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作为文化批判的启蒙
因此，必须从人的实践本性出发重建启蒙理性，并以此为根据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进行一场“新的启蒙”。
三、新启蒙:现代西方文化的救赎之路
这种新启蒙的实现必须建立在如下几个方面的基础之上:
第一，必须重建人的主体性。对于现代西方文明的批判，人们往往集中于对人之主体的过分发达的批评。但实质上，在现代西方文明的发展过程中，人之主体性并没有真正得以确立，或者说现代西方文明发展过程中所确立的人之主体性是一种片面的、分裂的主体性。因为在现代西方文明的过程中，借助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打破了原始的人类共同体，使人从封建神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正如E·弗洛姆所说的，“摆脱了既保护人又限制人的前个人主义社会的枷锁的现代人，并没有获得能使他的个人自我得以实现，即他的智力、感情和感官方面的潜力得以发挥这一意义上的积极自由。自由给人带来了独立和理性，但同时又使人陷于孤独、充满优虑、软弱无力。这种孤独是人所难以忍受的。摆在人面前的道路只有两条:一是逃避自由的不堪忍受的负担，重新去依赖、屈从他人;二是进一步去争取建立在尊重个性，把人置于至高无上地位这一基础上的积极自由。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一种可能的、创造性的方法，可以解决个体化了的人同世界的关系，即积极地与所有人团结一致，自发地活动，爱和工作，从而使人不再是通过原始的纽带，而是作为一个自由和独立的个体，再次与世界联接起来。但是，在现代西方文明发展的过程中，人并没有成为创造性的独立的个体主体，恰恰相反，个体完全淹没于物的世界之中，不是人本身的发展，而是物的生产成了人的目的。人虽然获得了独立，但却成为一个“孤独的个体”，丧失了人的一切关系。因此，只有在恢复人们之间真正人的关系的基础上，通过人与人之间真正的交往活动，才能建立起人的主体性，并赋予人的活动以人的目的。“一旦作为具有意识的意向化了的目的性，所有超越效用性、有用性和目的性的存在领域就具备了一种特性;因为人们能够洞察到任何达到共同意志目标的手段的适应性，所以人们根据那种有意识的意向化了的目的性可以把自己理解为具有人性化的理性。
第二，在真正人的主体性的基础上，恢复人的实践的创造本性。因为在现代西方文明发展的过程中，由于人自身活动目的性的丧失，人的实践创造性的活动已经蜕化为技术自律的过程，丧失了其确证人的本质的目的。而实践理性与一切技术理性的区别在于目的本身，‘普遍性’的东西是靠独一无二的东西获得其确定性的。实践正是指导某人，并在团结中活动。因此，团结是决定性的条件和全部社会理性的基础。实践主体不仅仅由个人组成，实践最终要达到个体与社会的统一。因此，“‘实践’这一语词和概念置身其中的概念系列，其自身规定根本不是从与理论的对立中获得的。正如约西姆·利特尔在其书中已经指出的那样，构成实践的，不是行为模式，而且是最广泛意义上的生活。实践是活的存在物的特征，它存在于行动和固定化之间。因此，这并非仅仅适用于人—这种唯一在自由选择基础上从事活动的生物。实践与其说是生活的动力，不如说是与生活相联系的一切活着的东西，它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被某种方式所引导的生活。只有基于人的这种实践活动，才能使人类具有一种重新觉醒的意识，慢慢地把自己作为整体人类来认识，从而重新确立人之存在的总体性。
第三，只有通过上述两方面的实现，才能恢复启蒙理性的批判意识，从而使其不断地超越现有的文化模式的限制，避免启蒙再次蜕变为神话。尽管现有的文化模式作为人类实践创造活动的结果标示着人类能力的一个方面，并且有助于人类的群体生活，但是，它必须成为人类实践活动批判的对象，而不是使人类的实践活动停留于其中。因为“实践哲学只涉及每一个体作为公民所应有的那种权益，只关心那种使个体变得更加完美或完善的东西。……不论这种哲学以哪一种形式出现，它都必须将‘可以自由选择’这一人类特有的品格提高到所谓的反思意识的水平上。……因此，以掌握这种实践知识为己任的实践科学便既不是数学形式上的理论科学，也不是得心应手地把握某种操作过程意义上的熟练技能，而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科学。它必须出自实践本身，并且有一切具有典型意义的概括唤起清晰的意识，然后再回到实践中去。也就是说，必须把启蒙理性建立于人的实践创造性的活动之中。也正因启蒙是建立在人之实践活动本性基础之上，才能使其承担起文化批判功能，才能使启蒙成为一种现实的解放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