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有关《孟子》的论辩艺术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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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孟子是战国时代首屈一指、技压群雄的论辩大师，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天才的雄辩家。善于论辩是《孟子》最突出的艺术特点，其论辩艺术技巧主要有回避术、转换术，求同求、擒纵术，圈套术、包抄术，比附术、诡辩术，追问术、反诘术，铺陈术、排比术等，可谓集先秦论辩艺术之大成。
关键词：《孟子》; 论辩艺术; 论辩技巧
在战国时代百家争鸣、气象万千的文坛上，儒学宗师孟轲以其“好辩”、“善辩”的鲜明特色和卓越辩才称雄一世，并享誉千古。后世流传的《孟子》一书，主要是对其论辩之辞的记录，它与《论语》中孔子只求“辞达”、反对“用佞”(运用口才)、言简意赅的坐而论道大不相同，也与《墨子》中那些逻辑严密、语言质朴、缺乏文采的正面立论显然有别，而是以逞才使气、锋芒毕露、情辞激越的论战辩驳为特点，在论辩中阐明其思想观点，同时也展示了其思想家、雄辩家的风采才华。正因此，有人把《孟子》称为“我国古代辩对散文的开元[1]者”和“驳论文体的滥觞。”
孟子“好辩”，是时代和现实斗争所使然。他生当诸侯争雄、众说蜂起、“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的战国中期，为了捍卫儒家道统，推行其政治主张，“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不得不与各种人物进行面对面的论辩。正如孟子所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孟子·滕文公下》，以下只注篇名)更重要的是孟子“善辩”，他辩无不胜，所向披靡，从来没有失败的记录。其原因大致有三：一是十分自信的心理素质，二是蔑视权贵的傲岸风骨，三是绝妙高超的论辩艺术。关于前两点，孟子已说得较明白，前人的论说也较详赡。而后一点，孟子未直接说明，前贤虽有不少论述，但多限于论证方法和逻辑思维方面，对其论辩艺术的技巧探讨不够。因此，本文拟从技巧方面对《孟子》绝妙高超的论辩艺术做一些探索、赏析和评论。
论辩以说服、战胜对方为目的，和打仗一样，是讲究战略战术的。《孟子》中的论辩正是如此。而且由于孟子的高超智慧和学者身份，其论辩不论多有锋芒、多么动情甚至多么激烈，总是充满了艺术性，在火药味之外更洋溢着一种艺术趣味，非常讲究论战的艺术技巧。只要我们把书中一篇篇死的文字还原成一幕幕活的情景，就不难发现孟子所运用的一系列论辩艺术技巧。兹就笔者的归纳总结分别论述如下：
一、 回避术、转换术
孟子在游说国君和与人论辩时，难免遇到对方提出一些自己不愿回答或难以回答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孟子便采用回避术和转换术。
如著名的“齐桓晋文之事章” (《梁惠王上》)，记录的是孟子和齐宣王的一场谈话和论辩。一开始是齐宣王发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是要孟子给他讲讲齐桓公、晋文公这两大春秋霸主称霸的事理。我们知道，孟子是主张“王道”、反对“霸道”的，并且认为“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告子下》)，对齐宣王的这一问题，孟子显然是不愿谈的，他岂能将“罪人”的罪过当功劳宣扬并让齐宣王效尤!那么，孟子此刻该怎么办呢?孟子对曰：“仲尼之
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他很干脆地回避了对方的问题，又迅速转换了话题，这就是所谓回避术和转换术。在这里，孟子是以假装不知进行回避的，所说并非实话。据《论语》所载，孔子与其弟子曾多次谈到齐桓、晋文，一则曰“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二则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以答子路;三则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匡天下，民到于今而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以答子贡(均见《宪问》);且孔子作《春秋》以授弟子，怎么能说仲尼之徒无道其事是以无传呢?在《孟子》中，他自己也多次与人谈及桓、文，如“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显”(《公孙丑上》);“桓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霸” (《公孙丑下》);“晋之《乘》，楚之《木寿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离娄下》)作为学者，孟子对桓、文之事岂能不知，怎么能说臣未闻之呢?这显然是假话。但是面对齐宣王出的难题，试想，倘若不说这假话，要么违心告之，要么正言拒之，均非良策，相比之下，孟子佯装不知，避而不谈，委婉拒绝，仍不失为明智之举，聪明人也会听出其不愿谈此话题的弦外之音的。如果说这一回避术还不值得特别称道的话，那么他一下子将话题由“霸道”转到“王道”，来了180度的急转弯，而且转得那么突然，大有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则无疑令人颔首称道了。这一手很厉害，因这一转，使他摆脱了不利处境，变被动为主动，迅速掌握了主动权。
又如《梁惠王下》中这样一章：滕文公问曰：“滕，小国也，间于齐、楚。事齐乎?事楚乎?”孟子对曰：“是谋非吾所能及
也。无已，则有一焉：凿斯池也，筑斯城也，与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则是可为也。”
滕文公“事齐”、“事楚”之问，不好回答，故孟子以“是谋非吾所能及也”予以回避，又转而谈了自己的一项建议，即凿池筑城，与民共守云云。朱熹注曰：“国君死社稷，故致死以守国。至于民亦为之死守而不去，则非有以深得其心者不能也。”可见孟子是要对方在加强守备[2](P323)的同时，大力推行仁政，“守义而爱民”。这也是很快就将话题转入其政治主张的轨道。
再如《梁惠王上》“孟子见梁惠王章”中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晋天下莫强焉章”中梁惠王欲向齐、楚报仇雪耻，问“如之何则可”?孟子却说：“地方百里而可以王。”诸如此类，都是成功运用回避、转换之术的范例。
孟子不只在论辩的开端运用回避转换之术，在论辩过程中也常常用到。如“齐桓晋文之事章”中王问“此心之所以合于王者何也”?问所谓后必有灾“可得闻与”?孟子都未直接回答，而是避开话头，由他另起话题，反问对方，再转弯摸角地引入原题。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由此可见，善于回避和转移话题，是孟子在论辩中惯用的战术，也是聪敏善辩之人为控制局面、驾驭对方、避其锋芒 、出其不意、反客为主、转守为攻而擅长运用的一个重要招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