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格律诗在东北现代文学发生期的嬗变
第三，有关诗歌体裁的讨论。新诗既然没有传统格律诗严格的格律、对仗，现在还要把韵脚去掉，很多人就会质疑：“凡无韵的白话皆得谓之诗了，就如报纸上的琐闻、杂报以及各种读本、各样童话……用新诗的格式写到纸上”{11}，都是新诗吗？还可称为诗吗？王莲友曾在《读羽丰先生的〈论新诗〉》中采用蓝尼的文体要素分析了诗与散文的五点区别，吴裔伯也在《对于论新诗诸公的几句闲话》中谈到了“无韵诗与散文的混杂”。一个新的体裁出现，引起的这些争论都是可以理解的，也是中国现代文学所必需的，也证明了这些东北评论家严谨的学风。所以吴老雅认为论诗可以不必强调新旧，一代诗有一代诗的格式，“以当代的人视当代的诗，自谓之新；以当代的人视前代的诗，自谓之旧”，“新诗”是现在的人命名的，“传到后世，再受文学新进化的排挤，恐怕我们现在的诗可存在，而这个‘新’字就不准保他无恙了”。
新文化运动之初，新诗提倡者们都将新诗作为替代传统格律诗的体裁，其实，新诗完全可以作为诗歌的一种形式，区别于传统格律诗，与之并驾齐驱。吴老雅这种不惟二元论，充满辩证思维色彩的评论很客观，也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所以在当时，虽然东北的文学运动较关内稍晚，但这种尽量保持客观公正的态度，从推动东北文学发展的角度出发，却使得传统格律诗与新诗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注释：
① 多舌：《对于吴裔伯君论新诗声韵之略解》，《盛京时报》1923年10月4日。
② 参见高翔《现代东北的文学世界》，春风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65页。
③ 刘大白：《新律声运动和五七言》，《旧诗新话》，开明书店1929年版，第241页。
④⑤ 羽丰：《论新诗》，《盛京时报》1923年8月10日。
⑥ 吴裔伯：《论新诗兼致孙百吉君》，《盛京时报》1923年9月12日。
⑦ 孙百吉：《论新诗》，《盛京时报》1923年9月1日。
⑧ 王莲友：《读羽丰先生的〈论新诗〉》，《盛京时报》1923年9月6日。
⑨ 大冷：《读吴裔伯先生的〈论新诗兼致孙百吉君〉》，《盛京时报》1923年9月20日。
⑩{11} 吴老雅：《再论新诗》，《盛京时报》1923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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