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作为文化批判的启蒙
第二，启蒙是人对自身存在的一种解释。这是对传统的启蒙进行批判性反思的结果。其典型的代表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家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他们认为，“从进步思想最广泛的意义来看，历来启蒙的目的都是使人摆脱恐惧成为主人。但近代以来的启蒙却走向了它的反面，堕人到一种“新的野蛮状态”。在他们看来根本的原因在于，启蒙是对人自身存在的一种解释，是为了赋予人自身的存在一种合理性。因此，对启蒙的思考不应仅限于18世纪的启蒙运动，而是要把它视为人类进步的过程中的一个永恒的过程。所以他们认为，神话就已经是一种启蒙，是人在脱离自然界之后对自身存在的一种解释，是通过神话的方式所建立起来的人与自然的统一性。自文艺复兴以来的启蒙精神只不过是对人的存在的另一种解释。“启蒙精神通过批判神话本身，以便使发展过程摆脱命运和报复的影响……但是，巫术的幻想越是消失，在规律性的名义下，这种威力的重建就会更加无情地控制住各领域内的人们，而人们通过自己在自然规律中的对象化，却肯定地感到自己是自由的主体。内在性，启蒙精神对每个重复发生的现象的原理，即启蒙精神用以反对神秘的想象力的原理，就是神话本身的原理。因此，启蒙必将蜕变为神话。所以启蒙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它可以通过对一切个人进行教育，使未开化的个体摆脱传统的束缚，得到自由的发展;另一方面，由于启蒙只是对人的生存的一种解释，同样是对人之存在的设定，必将因其自身的否定性质而丧失进步性。因此，必须对传统的启蒙进行批判，恢复其革命性。因此，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强调指出，启蒙的本质并不仅仅在于教化，“真正的变革性的实践是取决于反对社会盲目僵化思想理论”，“它只有最后摒弃与敌人的调和，勇于揭露错误的专横暴政、盲目的统治权，才能恢复自己本身原来的地位。只有这样，不妥协的精神才能成为铁面无私的进步精神”。
第三，启蒙是一种哲学的精神品质，是对我们所处历史时代持恒的批判。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不同，福柯直接把启蒙理解为一种批判。在福柯看来，康德其实是把启蒙描述为一个历史转折点，正是在这一点上，人类开始运用自己的理性，而不臣服于任何权威。但这种理性的运用并不具有先天的合法性，必须以批判确定运用理性的合法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批判是在启蒙中成熟起来的理性的指路灯，而反过来说，启蒙又是一个批判的时代。在福柯看来，所谓哲学的社会精神品质是指“一种与当代现实发生关联的模式，一种人做出的自愿选择，总之，是一种思考、感觉乃至行为举止的方式，它处处体现出某种归属关系，并将自身表现为一种任务”。这种哲学的社会精神品质具有双重的涵义:从否定的方面来看，是要对启蒙采取一种批判的态度，从而避免一切可能以某种简单化的方式对其做出判断。因为我们自身是被启蒙在历史意义上相对限定的存在，因此我们必须努力地深人分析自己。这种分析“应该包括一系列尽可能精细的历史追问，它并非回溯性地指向可以在启蒙中发现、并在任何情况下都需维持的‘理性的本质内核’，而是面向‘必然性的当代界限’，也就是对作为自主主体的我们的构成而言不是或不再是不可离弃的那些东西。‑[5]只有通过这种分析，我们才能从对启蒙要么支持要么反对的精神挟持中寻求自我的解脱，才能真正确立对待启篆的反思的思维方式。从肯定的方面来看，可以将其概括为一种“界限态度”。正因任何启蒙都是对人的存在的确定，自然也就确定了人之存在的界限，从而导引出对这一界限的分析与反思。只是这种反思不再是以寻求具有普遍价值的形式结构为目的，而是要深人到那些曾引导我们建构自身、并把自身作为主体来加以认识的那些事件之中进行历史的考察。其目的“不在于确定所有知识或所有可能的道德行动的普遍结构，而在于将表达我们所思、所言及所为的话语实例揭示为众多的历史事件”，“不再根据我们所是的形式推演出我们所不可能做、不可能知的东西，而将从使我们成为所是的偶然性中，分离出某种可能性来。在这种可能性下，我们得以不再依我们所是、所为或所思去是、是行、是思。这种批判将不再致力于促成某种最终成为科学的形而上学，而且尽可能广泛地为不确定的对自由的追求提供新的促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