自治权,那朱校长就不用去纠结于是否要自主招生、自授学位、由组织部选聘副校长这些事了,他完全可以专心致志地考虑“如何选教师,如何筹集经费”这些国外大学校长们所从事的工作。因为在世界大学的制度和活动逻辑中,这些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本文认为,有两方面的内容需要特别注意:

  其一,根据世界大学发展的历史经验,世界上最早时期的大学自治权的授予或获得,都是需要仰赖当时的国王、教皇或诸侯的理智和开明的。大学虽然需要进行争取自主权的努力,但这些努力似乎并不是大学能够获得自治权的主要原因。这一点于我国大学而言非常重要。因为我国目前的社会体制,还处于“只有绝对权力才能纠正绝对权力错误”的历史时期,由体制外力量来纠正体制内错误的想法还不太现实,因而对体制性缺陷的改正办法,最有效、最经济的方式,还是“体制内的自我纠错”,也就是由体制内的“卡理斯玛”人物,亦即理智、开明的统治者来为大学的体制“破冰”——为大学下放自治权。这种方式从表面看起来似乎与世界性的民主潮流不符,但可能是我国大学制度进步思路中的最合理的选择,也是中国大学体制改革中的真问题。

  其二,由私立大学为主形成的大学自治的文化和制度传统,是现代大学形成的重要条件,尤其是公立大学消除自身缺陷(容易被行政权力控制)的重要条件。因为由私立大学所坚持和彰显的大学自由、独立传统及思想,形成了大学之所以为大学的思想和文化标准,引导着现代大学制度和文化的发展趋向,限制了公立大学、教会大学的自我性利益趋向(行政的、教会的),使他们不敢背离大学的本质和规律太远,只能规规矩矩地按照大学的规则活动。如果这些大学囿于举办者的自身利益,背离教育本性和社会公义,就会面临被同行蔑视和唾弃以及大学内部人基于教育本性而反对的压力,从而使公立大学不敢在大学本质方面走得太远。这就是大学行业规则,或者说大学文化生态的作用,也就是世界上各个国家的公立大学虽然很多,但都基本上恪守由私立大学创立的三A原则(学术自由、学术独立、学术自治)的原因,也是大学这个世界性组织能够跨越时空、跨越地域而长期存在的原因。正是这种传统和文化的力量,才使许多国家的公立大学,不敢坚持“谁创办、谁控制”的方式,而是选择“支持(出资)而不控制”的模式。亦即国家虽然出资创办或资助大学,但并不控制大学,而是理解和支持大学实行教授治校、大学自治的制度。也可以说正是这个传统和文化的作用,所以才使许多以移植为特征的国家的大学,一开始就因为移植的原因而享有自治权,省略了他们为争取大学自治权的艰难、代价和痛苦。也使许多国家的公立大学,无法在国内形成垄断同盟,必须自觉地按照世界大学(也就是私立大学)的模式来设置自己的制度,组织自己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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