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出走”现象(3)

时间:2021-04-14 16:16:44 论文范文 我要投稿

论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出走”现象

  当代男性的“出走”往往有看破红尘的意味,“出走”者往往是经历坎坷的知识分子,在往昔的生活中迷失了自己,在反省自 己的生存状态时,往往会引起内心的巨大裂变,自我意识的突围必然要产生逃离的想法。这时的“出走”很大程度上有无奈的意味,一己之力的薄弱不能对抗强大的文化主流,他除“出走”外别无它法。但这“出走”行为本身,却又构成了对文化主流的强烈批判。《废都》中的庄之操便生活在“废都”这种颓废的文化气氛 中,他受这种文化的侵蚀,自我一度沉迷,沉酒于情欲中不能自拔,甚至企图在这种肉体的放纵中得到灵魂的解脱。然而他失败了,他依然无法摆脱自己精神的困顿,空虚、痛苦和自责仍像毒蛇一样紧紧缠绕着他。但他最后的“出走”和逃离却显示了他要摆脱这种生存状态找回真正自我的勇气,他以自身的切肤经历和行动诉说着对自身和当下文化状态的不满和反抗。

  女性文本中形式上的“出走”容若晨星。事实上,形式上的“出走”在当代的文化语境下根本不能解决任何问题,而精神上的“出走”却成为对男权文化的有力反抗和批判。其实女性参与写作本身就是对男性权威的否定和对男权社会的整体“出走”。张洁在《方舟》中给我们展现了三个“出走”在外的女性,三个人都看清了父权社会的性别歧视的实质,但她们身受其害却无可奈何。她们只能在喝酒、抽烟、通退、不修边幅等“雄性化”的悲衷中发泄内心的苦闷。在外面饱受创痛的她们只能抱头痛苦相互安慰,哪里是她们安身的方舟呢?她们虽然走出了家门,可仍然难以摆脱强大无处不在的男权系统的控制。她们“出走”了,但更多的女人仍乐在其中或者浑然未觉,生为女人怕是她们最大的悲衷了。她们的生存困境表明了全体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迫在眉睫。

  西方女权主义思想的传人使女性写作在对男性文化的批判上向纵深处发展。女作家们认识到,通过展现女性在男权社会当中的苦痛来进行文化批判是在用自身的痛苦来换取男性的怜悯,仍然没有走出男权的樊篱,她们需要一种更为有效的颠砚形式。结果她们找到了,她们夺回了书写自己身体的权利,并用一种全新的意识向男权话语系统挑战,使“身体写作”成为20世纪90年代女性文学中最独特的风景。陈染的《私人生活》被称为“女性的心灵史”,林白《一个人的战争》则是一个“身体叙事”的典范文本。这些小说在女性文学甚至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具有较大的文化价值,它使女性躯体与欲望的表达在文本直至在文化中成为可能,彻底打破了只有男性欲望的书写才是正统的不平等,找到了女性真正的“自我”。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中国强大的传统文化的积淀以及由此形成的文化认同方面的“集体无意识”,使得女性解放的道路依然漫长。

  (四)

  综观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出走者”形象,我们会有这样的疑问:“出走”者最后的命运怎样?“出走”能否解决“出走者”的生存困境和文化困境?替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中曾预言:“但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这种悲剧性结论建立在“出走者”没有任何经济的独立地位,也没有明确的追求目标的原因之上。他们只是对自我意识的盲目突围,并没有坚定的精神信仰和明确的价值追求,因此突围后却发现前面的道路已无从选择。丁玲笔下的莎菲女士虽然走出了家门,但她依然未能走出封建传统笼罩的社会,她感到悲观厌世,长期孤独的生活形成了她病态的心理。她在玩弄别人感情的同时也撕裂了自己的感情,最后只能在悲哀与茫然中走向消亡。“出走者”的悲剧归根结底是人“存在”的悲剧,是人与社会现实的矛盾的具体体现。社会的各个层面的因素都对人并通过人自身来束缚和规定着个体行为,因此,“出走”者的悲剧也就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