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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及时代意义探讨
“内圣外王”主要是中国哲学中儒家的思想，而“逍遥”主要是中国哲学中道家的思想。儒家重群，道家重己，因此儒家在“内圣”之外还有“外王”，而道家更多地关注个人的“逍遥”境界。庄子在《逍遥游》中开篇就讲：“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庄子在这里运用了极其诙谐浪漫的手法，将深奥的哲理如泼墨山水画卷般展现于我们眼前。在庄子看来，逍遥是人生的最高境界。逍遥，就要“无所待”，达到坐化两忘、“形如槁木，心如死灰”（《庄子·齐物论》）的地步。人格要与天道相通，内外兼修，天人合一，最终结果是“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庄子·天下》）。这种“澄心万虑忘”、物我同化的境界，不正是深处喧闹繁华的现代社会中的我们所需要的吗？我们终日为世俗之事而操劳奔波，话不出自真心，行不出自本真，身心俱疲，最终造成了诸多关系的紧张与对立。中国哲学中“内圣外王”与“逍遥”之境，正是解决当代人精神困惑的一剂良方。
4、走向世界的民族哲学
“哲学史展现的正是高尚心灵的更迭，思想英雄的较量。”“哲学家们为解决哲学问题而提出的论辩证明至今给人以启发，成为人类精神的宝贵财富。从哲学史的观点看问题，问题的提出比答案更有意义，解决问题的过程比达到的结论更有价值。学习哲学史是培养创造性思维的训练方式，也是启迪批判性思维的实验过程。”（赵敦华《西方哲学简史·前言》）学习中国哲学史的过程，就是这样一个激发思维活力、寻求生命灵光的过程。中国哲学中有其独特的思维方式与价值系统，阴阳、变易、中庸、和谐、以人为本、天人合一、刚健有为等一系列思想与精神，是始终贯穿于中国哲学的发展过程之中的。中国哲学深深扎根于中国文化的土壤之中，并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的活力，并通过这些熠熠生辉的思想与精神，内化于中华民族的一言一行之中，在不经意间外化为中华民族的气质与秉性。近代以降，中华民族一直致力于寻求强国御侮、繁荣富强之道，不断地对包括中国哲学在内的中华文化进行反思与追问。无论是战争之后的“开眼看世界”，还是戊戌变法时的“百日维新”，无论是“五四”前后的新文化热潮，还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化反思，都在努力探索着中国哲学乃至中华文化的现代化转型之路。需要指出的是，西方文明的涌入与冲击，其实并没有割裂我们与传统的关系。我们始终是过去的子孙，我们始终是传统所培育出的后代。无论新文化和“五四”运动乃至“文革”如何批驳和推倒传统，都未能从根本上割裂我们与传统的这种血脉相连的关系。只不过，在这种强有力的社会思潮的冲击之下，我们忘却了传统，泯灭了对于传统的认知与认同，外在的形式几乎全部被“西化”了。但是我们的哲学还在，我们的文明还在，我们的根基还在，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讲，“五四”前后对于传统文化的抨击与批判，正是寻求中国哲学乃至中华文化现代化转型之路的一种方式。当思想界处于万马齐喑、死气沉沉、萎靡不振的时候，正是有了这样一群先进的中国人，站在时代的前列，为民族的哲学与文化寻求新时代的发展之路。正是因为他们了解我们的哲学，熟知我们的传统，关切我们的文化，才能真正地从中西方两个文明的角度加以比较和对照，发现了我们哲学乃至文化中所具有的不足与缺陷，并身体力行地去完善与改造我们的哲学与文化，让它走上现代化之路。一个民族的哲学乃至文化只有在世界的“大我”与民族的“小我”之中，才能真正体悟到人与世界的关系。只有透过世界的视角，以一种宏观而又理性的态度来对待我们的哲学与文化，我们的哲学与文化才会不断地富有生机，得到进一步发展的机遇。
阴与阳，物与我，同与异，己与群，内与外，既是中国哲学的精神所在，也是中国哲学与整个世界所具备的联系。中国哲学所具有的基本思想与精神，只有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不断实现现代化转型，才能在“成人”的过程中完成“成己”的使命。富有民族特色的哲学，是中华民族得以实现伟大复兴的精神食粮；走向世界的中国哲学，是当代中国实现现代化发展的不竭动力。让中国哲学走向世界，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并在解决问题的实践之中实现中国哲学的现代化转型，是我们当代人尤其是青年人所面临的重大时代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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