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鉴定结论的证据地位
[摘要] 随着我国司法观念从“有罪推定”到“疑罪从无”的转变，鉴定结论在司法实践中的作用更加突出。但相对于鉴定结论在诉讼中的重要地位而言，我国现有三大诉讼法涉及鉴定活动的条文稀少且可操作性差，而实践更存在着“人情鉴定”、“重复鉴定”、同一专门问题数个鉴定结论等现象，这必将影响鉴定结论的证据作用。文章讨论了鉴定结论的性质及其地位，比较借鉴了英美法系、大陆法系的有益做法，并就诉讼活动中如何对鉴定结论进行合理有效的质证、认证以及对鉴定机构的设置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
[关键词] 鉴定结论;证据地位;质证;认证;鉴定机构
鉴定结论，是我国刑事、民事和行政三大诉讼法中规定的法定证据之一，是不少刑事、民事或行政诉讼案件得以正确、公正处理的重要依据。但相对于鉴定结论在诉讼中的重要地位而言，我国现有三大诉讼法涉及鉴定活动的条文稀少且可操作性差;而实践更存在着“人情鉴定”、多层鉴定、多次鉴定、法院随意取舍鉴定结论等现象，这必将影响鉴定结论的证据作用。显然，法制不健全、现行鉴定制度不统一、不完善是实践中出现“扯皮鉴定”等现象的直接原因，但在鉴定结论的性质、鉴定结论的证据地位等问题上存在的模糊甚至错误认识，以及司法鉴定机构设置的不合理性则是这些现象得以产生的根本原因。为了澄清或纠正有关鉴定结论的一些模糊或错误认识，本文讨论了鉴定结论的性质及其地位，并就诉讼活动中如何对鉴定结论进行合理有效的质证、认证以及鉴定机构的设置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一、鉴定结论的属性
要分析鉴定结论的属性，首先必须对什么是鉴定结论进行正确的界定。所谓鉴定结论，就是鉴定人接受司法机关的委托或聘请，运用自己的专业的知识或技能，并借助一定的方法和仪器，对与案件有关的专门性问题进行分析研究作出判断性意见，是鉴定人进行认识活动的过程和结果。鉴定结论的形成通常基于特定的物理实体、特写的人或物，其间要运用相应的科学知识、方法和仪器，因而我们说鉴定结论具有科学性。但鉴定结论也具有依附性，因为鉴定必须由人来完成，它毕竟是鉴定人的主观认识客观的结果，鉴定人的认识能力、客观认识条件对其结论的形成均有影响，鉴定结论的得出并不必然与客观事实一致。从这个意义上说，鉴定结论并不必然是科学的、正确的意见;那种认为“鉴定结论都是科学结论”的观点相应也就是错误的。正因为此，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2条、《民事诉讼法》第63条、《行政诉讼法》第31条也明确规定，鉴定结论是证据的一种，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另外，由于多数的鉴定活动是以客观存在的实物为鉴定对象，因而由鉴定活动而形成的鉴定结论比一般的言词证据更具有客观性。
鉴定结论除具有科学性、客观性外，还具有合法性。这不仅表现为鉴定结论可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还表现在形成鉴定结论的鉴定活动必须遵循法定的程序。首先鉴定活动的主体是特定的，应是具有专门知识或技能并具有鉴定人资格的自然人，有明确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其次，鉴定活动既然是为司法证明活动服务的，那么鉴定程序公正是诉讼程序公正的应有之义，是实现实体公正的必要保障。但需要明确的是，鉴定结论具有合法性，并不意味着鉴定结论可以代替司法裁判，可以当然地被采信。要看到，再客观、正确的鉴定结论也只能解决事实认定问题，不能解决法律问题，不能代替法官的审判职能。
二、鉴定结论的证据地位
在刑事诉讼中，科学的鉴定结论对排除刑讯逼供、保护人权具有极大的进步意义，而将鉴定结论列为一种法定证据，无疑是崇尚科学和文明司法的必然结果。但是，我们在强调鉴定结论重要性的同时，不能完全迷信它，不能不加辨别盲目采信。这就涉及鉴定结论的证据地位高低问题。
我国刑事、民事诉讼法都规定，鉴定人与证人、诉讼代理人等同为诉讼参与人，鉴定人与证人的区别还是很大的，证人证言是对法庭陈述其亲身感知的事实，鉴定结论是鉴定人依据委托人提供的物材料，利用其知识，经验并借助仪器和各种科学方法进行分析后的判断。证人是在纠纷形成过程中亲身参与的，而鉴定人必须是与案件争议无关的，是事后依据有关机关的委托才参加到案件的审理活动中来的。虽然鉴定结论的存在形式是以言词的方式表现，但却是通过对客观存在的实物(样本)进行科学地分析后而形成的。鉴定人是由司法机关委托的诉讼参与人，既不是任何一方当事人的证人，也不是法官的科学辅助人，是处于中立地位的诉讼参与人。鉴定人也不是证人，证人不能作为鉴定人，具有鉴定资格的人如果知道案件事实，负有向法庭作证的义务，只能作为证人向法庭提供证人证言，而不能担任该案的鉴定人。鉴定结论是鉴定主体的认识结果，其产生的过程及存在的形式具有主观性。
三、鉴定结论的质证
诉讼中的质证，主要是指在法院庭审过程中，由诉讼当事人就法庭上出示的证据进行的对质、核实等活动。
(一)当前我国关于鉴定结论的质证存在的问题
就鉴定结论而言，从质证模式来看其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质证主体的地位方面，刑事诉讼中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控方的地位明显要高于辩方的地位。其具体表现是：一方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权启动鉴定程序，也无权在鉴定时在场;另一方面，作为控方的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则掌握着启动鉴定程序的权利并可在委托鉴定人的活动中与鉴定人相接触。由此看出，在质证活动开始之前，侦控机关就有权介入鉴定，而辩方只能听凭“宰割” 无权过问，其力量对比明显失衡。在此基础上再就鉴定结论进行质证，作为质证主体之一的辩方必然会因无机会过问鉴定、不具有专门知识，而感到力不从心、无从下手。
2.在质证对象方面，民事诉讼法对鉴定人是否出庭未作明确规定，其实质就未将鉴定结论视为质证的对象。相对于民事诉讼制度而言，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对鉴定结论的'认识似乎要清醒、进步些，表现便是，鉴定结论在刑事诉讼制度中已被明确为质证的对象之一，这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38条、第140条规定中便可看出，即经审判长准许，公诉方和被告方可以提请传唤鉴定人出庭作证;但也正是这两条规定的后半部分却又使鉴定陡然成为可以不接受质证的对象，即控辩双方经审判长准许均可宣读未到庭的鉴定人的鉴定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