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传播中的农民工形象及其成因
摘 要：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媒介技术的日新月异，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升，信息传播日益便捷，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社会利益分配的多元化和贫富差距的扩大使得社会的一些弱势群体问题也日益凸显。本文主要探讨在当代的大众媒介的传播中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工的形象是怎样被建构的，同时分析在媒介传播中这种农民工形象构建的原因。
关键词：媒介传播；农民工；形象；成因
一、关于“农民工”概念的界定
农民工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社会环境的变迁，他们的社会角色也在不断的发生着变化，在街谈巷议的话语体系中，农民工的形象逐渐的从之前的勤劳，淳朴转变为卑下、粗暴的代名词，这些转变有其固有的客观原因，同时社会主观因素也是不可忽视的。在我们眼里农民工就是那些生活在城市社会底层，从农业人口中分化出来，常年或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在城市从事非农业工作，靠自己的劳动获得工资并作为其主要收入来源，但户籍仍然在农村的社会群体，他们通过季节性、周期性的返乡进城活跃在城乡之间[1]。关于农民工的内涵和概念不同领域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予以剖析和界定。学者王春光分别从农民工的职业、身份、劳动关系和地域四个维度予以了具体的论述。农业部部长韩长斌则是在其《90后农民工》一文中将农民工群体依据社会发展和时代的变迁分为三代：第一代农民工即是在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农村政策放活走出农村的农民。这些人中的绝大部分是在乡镇企业打工，亦工亦农，离土不离乡。时至今日，这一代农民工早已人过中年，除了少部分具有技术专长或管理能力的人成为企业经营者，大部分人已回到农村；第二代农民工大多是20世纪80年代成长起来的农民，随着90年代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经济外向度大幅提高而外出打工。这部分人是目前农民工中数量最多的，外出进城打工是这代农民工有别于上代农民工的显著特点，他们中的一部分留在了城里，另一部分挣了一些钱而选择回乡；第三代农民工就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后出生的农民工，最近几年新增加的农民工主要是这部分人，他们基本是进城打工，也都念过书很多还是独生子女，对农村也没有父辈那样依恋，估计有4000万人左右[2]。韩部长不仅对农民工的历史发展进行了梳理，而且对每一阶段的农民工的主要特点也予以了概括，从这些论述中我们也认识到农民工即使进入了城镇却始终没有真真正正的融入到城市生活中。农民问题也始终是关系到国家发展的重大问题，值得关注和研究。
二、媒介传播过程中农民工形象的失真与扭曲
1。媒介传播中对农民工形象的弱势化。我国当前还是一个农业国家，农村人口在我国总人口中占绝大多数，目前农民工人口也达到2亿多。可是我国社会群体中的这一最大的群体在传媒资源的占有和利用上却呈现出明显的失衡的状态，当前我国的大众媒体迅猛发展，报刊、杂志、电视台和广播不仅在数量上如雨后春笋般的速增，在影响力方面更是渗透到社会生活的的方方面面，然而在我国现有报刊（9000余种）中有关农业期刊（187种）所占比例还不足0。02%；在现有的电视台总数量中与农民相关的栏目也仅仅只占到1%。由这些数据统计可见， 在我国人口总数中占据最大比例的农民群体在媒体资源的支配率方面并没有占到应有的比例，而这样一种比例的失衡也将必然导致农民工群体在大众媒介在传播过程中弱势的地位。
农民工群体在传媒资源的分配和利用上的“弱势”地位，也使得其在大众传媒的信息传播过程中只能是只能被动地接受。各种网站和报道中关于农民工们利益处处受损，遭遇拖欠工资，甚至人身安全都没有保证的新闻和图片不胜枚举。在媒体的传播中农民工似乎总是低人一等的弱者，在为“农民工”贴上这些弱势群体标签的过程中，大众媒体的力量自然是不容忽视的，他们凭借自身的优势，在市场趋向和价值取向的影响下将媒介的议程引向有利于传者利益的方向，而这些“弱化”的形象在媒介激烈的竞争中似乎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是为能吸引到更多的眼球，为媒介赚取经济利益而构建。
2。媒介传播中对农民工形象的妖魔化。所谓妖魔化，就是指不顾事实、不加分析的贴上恶的标签，然后通过舆论对其施加影响，并使其失去辩解的'话语权，从而成为任人宰割的对象。“妖魔化”这是一种起源于二战期间的宣传策略，在如今的国际环境中这种极端的宣传策略也常被某些国家的媒体使用，人为的为国际间良好的交流制造隔阂和矛盾。而在国内的媒体传播中不幸的是，一些媒体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把这种妖魔化的策略运用到农民工身上。在媒介传播过程农民工各种与城市文明相对立的形象例如行为偏激的鲁汉，无视法律法规的罪犯以及平庸无能需要社会拯救的底层人士等等充斥报端和网络。 媒体的这种传播偏向使得农民工形象越来越多的在社会成员心理形成各种负面形象的刻板印象，并影响其在现实生活中对这一群体的正确认知。按格伯纳的培养理论，媒体所提示的“象征性现实”对人们认识和理解现实世界有着巨大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是长期的、潜移默化的，这种影响会在不知不觉中制约人们对现实的认知。媒体关于农民工形象妖魔化的构建不仅会影响城市受众对弱势群体的认知，同时也会因此加剧社会的分层和社会成员的和睦相处。
3。媒介传播中对农民工形象的污名化。媒介传播中对农民工形象的污名化实际上就是，农民工群体在媒介传播中所遭受的“媒介歧视”。所谓“媒介歧视”，学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关于这一词条的标准的界定，但对于这个词条的理解顾名思义也就是指大众媒介在其传播过程中不是平等的公正的对待所有的社会成员，对于那些处于社会底层和和边缘的弱势群体的报道中存在歧视的成分。媒体对农民工报道中的污名化[3]，即歧视性的现象主要是因为农民工缺少知识和经济的支撑和制度的保障，很多时候迫于生计，会干出一些有违背法律和道德的事情，再加上城市市民对外来人口尤其是农民工自我对他的恐惧[4]，很容易在农民工暂时生存的城市环境中遭受歧视，同时在媒介的传播过程中遭受污名化的形象建构。在传媒的报道中以及由于受媒介环境影响的城市居民的认知中，粗暴、愚昧、不文明等等标签似乎天然正当地加在农民工的身上。如在新民晚报，2010年1月7日的《艳舞表演脱得仅剩内裤 台下观众清一色农民工》的报道，这样的新闻报道标题其实在潜意识中就是对农民工的一种歧视，即便它报道的是事实，但是在报道语言上可以尽量的客观公正不带任何感情色彩。毕竟这样的这些形象并不能代表所有的农民工的形象。这样的报道会加大城市居民对外来务工人员的歧视，也会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