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学论文:“认同危机”、“新民”与“国民性改造”

时间:2021-03-27 12:41:50 论文范文 我要投稿

教育学论文:“认同危机”、“新民”与“国民性改造”

  【内容提要】在辛亥革命前后的二三十年间,民族危机与人格危机普遍弥漫于国民心中,这场危机的实质可表达为近代中国人产生了民族和人格的“认同危机”。如何解决民众的“认同危机”,构成了当时一些先进中国人不断求索的重大问题。清末“维新派”的“新学”、“新政”与“新民”运动;辛亥革命前夕“革命派”的“国民性改造与革命”之论争;辛亥革命前后一些先进中国人的“国民性批判与新人说”的分析;“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思想界“国民性改造的三种主义”的主张等等,这些变革与主张尽管在时间顺序上有阶段性,也存在一定的叠加和交叉,却清晰地表明了此时期中国人教育思想的演进历程:从传统教育思想的瓦解到“新民”教育主张再到“国民性改造”教育主张以及如何改造国民性的主义之争。

教育学论文:“认同危机”、“新民”与“国民性改造”

  【关 键 词】认同危机/新民/国民性改造/教育思想

  一、身份认同的瓦解与失范

  遭遇了“大变局”的近代中国人,面对的是一幅混乱无序的现实世界。近代中国的社会大变局自1840年起延续一个多世纪,个体直面的是一向借以安身立命的传统世界观、人生观、生活方式与行为方式发生混乱和瓦解的困境。

  1.民间习俗的变化。清末民初,人生礼俗、社交礼仪发生变化。基督教徒往往请教士给新生儿行“洗礼”,一些青年人争取婚姻自主,追求“文明结婚”、“教堂婚礼”,葬礼中开始用“黑纱白花”代替“披麻戴孝”。辛亥革命后废止官场跪拜礼,废止“大人”“老爷”之称呼,官员以官职相称,民间以“先生”、“君” 相称。民间交际逐渐通行“握手礼”,拜见尊长行“鞠躬礼”。“男女大防”在社交场合逐渐淡化,男女学生开始自由交往。这些新礼俗、新礼仪在民国初年尽管还局限于大城市,但是这种以人格、身份平等为基础的社交礼仪,标志着旧秩序的渐趋瓦解。辛亥革命革除了象征满族统治的长辫子。清末民初,学生装、西装开始流行,“天足”开始取代小脚。西方饮食(西菜、汽水、啤酒等)逐渐传入并融合于传统饮食方式。其他源自西方的物质文明也在晚清开始逐渐流行。

  1905年,废科举而兴学堂。清末举人刘大鹏在日记中述说了废科举后的忧愁与幻灭感:“下诏停止科考,士心涣散,有子弟者皆不作读书想,别图他业,以使子弟为之,世变至此,殊可畏惧。”“甫晓起来心若死灰,看得眼前一切,均属空虚,无一可以垂之永久。”“谋生无路,奈之何哉?”[1]146-147

  2.流传着的新世界。近代中国,一切皆新。“新”这个词构成了一连串新组合词汇的关键合成部分——借此来界定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变化。“近代中国四处流传着各种有关新世界、新文明、新种族的传说,说他们有望远镜和牧师、军舰和大教堂、火车和公园、图书馆和博物馆、照相机和报纸。这些传说要比马可·波罗带回欧洲的关于震旦的故事,比哥伦布带回的关于印第安人的故事,或许更为神奇;传说中还有吃牛肉、全身散发着奶酪味道、胸毛长长的男人,以及长着蓝眼睛、袒胸露臂的女人;然后也流传着关于共和国、议会、宪法,自由平等和民有、民治、民享的政权;最后,还流传着关于穷凶极恶的毁灭性武器,它们远非中国的任何武器所能匹敌。”[2]338,342

  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至少有三件事情体现着新的特点:一是“新的”横扫了一切旧的。例如,从晚清“维新运动”到“新政”;从梁启超的“新民说”到“新文化”、“新文学”等;二是流行两个新概念:“时代”与“新时代”,这种新时代的感觉和意象,界定了“现代性”的一种精神风貌;三是20世纪初来自日文的“文明”、“文化”被引入中国(尽管文明、文化两词古已有之),并开始和“东方”、“西方”结合成五四时期最常见的词汇,用来表达“两分的”、“对立的”、“东与西”的文明范畴。“这里暗中假定了‘西方文明’标志着一种社会进化论的高级阶段,标志着一种不断进步的文明。”[3]54

  3.意义危机与生存危机。社会大动荡、大转型引发出信仰无着、人生无从安立的社会危机,有研究者称之为“意义危机”[4]。意义危机首先发端于传统道德价值的迷失,即儒家一些重要的道德伦理价值动摇了。到五四时期,当一些狂热者要求对所有价值 “特别是儒家的道德传统,重加评估之时,迷失状态达到了极致”[5]59。

  紧接着出现了“存在迷失”。在广泛讨论道德危机时,存在着对生存状态的焦虑和对生命存在的悲观意识。这种气氛弥漫在以王国维为代表的一些学者的诗文中,很多中国知识分子投入佛学研究,是想解决生命存在的意义问题。更深层的“形上的迷失”,即科学虽然为中国人开出了一条新路,虽然能回答许多“什么”(what)和“如何”(how)的问题,可是对“究竟因” (ultimate why)却无法不缄默。因此,科学因其本质之故,无法取代传统中广涵一切的世界观[6]4-8。

  显然,这场危机的实质是传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受到了冲击,人们赖以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开始动摇。五四前后,中国人的道德生活与社会生活呈现出一种混乱无序的现象。有人利用社会转型之机投机钻营;有人茫然失措,导致思想紧张和行为失常;有人甚至对人生和社会彻底失望,以至“自杀”或“出家”。据上海《民国日报》“本埠新闻”栏报道,1919年自杀的人数21人,1920年47人,1921年66人。据北京《晨报》“社会咫闻”栏报道,1921年4月至12月自杀者为103人。这些自杀者中形成社会舆论热点的,有愤世嫉俗以自杀唤醒国人的陈天华,有殉清殉道的梁济(巨川)及后来的王国维,还有悲观厌世的北大学生林德杨等[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