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婚姻案件中“保证书”的效用
虽然多数情况下，婚姻危机双方都能在无公权力的介入下予以化解，但是，现实中的情况错综复杂，有些矛盾相当一部分当事人认为非得要找“公家评理”，自己才能信服。法院作为化解社会矛盾的最后一道防线，具有较其他解决纠纷方式明显的优势，因此承担了此项重任。我国有关民事法律规定，对婚姻类案件的处理要坚持“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原则，法官一般都会先行调解，处理时非常审慎。组成一个家庭实属不易，家庭不仅仅是双方的责任，更是对社会的责任，有些当事人只是心生怨气，心里面横着“一道坎”，加之遇到了有关法律知识盲区，夫妻感情确未破裂，却固执地要坚持离婚。法官会对当事人释明法理，陈述利害关系，当事人会知晓其间的利与弊，此时，在法官的见证下，一方当事人书写的“保证书”会抚平对方的心理伤痕，也会促使对方反思自己的行为，其便以不伤和气的方式化解了婚姻危机。此种情形下的“保证书”多是一方给对方一次改过机会的书面见证，法官往往也会积极地调解促成当事人和好，此种方式当事人一般也乐于接受。
四、法理思考与探索
（一）“保证书”中若约定有诸如“净身出户”等财产权属及“背叛婚姻方不得探望子女、不得做孩子的父（母）亲”等条款，是否有效？会产生怎样的法律后果？
在现实的具体操作中，“保证书”中的“净身出户”及“背叛婚姻方不得探望子女、不得做孩子的父（母）亲”等条款一般多存在于当事人私下里签订的“保证书”中。
所谓“净身出户”是指婚姻的双方当事人在婚前或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约定，在婚姻双方决定离婚时，婚姻的一方要求另一方退出婚姻时不能得到任何共同财产。此类约定多见于男方入赘女方家中的情形。我国《婚姻法》第十七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一）工资、奖金；（二）生产、经营的收益；（三）知识产权的收益；（四）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但本法第十八条第三项规定的除外；（五）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下列财产属于婚姻法第十七条规定的”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一）一方以个人财产投资取得的收益；（二）男女双方实际取得或者应当取得的住房补贴、住房公积金；（三）男女双方实际取得或者应当取得的养老保险金、破产安置补偿费。”由此可知，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上财产属于夫妻共同所有。是不是当事人约定的所有类似的条款均属无效？依据《婚姻法》第十九条之规定，夫妻双方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权属进行约定，但是其约定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由此看来，当事人一方在“保证书”中约定有“净身出户”的条款也并非全都为法律所禁止。若签署此类“保证书”时系其真实的意思表示，可以视为夫妻双方对其所属财产的约定，理应受到法律的保护。但是，若书写该条款的当事人有证据证实其在做出该意思表示时有被胁迫等情形，依据民法上的意思自治及公平原则，该条款亦属可撤销情形。在实践中，针对该保证条款一定要审慎地认定其具体内容，区分清真实的意思表示与不正当的胁迫等情形，以防一方当事人由此不当得利。 针对“背叛婚姻方不得探望子女、不得做孩子的父（母）亲”的保证条款，法律的态度很明确，此类约定概属无效。因为涉及到子女的探望权及子女与离异父母的关系属身份关系，当事人不能约定予以排除相关当事人的权利。依据《婚姻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离婚后，子女无论由父或母直接抚养，仍是父母双方的子女。”；《婚姻法》第三十八条之规定“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行使探望权利的方式、时间由当事人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父或母探望子女，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由人民法院依法中止探望的权利；中止的事由消失后，应当恢复探望的权利”。由此可知，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不因双方婚姻的解除而不复存在，子女仍是其父母共同的子女；有关对子女的探望权，当事人不能人为地约定排除，法律明确规定除非一方探望子女不利于该子女身心健康的，只有法院有权依法判决中止其探望权。
（二）若一方当事人违反了“保证书”中约定的内容，另一方当事人向法院起诉离婚，该“保证书”可否作为双方感情破裂的依据？法院可否据此判决解除双方的婚姻关系？
有一种观点认为，夫妻之间签署“保证书”等书面承诺，已经明确地表明双方的感情已经出现裂痕或者说至少存在着些许的不信任因素，否则即不会签署此类“保证书”。当以契约形式维系的婚姻关系再次出现危机时，当事人双方的感情当属破裂情形。因此，当一方违反“保证书”的约定时，应当作为婚姻破裂的重要依据，法院可据此判决双方离婚。
笔者认为，此种观点值得商榷，我国以感情破裂主义作为法院判决离婚的法定标准，实践中，除非当事人双方一致同意离婚，否则，法院判决当事人离婚必须以此为准据。婚姻当事人签署的“保证书”多是夫妻双方婚姻忠贞及夫妻义务与责任的书面宣誓，涉及道德或精神层面的居多，在当前婚姻案件的审理语境下，其充其量只能作为双方感情不合的一个参考。在具体审理中，法官应当结合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综合予以认定夫妻感情是否破裂，对符合法定离婚条件的，应准予离婚。当然，“保证书”中涉及到的有关权利与义务如不违反法律的规定，依据民事领域意思自治原则，理应受法律保护，有关当事人应依约履行。一个合法有效的婚姻，不仅关涉婚姻的当事人双方，更是关乎社会的安定有序，每个婚姻家庭肩上都肩负着一定的社会责任。同时，值得注意地是，在涉及到有子女的离婚案件中，子女亦是予以考量的重要方面。不能因为当事人双方之间存在着“保证书”就很草率地使一个家庭解体，否则，将有损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并可能会由此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三）为什么当事人更加信奉在法院主持下签署的“保证书”？其对我们法院的审判实践有何启示？
在当下的中国社会，普通大众的乡土情结依然浓厚，受传统观念影响，人们对法院等公权力机关仍心存畏惧，认为到法院终归是件“不光彩的事”，有些地区的人甚至“谈法色变”。对于婚姻类案件而言，当事人通常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诉诸法院寻求解决途径，因为夫妻双方彼此互不信任，他们相信法院会居中裁判，认为在法官的见证下签署的“保证书”会更有公信力。很多情况下，一方当事人正是抓住了对方的心理弱势，才以起诉离婚作为手段，目的是给对方在心理上造成震慑，以签署“保证书”使其切实履行自身的义务、维系婚姻的稳定，夫妻感情尚好、因一时赌气离婚的当事人多属此种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