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
在学习、工作中，大家对论文都再熟悉不过了吧，论文是对某些学术问题进行研究的手段。那么一般论文是怎么写的呢？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浅谈俄国文学的文章论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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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是一种用口语或文字作为媒介，表达客观世界和主观认识的方式和手段。接下来由小编为大家整理出浅谈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他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地主，尽管他有“黄金一般的心灵”，却总是懒洋洋地躺在床上胡思乱想；虽然他在心中已经制定出了种种整顿自己领地的改良计划，可年复一年始终没有写出来，更不用说现实了。他整天躺卧在一间既当卧室、又当书斋和客厅的房子里。他的书架上放着两三本发黄的书，壁上的图画牵着蜘蛛网，镜子照不出东西来，由于灰尘多，可以把它当做记事牌。笔和纸都干枯发黄了，如果把鹅毛笔向墨水瓶里伸下去，说不定就会有只苍蝇嗡嗡地从里面冲出来……他虽然只有32岁，却没有年轻人的朝气。或者却是跟死了一般，到了最后，这位善良，有教养而又懒惰的、被现在人称作“废物”的人终于无声无息地死去了。
他就是被称为“多余人”的最后代表——奥勃洛莫夫。
在文学史上，“多余人”是19世纪俄国文学中贵族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这类形象几乎无一例外地跃现于俄国进步作家的笔端，形成了引人注目的“多余人”系列形象。以普希金笔下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叶甫盖尼·奥涅金》）为“始祖”，此后莱蒙托夫的毕巧林（《当代英雄》）、赫尔岑的别里托夫（《谁之罪》）、屠格涅夫的罗亭（《罗亭》）、冈察洛夫的奥勃洛莫夫（《奥勃洛莫夫》）等形象无不脍炙人口。
这种人出身高贵，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对现状不满，但只是徒然看清了社会的本质，无奈没有出路。“他们永远站不到反动统治者一边，也永远站不到人民一边。”他们渴望爱情，常常以自己的才华与堂堂的仪表点燃少女的爱情之火，但当爱情真的到来时，却又退缩不已。他们不认真对待自己的生命。也不认真对待别人的生命甚至爱情、友谊，正可谓一种多余的人。但是，他们绝不是浑浑噩噩的庸俗之辈，他们对现实、对生活、对周围的一切，始终保持着一种难得的清醒，对自己的内心与行为，则习惯于做公正而步伐深刻的剖析和几乎残酷的拷问。正如当代英雄毕巧林所说：“我早就不是靠心活着，而是靠头脑活着。”他们甚至明明白白地知道自己的内心永远也不会满足，精神的'痛苦永远也不会摆脱。那么，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他们的痛苦究竟从何而来？
“我活着是为什么呢？我生来是为什么目的呢？”（《当代英雄》）这正是“多余人”痛苦的原因所在。他们的痛苦来自完全超越物质生活需要的形而上的纯粹精神的追求。当然这种追求和痛苦不可能脱离“多余人”生活的时代和社会，是黑暗、窒息的农奴制社会扼杀了他们的理想、热情和行动的能力；是农奴制改革这一深刻的历史变动以及各派政治力量、各种社会思潮的激烈碰撞加剧了他们的精神焦虑和探索。
“多余人”之所以是多余的，就在于他们既不满于现实，又无力去改变现实，既不愿与贵族统治集团同流合污，却又不能与贵族社会的生活环境彻底决裂，更无法挣脱贵族阶级的种种偏见的束缚。但是从“多余人”共同的独立表现来看，譬如与周围环境的隔膜，于社会责任的游历，对爱情和婚姻的拒绝，对待生命包括死亡无所谓的态度等等，其“多余”并非客观意义上的真正的多余，而是表现为一种主体的主观态度：对社会生活持批判的态度。而这种态度又是缘于找不到生活目标、人生意义而对自身存在产生怀疑进而对社会、对人生产生一种“多余”感。就像屠格涅夫笔下的“多余人”费嘉·拉夫列斯基以无限惆怅、悲愤的心情对自己喊到：“烧完吧！无用的生命！”（《贵族之家》）
正是“多余人”自视多余这种主观态度以及与此相应的种种言行，使周围的人们也理所当然的视其为“多余人”，将其排斥于世俗的生活之外，以致他们成为真正可有可无的“多余人”。
“多余人”受到西方先进思想的熏陶，同时，又处在俄国农奴制和沙皇专制的落后环境中，身上带有思想启蒙者和农奴主的双重性质。他们一方面是“对俄国的官场和他们出生的社会环境（通常是贵族社会的环境）的疏远，对于这个环境中自己在精神上和道德上的优越意识”；另一方面是“心智的疲惫、深刻的怀疑、言行的脱节、对社会的消极性”。
这两方面不同的性格特征，集中在同一个人的身上，彼此消长，构成了一对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而“多余人”也就是在这对矛盾的冲突中产生和演变的。当先进思想刚刚影响到贵族中的先进分子，而绝大多数人还在“深受其害而不自知”的蒙昧状态时，“多余人”作为言语和思想的“巨人”的性质，是鲜明而且具有进步意义的，但是一旦要求他们表现在行动上时，他们就显示出了固有的局限性。
从奥涅金的忧郁苦闷，到毕巧林的以恶抗恶，到罗亭的言行脱节、拉夫列茨基的懒散淡漠，再到奥勃洛莫夫的彻底毁灭，俄国文学忠实地反映了俄国贵族先进知识分子思想的觉醒、迷惘、求索、没落的过程，同时，也生动地记录了“多余人”二重性冲突的产生、发展、激化、消失的演变。他们并不是作者的简单臆造，而是俄国优秀现实主义作家根据真实的现实生活创造的属于俄罗斯的时代典型。
“多余人”之所以成为“多余人”，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它的二重性冲突。这种冲突具体在文化的冲突、先进意识与阶级地位的冲突、历史使命与社会现实的冲突。知识分子通常都是联结进步文化与人民的桥梁。他们往往是最先接受外来文化影响的。因而，在19世纪初西方文化大量涌入俄国的时候，贵族的先进知识分子就成了这两种文化冲突的首当其冲的体现者。
他们一方面很好的吸收西方文化及其所代表的生命的创造、乐观主义、积极精神、秩序以及对个性和劳动的重视。另一方面，其文化意识的深层却又无法克服本土文化中由农奴制、封建专制的社会以及地理环境、历史发展等多种因素共同造成的神秘主义、悲观主义、无所作为、无个性的群体性文化以及懒惰、软弱、空想等的先天不足。
因此，尽管他们的俄罗斯文化旧有的群体性已经被西方文化的个体性打破，但是，这种个体性在俄国当时的文化氛围中，又不可能得到充分的发展，加之西方文化本身的不完善，使得它不可能在这些知识分子的深层文化意识中形成一种可以转化为行动的变革力量。
“多余人”正是介于“上层”与“底层”之间的过渡带，他们既不是完全“上层”的，也不是完全“下层”的，而是兼两者特点共有的中间阶层，是二者交流与相互作用的作用者。他们意识到了自己所处阶级的腐朽和行将幻灭，但苦于受到本阶级固有思想、经济和历史诸多原因的束缚，使他们无法完全脱离出来，而只能在社会边缘游离。社会一方面对贵族知识分子提出了行动的要求，另一方面却又没有发展到可以使他们实现历史使命的成熟阶段。最终造成了“多余人”的历史使命与社会现实的冲突。他们是“欧洲思想和俄国秩序之融合”的产物，注定只能成为“聪明的废物”。
“认识你自己”这一赫然镌刻在古希腊德尔菲神庙金顶上的箴言，表达了人类的一个古老执着的夙愿。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人类在物质文明的高速膨胀和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以及一次次空前严重的社会灾难面前再次失落了“自我”。“多余人”正是众多寻找灵魂的觉醒者中的一位。
“多余人”的形象是俄国文学史上的一个过渡人物，他们在表现自我的迷惘和痛苦的同时也体现了那些有着深刻觉悟意识的知识精英们的探索和彷徨！他们是一个结束也是一个开端，是后来俄国文学出现新人形象的一个开端！或许对于当时俄国社会来说他们是多余的，但对俄国文学甚至整个世界文学来说他们那深入人心的形象是不可替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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