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技术垄断”:对文化神话的解构
当初马尔库塞用“技术理性的政治内涵”，强调在技术的合理性中包含着支配和征服的合理性，也即统治的合理性。当技术在控制外部自然的同时，也要对人实行控制和监督。“不仅技术理性的应用，而且技术本身就是(对自然和人的)统治，就是方法的、科学的、筹划好了的和正在筹划着的统治。统治的既定目的和利益，不是‘后来追加的’和从技术之外强加上的，它们早已包含在技术设备的结构中。技术越是发展，这种支配和控制的能力就越强。所以，在现代工业发达的社会中，随着技术的发展，人们的生活虽日益安逸，却丧失了自由，并未能获得相应解放。但由于现有技术是人类生存所必需的，所以，马尔库塞所谓人的解放需要不包含统治的新技术的这种解决问题的方案，是不恰当的，“如果我们所说的科学应该叫做现代科学，即对它在技术上的被使用负有责任的科学，或者说，如果没有什么似乎‘更人道的东西’可以代替科学的功能以及整个科技进步，那么，一种新的技术观念就不会有什么成果;一种新的科学观念就完全不可设想。
显然，从马尔库塞的范式，不可能正确分析技术作用变化的原因，因而也不可能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法。为此，哈贝马斯指出，人类的社会文化发展模式，从一开始就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一个因素是人类对自身生存的外部条件的日益增长的技术的支配权，另一个因素是制度框架对目的理性活动的扩大了的系统的不同程度的被动适应。在这之中，目的理性的活动代表了主动的适应形式，而制度框架的变化遵循的是被动的适应模式。它们是决定着社会进化的两个理性化的过程。这里要注意的是，不应由于技术作用的变化，而否定目的理性系统合理化的扩展，本身也是社会发展所需的一个必要条件。
近代相对于中世纪的重大成就是确立了“进步”本身的地位，但随科技的不断成功，进步本身却日益走向异化。以工具理性为支撑的“进步”取代了上帝成为人们不假思索的信仰，成为“一种现代性的世俗宗教”，其结果是，“进步”“被制度化到一个无责任位置的社会变迁”。传统现代性的重要深层知识原则就是科学理性、工具理性，正是这种表面“全知全能”实则“片面垄断”的工具理性，造就了现代社会的全面问题。科学理性的垄断性推进，造就了社会发展的“技术统治的线性模型”，社会成为经济社会，国家成为“技术国家”，“工业理性和技术的蚕食耗尽了日益现代化的社会的本质”“使人类的充满生机的关系成为工具理性的”“使这个行星上的所有的生命形式处于危险之中”。
技术对人类社会、文化和心理的影响，告诫世人正步人技术支配文化的一个新阶段，正面临失去传统、失去驾驭技术能力的危险。为此，我们必须抨击盲目的技术崇拜和唯科学主义，它们“是一种绝望中的希翼和愿望，归根到底是一种虚幻的信仰”在埃德加·莫兰看来，虽然哲学的历史已有2500多年，但是关于人的科学尚未诞生，其原因在于科学无法研究人性，从而导致“迷失的范式”。
当下我们的身体已紧密维系着网络、数据库和信息高速公路，因此难以给我们提供一个不受观察的避难住所，或提供一个可以划定一条抵抗界线的堡垒，“通向更彻底的解放的道路必须通过信息方式的主体形成，而不必经过现代性的早期时代的主体形成以及该时代快速消失的文化”。与其说文化带来人类的繁衍，毋宁说加剧了人类对自身存在真正目的的迷离。齐美尔看到这种“文化悲剧”的真正原因，在于文化好像对我们做出了“强化”的诺言，但是事实上，与所谓“强化”相伴而生的是“自我的丧失”。可见，要想走出技术垄断的困局，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技术垄断”是技术文化发展的一个必然阶段，它不仅是对文化神话的一次比较彻底的解构，更是人类自身的一次自觉自为的深刻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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