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开拓当代农村研究的新境界

时间:2017-02-07 编辑:rany 手机版

  对当代农村的研究,既有难以收集资料的困难,更有对资料难以鉴别的困难。当代农村同样受到当代中国政治的强烈支配,大量材料带有当时政治形势的鲜明色彩,需要我们更加小心地分析鉴别。

  论文关键词:农村问题研究 农村调查 阶级分析法 经济社会分析法

  论文摘要:本文分析了20世纪的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形成的阶级分析和经济社会史分析两种不同的认识方法,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我们目前对农村问题的研究,应下大力气在当代农村经济社会方面取得突破,在研究方法上应当注意四个方面的问题。

  20世纪的中国农村问题研究,走过了复杂的历程,形成了阶级分析和经济社会史分析两种不同的认识方法。

  毛泽东关于农村问题调查研究的成果,是阶级分析方法的主要代表。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毛泽东曾经说过,中国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对农民和农村社会阶级的调查,构成了毛泽东有关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理论基础。

  毛泽东毕生重视社会调查,其中包括农村调查。

  早在1925年底,毛泽东就在他的家乡从事过农民状况的调查,并且组织过农民斗争。1926年1月,毛泽东发表了《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一文,初步分析了农村社会阶级。1927年1月,毛泽东又进行了湘潭、湘乡、衡山、酸陵、长沙五县调查,后来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列举了乡村农会组织农民所做的14件大事,驳斥了当时党内党外对于农民运动的各种责难。这是毛泽东从事中国农村研究的开始。后来他说过,1927年春天之前,自己“得知了各阶级的一些情况,可是这种了解是异常肤浅的,一点不深刻”;在考察湖南农民运动之后,“对于农村阶级的结合,仍不是十分了解的”。

  毛泽东对农村的调查研究,以20世纪30年代的最有价值。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领导了秋收起义和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27年11月和1928年2月,毛泽东先后在宁冈和永新进行过农村调查,但是这两个县的调查材料在1929年1月红四军离开井冈山时损失掉了。而1927年1月湖南五县的调查材料也由于杨开慧的牺牲而损失了。1930年5月,毛泽东说:失掉这些调查材料,特别是衡山、永新的两份材料,“使我时常念及,永久也不会忘记”。

  1930年代前期,毛泽东做过许多有价值的农村调查,并且留下了一些调查报告,其中以1930年5月所写的《寻乌调查》,1930年10月所写的《兴国调查》,1933年11月所写的《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最为重要。

  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农村调查的重要性体现在哪些地方呢?

  第一使毛泽东对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和各阶级的经济政治状况有了一个逐渐清晰的认识。1926年1月,毛泽东在《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一文中,把农村社会阶级划分为大地主、小地主、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雇农、乡村手工业者、游民等八个阶级。在1930年的《寻乌调查》中,毛泽东把农村社会分级划分为地主(包括大、中、小地主)、富农、中农、贫农、手工工人、无业游民、雇农七种,并且具体指出,地主占农村人口的3. 445%,富农占4%,中农占18. 255%,贫农占70%,手工工人占3%,游民占1%,雇占0. 3%。如果对照中国革命的过程,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农村阶级的划分以及对他们所占农村人口比例的估计,基本上是正确的。实际上,《寻乌调查》所说的农村地主富农占人口的7. 445%,应该是比较符合社会实际的。它的缺点是关于地主富农人口的概念不太明确,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这里说的地主富农人口,可以包括地主富农分子和全部地主富农家庭人口两种解释。这个问题,直到1947年底至1948年初才解决,当时明确规定了地主富农占农村总户数8% ,总人口10%,改变了1947年执行《中国土地法大纲》最初阶段所规定的地主富农占农村总人口10%的估计。此外,毛泽东自己说过,没有分析中农、雇农与流氓;在原有土地关系上,没有分别了解富农、中农和贫农占有的土地状况,是《寻乌调查》的“大缺点”。尽管如此,《寻乌调查》所分析的地主富农占农村人口7. 445%的结论,毫无疑问是一个理论上和政策上的重要成果。

  第二,使毛泽东形成了关于极端重视社会调查工作的一系列科学认识。非常值得注意的是,1930年5月,毛泽东在写成《寻乌调查》的同时,还写出了《调查工作》这篇文章,后来,毛泽东把这篇文章改名为《反对本本主义》。他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调查就是解决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调查工作的主要方法是解剖各种社会阶级”,终极目的是要“明了各种阶级的相互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然后定出我们正确的斗争策略”等等著名原则。这些思想原则的运用,成为毛泽东指导中国革命的重要方法论之一。

  第三,经过社会调查的实际锻炼,毛泽东初步形成

  了一套农村社会调查的科学方法。他称之为“调查技术”,包括要进行讨论式的调查,根据调查需要确定座谈对象,根据主持调查的经验决定座谈会的规模,事先拟订调查提纲并让座谈者知道,要亲自参加,要深人,要自己做记录等等。实践证明,这些方法是行之有效的。

  1937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历次上进行过四次著名的社会调查。

  一次是20世纪40年代张闻天对西北农村的调查。从1942年2月18日起,到1943年2月24日止,张闻天先后在陕北神府、兴县、米脂、绥德等地农村进行社会调查,前后历时一年。张闻天本人亲自整理或修改定稿的调查报告就有《贺家村八个自然村的调查》、《碧村调查》、《兴县十四个自然村的土地问题调查》、《杨家沟地主调查》等,当时还有大量材料没有来得及整理。《贺家川八个自然村的调查》1943年10月在延安出版,《杨家沟地主调查》直到1957年5月才由三联书店出版。

  二是1950年代前期的农业合作化调查。1951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农业互助合作会议,到1956年1月全国合作化基本完成,中国农村迅速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的集体化改造。在这个过程中,为了指导合作化运动,毛泽东和各级党组织用很大的精力进行农村社会调查。毛泽东为了批判党内的不同意见,在1955年9月到12月,主编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并写了两篇序言和104份批语。1957年,三联书店汇集合作化运动中各级党委或部门、个人的农村调查报告、工作报告、报刊新闻报道等资料,编辑出版了《中国农业合作化史料》一书。

  三是1952年12月上旬到1953年3月上旬刘少奇对中央政府32个部、委、直属局工作的调查,和1956年2月中旬到5月初毛泽东对中央政府34个财经部门与湖北省、广东省、广州市、武汉市经济工作的调查。这次调查,顺应了新中国政权认识政府行政工作的规范、秩序、规律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正是通过这次调查,形成了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所表达的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要思想。

  四是1960年代初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中央领导人员对农村经济形势和如何纠正“左”倾错误的调查。在这次农村调查活动中,刘少奇到湖南长沙、宁乡,周恩来到河北武安,朱德到四川、河南,陈云到上海青浦,邓小平到北京市的顺义、怀柔,了解基层情况;中央各部和各级领导也做了大量调查工作。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的调查报告就陈云的《青浦农村调查》;胡乔木的《关于在韶山公社解决食堂问题的报告》、《韶山人民公社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情况简报》、《韶西大队杨家生产队食堂分伙后情况》、《访问东塘生产队》;周恩来的《关于食堂和评工记分等问题的调查》;邓小平、彭真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几个问题的调查》;张平化的(关于在浏阳县文家市大江大队作调查的报告》;习仲勋的《在长葛县和尚公社检查工作向中央写的第一次通讯》;邓子恢的《关于龙岩调查》、《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试点情况的调查报告》,等等。这次农村调查对于纠正1958年以来大跃进的“左”倾错误意义重大。

  20世纪20年代以来,农村问题研究日渐受到重视,逐渐形成了与农村阶级分析法相区别的经济社会史分析流派。它的特点是:

  第一,在研究领域方面,形成了以梁方仲、傅衣凌为代表的明清经济史,以陈翰笙、费孝通为代表的民国农村经济研究,以及1949年以后的当代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三大研究领域(当然有的研究作品具有涉及面交叉的性质)。

  第二,在研究方法上,具有比较规范和融会的特点。比如,黄宗智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一书的学术方法,作者就表示:“本书在分析方法上同时得助于农民学和中国历史研究中的三大学术传统,即革命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历史研究,西方‘形式主义经济学’和‘实体主义’的学术著作,以及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和实体主义的研究成果。”杨国祯教授比较了法国年鉴学派和梁方仲、傅衣凌教授的研究特点后说:“它们的本质都是经济史和社会史相结合,学术渊源上都受过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研究方法和手段都是借助其他人文学科,关注社会下层群众的社会生活和‘私’经济,挑战当时流行的事件史、政治史叙事模式,其发展都构成‘新史学’的动力。”

  第三,都花了很大的精力从事收集史料的工作。比如,黄宗智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使用了大量的满铁资料。马若孟的《中国农民经济》一书,也大量使用了1939 -1943年期间日本人在华北进行的调查资料。傅衣凌教授的研究,非常注意收集乡村社会中当时还不为人重视的契约、族谱、墓志铭、乡规民约等文献,建立了以民间文献证史,以民俗乡例证史,以实物碑刻证史的学术传统。再比如,唐致卿的《近代山东农村社会经济研究》一书,收集了山东省档案馆的2000多卷档案、上千件农村契约文书和数百万字的田野调查资料。

  我感到,目前我们对农村问题的研究,应当下大力气在当代农村经济社会方面取得突破。

  在当代农村问题研究方面,已经出现了一些很好的作品。比如,毛丹的《一个村落共同体的变迁—关于尖山下村的单位化的观察与阐释》、于建嵘的《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黄树民的《林村的故事—1949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弗里曼等人的《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庄孔韶的《银翅—中国的地方社会与文化变迁》,等等。但是,这个领域基本上还是一个有待开发的处女地,学术发展的空间还相当大,我们需要做出更大的努力。在研究方法上,我们应当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实现阶级分析法和经济社会分析法的有机结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研究农村社会,分析农村阶级,制定党的政策策略,实现了农村社会的政治变革。这是它的成功的一面。可是,中国农村的现代化,从根本上来说仅仅依靠政治变革是不成的。我在1993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曾经提出了一个问题:土改运动“对人们私有观念的摧毁,是否仅仅限于地主阶级?如果一个社会不断摧毁人们的私有观念,能否最大限度地激发人们创造财富的积极性?近代中国土地问题的解决,为什么没有能够为近代化提供必要的资金积累?”我们需要重新审视革命时期的农村社会的政治变革。不过,我们今天在对农村进行经济社会研究的时候,仍然有进行阶层分析的必要。当代农村土地改革之后,随着社会政治结构的变化,不同的社会阶层在不同的时期占有的社会资源是不同的,他们的身份、地位、主张、要求也是不同的。研究这些不同的社会阶层,会使我们对农村问题的认识更加直观,更加科学,更有价值。

  第二,实现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结合。当代农村研究的成果,一般有描述某一全国性运动、概况的专史性著作,有描写某一地区的区域性著作,还有描写某一个别乡村的个案型著作。目前个案型著作比较受到重视。个案研究具有相对典型,相对细致,相对深人的特点,但是个案研究必须尽可能地与宏观形势紧密结合。对一个孤零零的村庄的调查,固然是有意思的,但是在中国,完全忽视了与它周围地区,乃至整个国家政策和政治趋势的联系,这个村庄的命运是说不清楚的。

  第三,更加小心地收集和鉴别史料。对当代农村的研究,既有难以收集资料的困难,更有对资料难以鉴别的困难。当代农村同样受到当代中国政治的强烈支配,大量材料带有当时政治形势的鲜明色彩,需要我们更加小心地分析鉴别。比如,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毛泽东就花很大的精力编辑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共90万字。这部书收集的资料是否全都可靠呢?有人说,中国的农业合作化是靠“三次会议一本书”发动起来的。毛泽东自己也把编辑这本书看成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所做的第一次社会调查,可见毛泽东对它的重视。但是,围绕合作化问题,党内发生过不同意见的争论,毛泽东尖锐地责骂了持不同意见的同志。1955年7月和10月,特别是10月的尖锐批评,以强大的权力压制了不同意见。《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共计收集了176份材料,其中1955年9月份之前上报的材料91篇,1955年10月之后上报的材料85篇。试想,在大力反右倾政治气氛中这些各地报上去的材料能可信吗?薄一波曾经说过:“由于出版《高潮》的主要目的是批判农业合作化中的‘右倾保守思想’,因此,序言、按语和材料选择标准中都存在一些问题。”所以,用史料学的真工夫分析史料,是当代农村研究,也是整个当代史研究必须要解决的重要前提。

  第四,大力培养年轻学者。我曾经说过,当代史研究中一个突出的优势,是我们的硕士生教育、博士生教育为充实更新研究队伍提供了坚实的支持。他们年轻,朝气蓬勃,思想开阔,经过严格的学术训练,是当代学术进步的光明前途所在。仅以南京大学的博士论文为例,殷晓清博士对当代“三农”问题的研究;贾艳敏博士对大跃进时期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河南遂平县碴研山卫星人民公社的研究;叶扬兵博士对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研究;张学强博士对山东直南土改的研究;莫宏伟的博士论文课题:苏南土地改革研究;钟霞的博士论文课题:对山东一个村1956-1966年经济社会变迁的研究,都以题材新颖,视野宏大,史料扎实而别具一格。

  我还曾经说过,在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出现了许多非常优秀的外国学者,特别是一些西方学者的著作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新的感受,这反映了科学无国界的时代特点。当然,我们中国学者也应当下定决心,努力工作,拿出自己可以与西方学者的作品相媲美的卓越成果。我相信,在他们身上,或者说经过他们的努力,我们会看到这个希望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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