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鲁迅小说人物形象

时间:2017-11-10 论文范文 我要投稿

  鲁迅的意义在现实和读者的不断阅读和解释中被创造出来。鲁迅思想及传述思想感情的语言符号已成为现代中国思想文化独特性和丰富性的证明。阅读鲁迅不仅需要对其进行语言的和历史的意义还原,更需要有精神灵魂的撞击和生存意义的拷问,并在“撞击”和“拷问”中实现思想的去蔽和生命的自觉,在尽可能真实理解鲁迅的前提下,能大胆而真诚地直面自我的现实和人生,在“鲁迅与自我”的双面审视里实现阅读的意义循环,读鲁迅即读自我和现实,接近鲁迅思想和文学的最便捷的而恰当的方式就是读他的作品,在他的作品里体验“吃人”的“无物之阵”,理解那颗真实而丰富的灵魂。鲁迅的文学是精神的“反抗”与生命“挣扎”的文学,是为了争取做人的资格。生存、温饱和发展的“反叛”,对生命体验的“彷徨”、“孤独”和“绝望”的“挣扎”。它所显示出的思想的深刻性和彻底性,生命体验的独特性和丰富性,正是鲁迅思想和文学的魅力所在,也是区别他人具其独特价值的地方。

  关键词:鲁迅 小说人物 国民性 抗争的斗士

  一、鲁迅小说的人物分类

  很多学者认为《狂人日记》虽然是一部非常有名的作品,但是不算好小说。其中一个判断就是这部小说有果戈里同名作品的影子,另外也认为不够成熟。照我看来, 这样的看法似乎有生搬硬套的因素在里面。果戈里的问题稍后会讨论,至于小说是否成熟,这要看用什么标准来丈量了。如果用现代主义或者后现代主义的尺子,这部小说似乎不够精美。但是这样的尺度并非唯一的。好的作品,需要有好的人物来支撑,尤其是现实主义作品。在《狂人日记》里,“狂人”其实不是一个鲜明的形象,里面最为重要的人物,是“狂人”的观察对象:赵贵翁、陈老五、赵家的狗和我大哥。同时,这些对象也在观察“狂人”,他们之间形成一种相互的关系。

  第一类人物,是革命者的形象。《药》里的夏渝最为典型。但似乎鲁迅对夏渝这样的革命者有些犹豫,因为他能够感受到这些革命者的热血,但是看不到他们努力的回报。革命者往往是得不到理解和同情的,他们也可能在遗忘中被遗忘。看到现实中存在的这点是极大的哀伤,所以鲁迅说:“……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惜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单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鲁迅的这句话里暗含一个事实:那个时候,人们看到的却是消极的结果,不过,因为鲁迅的愿望是“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迫切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这里,即使暂时还看不到希望,鲁迅也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我们看到,鲁迅在本性上,不算是乐观人士。鲁迅说:“希望,希望,用这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虚中的暗夜的袭来, 虽然盾后面也依然是空虚中的暗夜。然而就是如此,陆续地耗尽我的青春。”同时,他还引用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诗句加深这种印象: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正因为如此,鲁迅在《药》里给夏渝的坟加上一个希望的花环,也算是一种自我鼓励了。在《狂人日记》和《长明灯》里,“狂人”和“他(吹长明灯的人)”,鲁迅同样赋予他们很大的勇气。“狂人”直截了当地抨击整整一个吃人的“封建”历史,有气吞山河的勇武;《长明灯》里的“他”一定要吹到“吉光屯” 的长明灯,冒着被方头、阔亭他们除掉的危险,也显出一种相当大的毅力和果决。而在那些守旧的人的心里,他们正是标准的“狂人”。所谓的“狂人”就是精神病患者。我们知道,“精神病”在一个很长的文明史上,曾大量地被当作一种相当有力的政治手段来运用。比如,把政治的敌手指责为“精神病人”送到“精神病院”,从肉体和精神上一起消灭敌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手段。就像现在处理传染病样,实行隔离,对肌体中的腐朽部分加以外科手术式的切除。对于一般的普通民众来说,虽然不能祭出政治的手段,但是也可以用孤立的办法对“狂人”加以定点消除。当然,所有这些手段,无论是政治首领还是普通民众,都具有浓重的暴力色彩。“狂人”和“要吹长明灯的人”最终都被关进房子里,失去了行动的自由。除非他们改进,跑去疯狂的念头,重新回到秩序的社会中,才可能被放出来。而对于夏渝的方式,当然就是肉体消灭了。《药》里的经典对话:“阿义可怜—疯话,简直是发了疯了。”花白胡子恍然大悟似的说:“发了疯了。”二十多岁的人也恍然大悟地说。非常准确地表达了这一层认识。革命者的行为是要解救这些人的,但是反过来被他们看成是疯子。这就是鲁迅对那个时期的社会状况的深刻剖析和认识。 这也正是他为之感到它特别悲哀和痛心的地方。鲁迅早就感觉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我们看到“义哥是一手好拳脚,这两下,一定够他受用了。”壁角的驼背忽然高兴起来。这里面的阿义的身体看起来想必不错。刽子手 “康大叔”是个“满脸横肉的人,披一件玄色布衫,散着纽扣,用很宽的玄色腰带,胡乱捆在腰间。”那身板就更是不差了。但是,他们的好身板,正好是葬送像夏渝这样的革命者非常合适的人选。这样一个“革命者—疯子”的角色错位,在鲁迅的小说里具有深刻的意义。 再如《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伤逝》中的涓生和子君,以及《长明灯》中的疯子、《一件小事》中的"我"和《幸福的家庭》中的"文学青年"等。他们具有现代的意识、进步的思想和改革的要求,也曾有过为自己理想而奋斗的辉煌历史,但他们的反抗几乎都以失败而告终。这类形象不仅数量众多,而且也是鲁迅最为看重的现代知识分子形象。鲁迅希望大家通过他们失败的故事,看到他们的悲剧既是时代的悲剧、社会的悲剧,也是他们自己缺乏"韧性"精神和斗争策略的结果。

  第二类,是受苦受难的兼愚昧无知的人物形象。《祝福》里的祥林嫂,《药》里的华老拴,《明天》里的单四嫂子。他们的命运非常凄苦,逆来顺受,从来不会想到怎么样去改变她。祥林嫂的方式是去捐门槛,华老拴是求人血馒头,单四嫂子是盼望明天;《孔乙己》中的孔乙己、《白光》中的陈士成等。他们深受封建科举制度的毒害,一心想求得功名,充满旧式文人的酸腐气味,作者对他们既有批判,也有同情;《肥皂》中的四铭、《高老夫子》中的高尔础等。他们的灵魂已经完全腐朽,表面上道貌岸然,实际上满肚子男盗女娼,或是封建道德的卫道士、假道学,或是不学无术的文人垃圾、文人败类。作者对他们只有批判,没有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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