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主义行政人事观及其当代价值

时间:2016-12-16 编辑:8029 手机版

  导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行政人事起源的分析是以公共权力的变迁为起点的。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公共权力是与人类社会发展相伴随的一种权力。

  摘要:马克思主义行政人事观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行政人事观包括行政人事的起源观、地位观、方法观、功能观以及价值观。研究马克思主义行政人事观,对于深化当前我国行政人事改革,并为之提供正确的理论指引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行政人事;行政改革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十分重视人事人才问题,并把行政人事管理作为国家管理的核心加以阐述。马克思主义行政人事观主要包括关于行政人事起源的基本观点、行政人事地位的基本观点、行政人事方法的基本观点、行政人事功能的基本观点以及行政人事价值取向的基本观点。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行政人事观,并以之作为理论指引,对于巩固国家政权,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推进行政人事的改革和公共部门人才资源的开发利用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行政人事的起源观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行政人事起源的分析是以公共权力的变迁为起点的。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公共权力是与人类社会发展相伴随的一种权力。从氏族的原初公共权力到国家产生后的政治性公共权力的演变,直接导致了行政人事的发生。

  恩格斯指出,在原始时代的原始人类面临十分艰难的自然环境,他们与大自然斗争的力量是极为有限的。“为了在发展过程中脱离动物状态,实现自然界中的最伟大的进步,还需要一种因素:以群的联合力量和集体行动来弥补个体自卫能力的不足。”这种群的联合力量,最初表现为原始氏族,后来逐渐发展成为胞族和部落。在原始的氏族中,氏族选举一个酋长和酋帅,氏族可以任意罢免。酋长在氏族内部的权力,是父亲般的、纯粹道义性质的,他手里没有强制的手段。因此,公共权力在原始氏族中就存在,只不过那时的这种公共权力是直接由自己组织为武装力量的原始居民组成,是与全体氏族成员相融合的一种权力。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三次社会大分工的出现,使个体家庭成为一种与氏族对立的力量,并代替了氏族成为社会的基本经济单位,促使社会从野蛮时代进入了文明时代。商品、奴隶、货币、地产等都可以成为私人占有的财富,私有制产生了,社会逐渐分裂为不同的阶级,这种经济发展的不可阻挡的势头预示着氏族制度的解体。“一句话,财富被当作最高的价值而受到赞美和崇敬,古代氏族制度被滥用来替暴力掠夺财富的行为辩护。所缺少的只是一件东西,即这样一个机关,它不仅保障单个人所获得的财富不受氏族制度的共产制传统的侵犯,不仅使以前被轻视的私有财产神圣化,并宣布这种神圣化是整个人类社会的最高目的,而且还给继承发展起来的获得财产从而不断加速财富积累的新的形式,盖上社会普遍承认的印章;所缺少的只是这样一个机关,它不仅使正在开始的社会分裂为阶级的现象永久化,而且使有产者阶级剥削无产者阶级的权利以及前者对后者的统治永久化。而这样的机关也就出现了。国家被发明出来了。”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也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而毫无例外地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社会出现阶级对立时的产物。恩格斯通过对国家产生过程的深刻分析和将国家与氏族进行比较,揭示了国家的本质特征。他指出:“国家的本质特征,是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这种公共权力已经不再直接就是自己组织为武装力量的居民了。这种公共权力在每一个国家都存在,构成这种公共权力的,不仅有军队和官吏,而且还有物质的附属物,如监狱和各种强制设施。列宁则更明确地指出:“最能表明国家这个机器特征的有两种机构,即官吏和常备军。”从这些论述不难看出,自从有了国家,便有了专门从事国家事务管理的官吏,也就有了对于官吏的管理,行政人事也就产生了。

  二、马克思主义行政人事的地位观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十分重视行政人事管理和人才建设,把它置于一国国家管理的核心地位。马克思主义认为,行政人事和人才建设是无产阶级夺取和巩固政权,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国强民富的核心和关键。

  (一)行政人事是国家管理的核心。马克思指出,分工使国家的管理成为一部分人即官吏的专门职能。也就是说,官吏是专门从事国家管理工作的,而国家的管理是政府的核心职能。官吏既然承担着这种职能,毋庸置疑,对于官吏的管理即行政人事自然居于国家管理的核心地位。恩格斯在分析国家产生过程时指出:“官吏既然掌握着公共权力和征税权,他们就作为社会机关而凌驾于社会之上。”“他们作为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的代表,必须用特别的法律来取得尊敬,凭借这种法律,他们享有了特殊神圣和不可侵犯的地位。”在恩格斯看来,官吏即国家机关,他们是公共权力的代表,是国家的代表,因而无疑在政府中居于核心位置。他们神圣的和不可侵犯的地位,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地位,是凭借法律获得的。

  (二)行政人事是政权巩固的关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无论是夺取政权还是巩固政权,行政人事工作和人才建设都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马克思指出,工人们已经具备了作为成功因素之一的人数,但是只有当群众组织起来并为知识所指导时,人数才能起决定胜负的作用。也就是说,工人阶级只有在知识的武装下并成为人才,才能使队伍团结并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列宁指出:“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善于组织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因为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实现,必须依靠广大具有高度自觉性的无产阶级领导人才的带领和推动。这种领导人才的产生,必然来源于对行政人事工作管理和人才建设的加强。因此,毛泽东强调,“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

  (二)行政人事是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生产力和经济社会不断地发展变化的原动力是什么?用马克思自己的话说:“生产力的这种发展,归根到底总是来源于发挥着作用的劳动的社会性质,来源于社会内部的分工,来源于智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恩格斯则指出了不同社会对人才的不同需求,他在《致国际社会主义者大学生代表大会》中说:“过去资产阶级革命向大学要求的仅仅是律师,作为培养他们的政治活动家的最好原料;而工人阶级的解放,除此之外,还需要医生、工程师、化学家、农艺师及其他专门人才,因为问题在于不仅要掌握政治机器,而且要掌握全部社会生产,而在这里需要的决不是响亮的词句,而是丰富的知识。”马克思和恩格斯把生产力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史最终归结为“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揭示了行政人事及人才建设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原动力作用,指出了生产力的发展和它引起的经济交往方式的变迁,构成历史过程中的“经济运动”,从而描绘了行政人事及人才建设推动一国经济社会不断进步和发展的壮丽图景。

  三、马克思主义行政人事的方法观

  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和行政人事观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基础的。具体来讲,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研究一国的政府管理和行政人事必须遵循以下方法:

  (一)经济分析法。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讲到:“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物质关系决定思想关系。因此,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是由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变革所决定的。研究管理活动中的各种关系和形式的变化,探讨人类社会管理活动包括政府管理及政府行政人事管理的基本动机和发展规律,应当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去寻找其深刻的动因。

  (二)政治分析法。国家政治制度决定着行政人事制度,一国行政人事制度必然依统治阶级的意志而制定,并受其根本影响和制约。列宁说:“资本主义压抑了、扼杀了、蹂躏了工人和劳动人民中的大批天才,这些天才在穷困和屈辱的压迫下毁灭了。”指出了一国政治制度决定着行政人事制度和人才的命运。列宁进一步指出,在建立新的政治制度和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时,一定要防止行政管理脱离政治,防止滥用行政手段,“因为我们的政治和行政管理靠的是整个先锋队保持同全体无产阶级群众、同全体人民群众的联系”。深刻地揭示了一国政治制度对行政制度及行政人事制度的决定关系。因此,对一国行政人事制度进行研究,不能脱离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不能忽视政治制度的决定作用和重大影响。

  四、马克思主义行政人事的功能观

  马克思主义十分重视人才的作用,认为人才资源是一国最为宝贵的财富,是保证无产阶级政党先进性的根本因素。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行政人事管理具有以下几个方面主要功能:

  (一)关于人才的选拔与培养。恩格斯指出:“在我们党内,每个人都应该从当兵做起;要在党内担任负责的职务,仅仅有写作才能和理论知识,即使二者确实具备,都是不够的,要担任负责的职务还需要熟悉党的斗争条件,习惯这种斗争的方式,具备久经考验的耿耿忠心和坚强性格,最后还必须自愿地把自己列入战士的行列。”在恩格斯看来,选拔和培养人才必须注重实践的锻炼和理论的学习,必须从基层做起,他特别强调了社会实践在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作用。而作为领导干部,则更应具备坚定的立场和高尚的品格,必须勇于斗争和善于斗争,并具有创造性,这是造就和选拔优秀干部和领袖人物的重要指针。

  (二)关于干部的监督与治理。恩格斯指出,在新的合法斗争条件下的和平环境里,应当改变过去秘密斗争条件下的某些制度。要依据党章按时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使全党有更多的发表意见的机会。要让党员群众批评监督党的领导干部,“人们不要再总是过分客气地对待党内的官吏——自己的仆人,不要再总是把他们当作完善无缺的官僚,百依百顺地服从他们,而不进行批评”。而党的领导干部则必须树立民主作风,要摆正与群众的关系,决不能脱离群众,高踞于群众之上,自吹自擂,突出个人,更不能热衷于家长制和强制手段,“不要那么器量狭小,在行动上少来点普鲁士作风,岂不更好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其管理公共事务的力量在于置身于群众之中,并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从人民群众中汲取智慧与力量。”

  (三)关于人才的标准和评价。在人才培养与选拔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十分注重人才选拔和评价标准的问题。毛泽东说:“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邓小平指出:“我们选干部,要注意德才兼备。所谓德,最主要的,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在这个前提下,干部队伍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且要把对于这种干部的提拔使用制度化。”江泽民同志则结合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实际,提出了领导干部要讲政治、讲学习、讲正气。可见,马克思主义在人才的标准和评价上是发展的,从恩格斯提出的加入无产阶级政党的应该是“最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也是最勇敢的士兵”,到毛泽东提出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原则,再到邓小平提出的“四化”原则和江泽民同志强调的“三讲”,其中贯穿着一条主线,即德才兼备原则。德和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容和具体表现形式,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人才标准和评价上的发展观。

  (四)关于人事的组织和原则。马克思在论述19世纪法国的政府组织时说:“这种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有着按照系统的和等级分工原则建立的分支庞杂、遍布各地的机关。”除中央集权制外,其他体制中的国家机关实行的大体上也是类似的组织原则。这种组织原则有两个特征:一是在横向方面根据职能划分为不同的部门;二是在纵向方面根据权限划分为不同的等级。这样在政府组织和人事行政上,便形成了一个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严密的组织体系。实行这样的人事行政组织原则,有利于政府有效地发挥其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作用。但要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国家结构形式和政府组织原则的观点,是从革命的利益出发的,因而也是随着革命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

  五、马克思主义行政人事的价值观

  马克思在其著作《法兰西内战》中,提出工人阶级在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后,应将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旧政府机构的合理职能交给社会的负责任的公仆。他集中论述了无产阶级政府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包括议行合一原则、普选制原则、责任制原则、义务教育原则和自治原则等等,并且认为“公社实现了所有资产阶级革命都提出的廉价政府这一口号”。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公社(即廉价政府)是无产阶级政府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有效形式,也是无产阶级政府行政人事管理的价值取向,因为公社取消了两个最大的开支项目。即常备军和国家官吏。而政府应执行的合理职能,则不是由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机构,而是由社会本身的负责任的勤务员来执行。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产物,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如果没有最后这个条件,公社体制就没有实现的可能。在这里,马克思强调了公社实现的条件是“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因为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而是从国家到自由人联合体的过渡形式,从历史发展的进程看,它处于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消亡的进程中。换句话说,要实现廉价政府的目标,商品经济的消亡、市民社会的壮大和国家政治性质的逐步消失等是先决条件。从公社当时所处的历史条件来看,显然不具有这些条件,在资产阶级暴力镇压下,公社这种超历史阶段发展的政治形式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六、马克思主义行政人事观的当代价值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公共权力变迁的视角,从国家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规律的把握中,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系统阐述了行政人事在一国政府管理活动中的核心地位、基本功能和价值取向。即便是在今天,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行政人事的基本观点,对于我国当前行政人事制度改革和公共部门人才资源的开发管理仍具有较强的理论指导意义。

  (一)关于公务员的角色与定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工作人员是人民的公仆和勤务员,其推行公共事务管理的目的是为人民服务。因此,根据马克思主义行政人事观的理论指引,推进我国公务员制度的改革,首先必须明确公务员的角色和定位:一是巩固公仆观念。巩固公仆观念,牢固树立公仆意识是“三个代表”的本质要求,也是公务员内涵的表征和外化。国家公务员形式上是国家的管理者,但其管理公共事务权力最终来源于广大人民,其权力的行使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二是巩固人力资本观念。在知识经济条件下,人才资源已经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成为竞争制胜的决定性资源。在公务员制度的改革中,巩固人力资本的观念,就是要彻底改变传统行政人事中对于人的认识,牢固树立人是第一资源的观念,把公共部门人才的管理作为公共部门战略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公共部门人才资源的开发利用,用具备现代化知识的公共管理人才来推行政务和公共管理,提升政府公共管理能力,促进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进步。三是巩固法治观念。行政法治是有效政府的本质内涵,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依法管理也是现代公务员制度的最基本的特征。巩固法治观念,推进公务员制度的改革,就是要实现“官本位”向“法本位”和“能力本位”的转变,在公务员的管理中始终坚持法治原则,完善法治规范和法治程序,强化法治监督,推进公务员制度的健康发展。

  (二)关于公共权力的运行和监督。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公共权力是与人类社会一起产生的。国家的出现,使公共权力与人民大众相分离。成为一种独立性和政治性的权力。公共权力政治性质的消亡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为了避免公共权力的执掌者由“公社的勤务员”变为“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们”,就必须加强公共权力运行的监督。因此,我国必须加强公务员权力观教育,牢固树立公共权力来源于人民、属于人民、为人民服务的观念。牢固树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观念。同时,加强对公共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建立完善公共权力行使的制约监督机制。一是以权力制约权力。通过健全公务员法律监督体系,完善国家机关之间的分工和公务员职位之间的职能分工,形成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机制。二是以权利制约权力。一方面通过政务公开、阳光行政、人民参政议政等形式扩大人民群众熟悉、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不断完善人民选举权、罢免权、建议、揭发、检举、申诉、控告等民主权利行使的渠道;另一方面通过加强公务员辞退、引咎辞职、免职、开除等运行机制的管理,防止人民公仆变为“主人”趋势的出现。三是以社会制约权力。通过加强民主政治建设和经济建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培育和发展社会自治组织,增强社会的自治、自理和自组能力,促进公民社会的健康发展,使之形成对公共权力行使的一种社会制衡,从而确保公共利益的实现。

  (三)关于人事改革的制度环境。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国行政人事制度的发展必将受到政治制度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深刻影响。根据这一基本观点,在推进我国公务员制度改革的同时,必须相应推进政治行政体制的改革和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首先,必须加快市场经济建设的步伐。只有加快市场经济建设的步伐,政府的角色才能日渐明晰。并且,随着市场经济,尤其是各项产权制度在我国的建立和完善,法治精神、契约精神以及成就取向的价值观才能深入人心,现代公务员制度才能日臻完善。此外,市场经济的发展,也为公务员制度的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提供良好的经济条件。其次,必须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因此,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摆正政府的位置,认清政府的角色,清除政府机构膨胀、人员臃肿的隐患;要理顺党政关系,切实做到党政职能分开,转变党管干部的方式方法,由微观管理转变为宏观管理,由直接管理转变为间接管理,促进用人与治事的统一,推进行政人事的科学化;要逐步扩大政治民主,实现政治民主化,为公务员制度的创新提供良好的政治条件。最后,必须加强公务员的教育和培训,大力加强思想文化建设。要建立以人才资源开发利用为中心的公共部门人才资源开发教育体系,确立明确的目标,采取科学的手段和方法,注重培训内容的知识性、实用性、现代性,增强公务员对新经济和公共事务的驾驭能力。同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理内核予以吸收和弘扬,如尊贤用贤的德行观、唯才是举的人才观和知人善任的用人观等一系列思想是中国政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赋予这些思想以时代的新内涵,对我国公务员制度的健全和完善必将有着重要的意义。

  (四)关于廉价政府与政府价值。近年来,在关于政府行政改革的讨论中,“小政府”和“有限政府”之说十分流行,一些政府官员也将其奉为圭臬。甚至有人不加分析地认为,“小政府”和“有限政府”即是马克思提出的廉价政府,既然马克思提出这一有效的政治形式,就理应将其作为现阶段政府改革的目标。正是在这种思路的指导下,政府改革以精兵简政为主要表现形式,而一次次地陷入困境。从上文的分析中不难看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的廉价政府的实现是有先决条件的,而这些条件在目前的中国尚不具备。我国政府作为对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和事业负责的政府,肯定不可以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小政府。况且,即便是西方国家,在对政府管理形式和方式进行调整以适应各国的政治现实需要的同时,也已经部分地放弃了对“小政府”的追求,在某些方面甚至不得不容忍政府权力逐渐扩大的趋势。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一国政府行政模式的确立,与其各自的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水平、历史文化传统等因素密切相关,不顾具体的国情条件,对西方政府改革模式不加分析地借鉴和吸收,将“小政府”或“有限政府”作为我国当前政府行政改革和公务员制度改革的价值取向,不仅在理论指导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中它也会使政府行政陷入困境,最终导致政府行政的失败。因此,只有树立有效政府的理念和模式,才能走出“小政府”的困境,才能促进经济会稳定健康持续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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