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周作人散文的审美趣味

时间:2021-04-09 10:26:10 论文范文 我要投稿

试论周作人散文的审美趣味

  中文摘要:周作人既是中国现代散文的提倡者,又是创作散文的大师。早在1921年6月,他就以一篇《美文》给新文学开辟了一块新的园地———小品散文。从此,他把自己的整个生命历程都灌注在小品散文的创作中,取得了卓绝的成就。 清代著名学者洪亮吉在《北江诗话》卷二中说:“诗文之可传者有五,一曰性,二曰情,三曰气,四曰趣,五曰格。”对于上述五者,洪亮吉更看重“趣”,他说:“趣,亦有三,有天趣,有生趣,有别趣。”很显然,这里对“趣”的分类主要是就诗文的内容题材而言的。纵观周作人各个不同时期的散文创作,就会发现他的散文也包藏着生趣、天趣、别趣、书趣诸多审美趣味。它们既相对独立,又密不可分,交相辉映,共同解读着周作人那独具一格的趣味主义人生观和美学观。周作人散文的审美趣味不仅表现在题材内容上,其艺术表现更是难以企及。张中行说:“他的造诣更高,几乎可以说,五四文学革命以来,只此一家,并无分号。”

试论周作人散文的审美趣味

  周作人既是中国现代散文的提倡者,又是创作散文的大师。早在1921年6月,他就以一篇《美文》给新文学开辟了一块新的园地———小品散文。在这篇文章里,他把散文分为两类:“一批评的,是学术性的,二记述的,是艺术性的,又称作美文。”他非常偏爱、推崇记述性的“美文”。从此,他把自己的整个生命历程都灌注在小品散文的创作中,取得了卓绝的成就。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的《导言》中说:“中国现代散文的成绩,以鲁迅周作人两人的为最丰富最伟大。”品味这位“小品文之王”的散文创作,我们常常沉醉于“开卷有益,掩卷有味”的艺术境界中,因为,周作人“很看重趣味,以为这是美也是善,而没有趣味乃是一件大坏事”。他说:“我希望在我的趣味之文里,也还有叛徒活着。”由此看来,追求趣味、表现趣味是他散文创作一以贯之的审美态度。又因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所以他的叛逆精神的时隐时现,又使他的充溢着隐逸色彩的“趣味之文”在平淡的行文中包藏着深刻的意味,呈现出一种朴实而冲淡的独特风韵。

  

  清代著名学者洪亮吉在《北江诗话》卷二中说:“诗文之可传者有五,一曰性,二曰情,三曰气,四曰趣,五曰格。”对于上述五者,洪亮吉更看重“趣”,他说:“趣,亦有三,有天趣,有生趣,有别趣。”很显然,这里对“趣”的分类主要是就诗文的内容题材而言的。纵观周作人各个不同时期的散文创作,就会发现他的散文也包藏着生趣、天趣、别趣、书趣诸多审美趣味。它们既相对独立,又密不可分,交相辉映,共同解读着周作人那独具一格的趣味主义人生观和美学观。

  1、所谓“生趣”是指理在现实社会中运动变化时所产生的情致。这种“生趣”常常与世事的公与不公相关。作为生在乱世中的周作人主要是对“苟全性命于乱世”的感时忧生。他说:“我写文章的毛病,直到近来还是这样,便是病在积极,我不想写祭器文字,因为不相信文章是有用的,但是总有愤慨,做文章说话知道不是画符念咒,会有一个霹雳打死妖怪的结果,不过说说也好,聊以出口闷气。”由此可见,在周作人的散文中,这类感时忧生的“生趣”是客观存在的,它既包孕在早期的充满叛逆精神的“凌厉浮躁”之文中,充溢在作者对历史与文化传统的咀嚼过程中,也深藏在后期的因叛徒人格被压抑而发出的各种变调之文中。前者闪烁着他作为新文化运动先驱者的奕奕神采,尤其是他从“重视现在,讲究实际”的事功哲学出发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评述更是充满着真知灼见,表现出一种厚重而“善别择”的情趣。如《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死法》、《关于盂母》、《关于宫刑》、《关于焚书坑儒》、《半农纪念》、《志摩纪念》等;后者常常在追求闲适与趣味的过程中情不自禁地流露自己对世事的感怀与苦闷,如《教训之无用》、《十字街头的塔》、《论八股文》、《两个鬼》、《谈油炸鬼》、《再谈油炸鬼》等。

  这种“生趣”存在而无法抹去的原因,周作人在《雨天的书·自序二》中曾进行过深刻的反思:一是跟他的思想基本上是儒家有关,文章里包含着道德的色彩与光芒;二是他从小耳濡目染的越中风土对他影响很深,使他无法脱去浙东人的“师爷气”。为此,他的文章“满口柴胡,殊少敦厚温和之气”。

  2、所谓“天趣”,就是反映与天理运动变化相一致的,超乎社会现实的自然界的情致。这类记述大自然风物的散文常常写得清新、自然、朴实、洒脱,充满人情物理和科学常识,给人一种清朗俊逸之美。主要有两种情况:

  其一是专门叙写草木虫鱼,诸如《苍蝇》、《虱子》、《金鱼》、《冬天的麻雀》、《蛇》、《猫头鹰》、《鸟声》、《故乡的野菜》、《扬子鳄》、《街树》等。这些散文,有的叙写个人对动植物的情分,自然朴实而又流淌着作者对人情世故的理解,极富个人情趣。如《金鱼》,平淡中不乏生动,我们从他对金鱼、鲫鱼和鲤鱼三者的比较中明显地感受到了他崇尚自然、朴实而又通达的审美趣味。又如《虱子》,作者博采中外典籍叙写虱子给人类生活带来的诸多情趣,其中有罗素的《结婚与道德》、洛威的《我们是文明么》、褚人获编的《坚瓠集》中的《髟须虱颂》与《恒合》,尤其是《恒合》这条笔记不仅告诉我们贵人、清客、妓都有扪虱的韵致,还告诉我们毙虱的方法。最风趣的是日本近代诗人小林一茶在他的咏虱诗句中更是充满了兄弟之爱。综上所述的丰富翔实的史料征引,充满了作者对大自然的尤物———虱子的那种特殊的情分。有的是介绍有关生物的科学常识,这类散文大多写得冷静、客观,折情就理,充满科学精神,如《猫头鹰》、《扬子鳄》、《蛇》等。作者在《猫头鹰》一文中就是针对中国枭鸱(猫头鹰)害母的谣言,大量征引英国人怀德的《色耳邦自然史》、斯密士的《鸟生活与鸟杂志》中有关猫头鹰的叙述,为猫头鹰正名,全文洋溢着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

  其二是写景言志之作,如《雨天闲谈》、《苦雨》等,这类散文写景是名,言志是实,重在抒写个人感受,与朱自清写景咏物的散文有明显不同。朱自清的散文重在细腻地描写,个人的情感是潜藏在对景物的描写中的。而周作人的写景不是主要的,只是一个引子,便于自然引出作者此时游丝般的个人情绪波动。如《苦雨》就是采用书信体的形式向自己正在旅途中的故友孙伏园诉说自己生活在淫雨的北方的苦与乐。其中有雨中旅行的空想之乐,有雨天小孩大人成群结队“淌河”、捉蛤蟆的野朴之趣,也有大雨淋坍西墙,“梁上君子”光顾,水漫全屋之苦,苦乐相生,别有一番情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