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白个性形成及文学表现

时间:2020-10-24 15:29:39 论文范文 我要投稿

论李白个性形成及文学表现

  [摘要]:

论李白个性形成及文学表现

  本文从分析李白个性的形成入手,将其性格概括为自信豪迈、天真自然和自我张扬三个方面。这些个性的形成是李白生活的时代、家庭环境、儒道等各家思想影响以及自身独特的资质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个性的形成使其诗歌在抒情方式、表现手法、语言形态和布局谋篇上呈现出极其个性化的特点。

  [关键词]:李白 个性形成 文学表现

  [论文提纲]:

  本文从分析李白个性的形成入手,将其性格概括为自信豪迈、天真自然和自我张扬三个方面。这些个性的形成是李白生活的时代、家庭环境、儒道等各家思想影响以及自身独特的资质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个性的形成使其诗歌在抒情方式、表现手法、语言形态和布局谋篇上呈现出极其个性化的特点。具体安排如下:

  一、李白的个性形成(从自信豪迈、自然天真、自我张扬三方面个性入手,分别分析其成因,着重探讨了时代、家庭环境、各家思想、自身资质等方面的原因。)

  (一)自信豪迈的方面

  在唐代众多的诗人中,李白自始至终都流露出一种自信豪迈的气质。其表现为对自己的积极态度,表现为对自己能力的充分认识,表现为强烈的英雄主义精神。这种个性的形成与他生活的社会、地域、幼学以及自身独特的资质密不可分。

  1、盛唐文化的产物

  2、家庭环境的影响

  3、儒家思想的激励

  (二)自然天真的方面

  李白一生陶醉于自然,崇尚天真。李白自然天真的个性是他多次游历,以及受道教思想和魏晋精神影响的必然结果。

  1、多次游历的陶冶

  2、道教思想的影响

  3、魏晋时代精神的影响

  (三)自我张扬的方面

  李白是一个有强烈自我意识的人。他与时不合的孤傲生性,体现了与流俗的龃龉和超脱,其透溢着鲜明个性的诗歌创作,正是这种独具个性的自我特征的明证。

  1、对各家思想的超越

  2、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意识

  二、李白个性在文学中的表现

  个性极其鲜明的李白,其文学创作也必然非常的个性化,无论是李白诗歌的抒情方式、表现手法,还是语言特征,谋篇布局,都体现了李白自信豪迈、天真自然和自我张扬的个性特点。

  (一)在抒情方式上

  1、强烈的自我意识和浓厚的主观感情色彩

  2、天真纯洁和自然真实的情感流露

  (二)在表现手法上

  1、丰富的想象和奇特的夸张

  2、物象的选择和对民歌的借鉴

  (三)在语言表达上

  1、起句先声夺人

  2、自然质朴以及民歌化、口语化的语言表现形态

  (四)格局宏大、雄奇浑成

  [正文]:

  在盛唐诗人中,李白是个性非常鲜明的一位;在盛唐诗坛上,李白诗歌艺术的独特性是显而易见的,也是独一无二的。可以说,作为文学史上高标独举的大诗人,后世景仰的天才作家,人们最为欣赏的正是李白创作中所体现出来的个性风采。李白诗歌所体现的独特艺术魅力是其鲜明个性的外化。因此,探究李白个性的形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他的诗歌创作,理解李白创作风格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一、李白的个性形成

  应该说一个伟大作家的个性形成包含着时代的、历史的、家庭的、自身后天培养等诸多因素,这也就决定了伟大作家个性的多缘性和复杂性,李白正是如此。但在李白的各种个性之中,占其主导的有三个方面,即自信豪迈、自然天真、自我张扬。这三个方面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使得李白的文学创作呈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

  (一)自信豪迈

  李白是中国文学史上极有才气的一位诗人。在唐代众多的诗人中,他尤其显得卓荦不群,无与伦比。分析李白的诗歌,我们不难看出,他自始至终都流露出一种自信豪迈的气质。其表现为对自己的积极态度,表现为对自己能力的充分认识,表现为强烈的英雄主义精神。李白这种个性方面的形成与他生活的社会、家庭环境、幼学以及自身独特的资质密不可分。

  1、盛唐文化的产物

  李白的英雄气质源于他生活的时代。盛唐时期的强大国力对士人心灵的感召,最重要的是造就了一代文人开阔的襟怀和宏大的抱负以及对国运前程的坚定信念。他们面对盛世油然而生“公侯皆我辈”的宏愿,正如李白诗云:“群才属休明,乘运共跃鳞。文质相炳焕,众星罗秋旻。”(李白《古风》一)可以说,这是一个充满着霸气和英雄意识的时代。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有着与生俱来的冲天豪气和骨子里的自信自傲。有人说:“李白的魅力,就是盛唐的魅力。”(注1)这是因为在李白身上集中体现了盛唐的时代精神,即唐人所独有的英雄主义精神。李白为实现他的英雄抱负“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寄崔侍御》),他要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智,做一番安邦定国的宏图伟业,使得“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他确信“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行路难》);他坚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将进酒》);他深信“东山高卧时起来,欲济苍生未应晚”(《梁园吟》)。时代的孕育让李白唱出了地道的大唐帝国的盛世之音。

  2、家庭环境的影响

  李白的身世一直以来是学者们争论的焦点。如果抛开各种争执,我们认真地去追寻的话,就不难发现其幼年的家庭环境对他的个性形成的影响。李白在诗文中曾经透露过:“白本陇西布衣,流落楚汉。”(《与韩荆州书》)“白本家金陵,世为右姓,遭沮渠蒙逊难,奔流咸阳,因官寓家,少长江汉。”(《与安州裴长史书》)从李白的自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李白出生在陇西,后来随父亲迁回巴蜀。陇西和巴蜀地域的豪迈气息也深深影响着李白。李白的幼年在蜀地度过,蜀中是一个有着任侠风气的地方,侠士风概对李白有着深刻的影响。刘全白在《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说他“少任侠,不事产业,名闻京师”。他自己也说:“结法未识事,所交尽豪雄,……托身白刃里,杀人红尘中。”(《赠从兄襄阳少府皓》)。李白对游侠的豪纵、复仇、重然诺、轻生死,十分倾慕并身体力行之:“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侠客行》)李白的任狭风概也受到了其父亲的影响。据传在李白后人李阳冰的《草堂集序》中记载这样一则材料:“神龙初,潜还广汉,因侨为郡人。父客,以其邑,遂以客为名。高卧云林,不求禄仕。”从这则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出李白继承了他父亲的那种任狭之气。李白之所以崇信任侠实际上是对侠士行为本身所具有的英雄气概的一种认可和效仿。这突出地表现在李白的政治思想上,即李白追求的是一举而建奇功,“怀经济之才,抗巢由之节,文可以变风俗,学可以究天人”(《为宋中丞自荐表》)“不然拂剑起,沙漠收奇勋”(《赠何七判官》)的英雄壮举,这种伟大的政治理想也是他的父亲所寄予其殷切希望的。除此之外,其父“高卧云林,不求禄仕”,因此就有时间把各种知识传授给李白,使得他儒墨道法,诸子百家,诗词歌赋,奇闻逸事以至古往今来的知识无所不学。从他少年的家教中,他夯实的知识基础,认知能力,接人待物的风度,自信的个性形成受到了重要的影响。

  3、儒家思想的激励

  李白的儒家思想主要体现在儒家最可贵的那部分,即积极入世,追求建功立业。他始终以“经济”、“经纶”、“济世”、“济时”自负,而且用不同的方法积极实现这些政治理想.儒家的“达则兼善天下”在李白心中留下了很深的烙印。他自幼诵读诗书,观览百家,“常横经借书,制作不倦”(《上安州裴长史书》),对轩辕以来的历史,也非常熟悉。李白很早就立下了建功立业、治国安邦之志,他高唱:“以为士生则桑弧蓬矢,射乎四方,故知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上安州裴长史书》)而且一直渴望“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苍海”(《行路难》),希冀在轰轰烈烈的政治生活中建立殊勋。李白对自己在政治生活上的极大期望,正是儒家所提倡的热情而执着的入世精神。正是这种执着的济世热忱使他自信豪迈,勇于进取,洋溢着浓厚的英雄意识。

  (二)自然天真

  李白一生陶醉于自然,崇尚天真。正是因为他与自然不弃不离的亲近,我们才看到了像《梦游天姥吟留别》、《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鸣皋歌送岑征君》等名篇,才有了“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和“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的千古名句。李白自然天真的个性是他多次游历,以及受道教思想和魏晋精神影响的必然结果。

  1、多次游历的陶冶

  李白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漫游生活中度过的。他二十五岁时,便“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去国长如不系舟”(《寄崔侍御》)。离家之后,他到处漂流,一直到生命的尽头——客死于当涂李阳冰处,以漫游终其一生。他的游迹所到之处很广很远,“南穷苍悟,东涉溟海”,北抵燕赵,西历歧,至于宛洛、吴越,更是多次重游,名山大川,古迹胜地,无不亲临其境,所谓“偶乘扁舟,一日千里,或遇胜境,终年不移”(范传正《李公新墓碑》)。在这种漫游生活中,游目骋怀,抒情遣兴,产生了众多流传千古的瑰丽篇章。李白的游历不仅极大地丰富了他的创作,更使得他在心灵上追求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的李白对山川美景有着特殊的感情,长江、黄河、峨眉、庐山、天姥、天门,所到未到的名山大川无一不被他摄入笔端。

  2、道教思想的影响

  李白出生在一个富有的、有文化教养的家庭。他“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上安州裴长史书》),“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赠张相镐》)。“六甲”乃道教术数,“百家”自然也包括道家的《庄子》。李白早年在家乡时就与道士交往,访问道教名山,留下《访戴天山道士不遇》、《登峨眉山》之类的诗。后来,李白又与道士元丹丘结识,成为密友。他们游过许多著名道观,与许多著名道士交往,谈玄论禅。天宝三载,李白被赐金放还后,不久就正式加入道教,开始了道徒生涯。李白一生曾经历三次隐逸生活,对道教术业修炼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即使到了晚年还念念不忘“寄言息夫子,岁晚陟方壶”(《流夜郎书怀未息秀才》)求仙访道几乎成了他一生的主要活动。我们知道,道教的核心与本质在于对生命及自然的热爱,深受道教思想影响的李白,其个性也必然是亲近自然的。

  3、魏晋时代精神的影响

  中国人主体意识的觉醒在魏晋时代。生活和人格上的自然主义和个性主义,艺术上的生命意味和宇宙意识,是魏晋时代艺术精神的集中体现。魏晋之美体现在生活与人格上即是追求个性的艺术态度,亲和自然的自由精神。在李白身上,魏晋的主体精神在生活中和人格上都有充分体现,在艺术上又多方面地体现出自由解放的审美精神。这些主要体现在李白的仙游之作中。它们继承了魏晋的人生态度,表现出对生命和自我价值的肯定和超越人生束缚的心灵遨游。如“朝饮颍川之清流,暮还嵩岑之紫烟,三十六峰常周旋。常周旋,蹑星虹,身骑飞龙耳生风。我知尔游心无穷。”(《元丹丘歌》)同时,李白表现出对把握现实的生命意义的感悟,对生命赋予自然永恒存在的真诚呼唤:“白日与明月,昼夜尚不闲。况尔悠悠人,安得久世间。传闻海水上,乃有蓬莱山。玉树生绿叶,灵芝每登攀。一食驻玄发,再食留红颜。吾欲从此去,去之无时还。”(《杂诗》)

  (三)自我张扬

  李白是一个有强烈自我意识的人。他与时不合的孤傲生性,体现了与流俗的龃龉和超脱,其透溢着鲜明个性的诗歌创作,正是这种独具个性的自我特征的明证。

  1、对各家思想的超越

  从李白所接受的各种思想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的东西,即李白对自我、个体的看重。他受到了儒、道、侠、纵横等诸家的影响,但是他的思想又不属于某一家,而更多的是对它们的超越,形成了独特的对自我个性的张扬。儒家将其注重个体的思想特征纳入人格修养之中,道家将其纳入个性自由之中,纵横、任侠将其纳入个人英雄主义之中……实际上,李白对个体的看重远不是上述诸家所能包括的。李白的个体精神是自我张扬的,它区别于儒家的,在于个体对李白来说是最终的目的,而对儒家来说只是手段;区别于道家的,在于李白的个体是外向的、张扬的,是与政治紧密联系的,道家则是回避政治的;至于纵横、任侠等不过是李白发扬个体精神的方式。

  2、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意识

  对自我个体的看重,贯穿在李白的各种思想因素中,可以说起到了统摄的作用。这事实上就是一种自我中心意识:即思想行为的动机是立足于自我,以自我为本位;思想行为的目的是自我精神的发扬,以自我为归宿。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一种对生命的认知,对个体生命的充分尊重。从他的诗歌中,我们可以听到一个奋力拼搏者的巨声怒吼,可以看到一个性格鲜明的自我形象。“大鹏一日随风起,摇直上九万里。”(《上李邕》)表现了李白的宏大志向,他得意时就宣称“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失意了就大呼“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行路难》)遭受打击时就坚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将进酒》)追求逍遥时就表示“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同科。”(《日出入行》)处处有着强烈的自我色彩,喷发着强烈的个性。

  二、李白个性在文学中的表现

  俗话说:文如其人。个性极其鲜明的李白,其文学创作也必然非常的个性化,无论是李白诗歌的抒情方式、表现手法,还是语言特征,谋篇布局,都体现了李白自信豪迈、天真自然和自我张扬的个性特点,正是这种李白式的文学表现为中国古代文学史留下了一座瑰丽的艺术高峰。

  (一)在抒情方式上

  1、强烈的自我意识和浓厚的主观感情色彩

  李白毕生追求个人的独立自由以及个性的自我张扬。与他炽热的感情和自信豪迈相适应,他的诗歌也重在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他在感情的表达上不是掩抑收敛,而是喷薄而出,一泻千里”(注2),他的大部分诗作都是诗人直接介入,具有相当浓厚自我表现的主观色彩,读其诗如见其人,表现出极其鲜明的个性化特征。为了表明自己有才能而清高,他就说:“我以一箭书,能取聊城功。终然不受赏,羞与时人同”(《五月东鲁行答汶上翁》),这首诗以战国齐人鲁仲连的典故,突出地表现出诗人的恃才傲物。当被诏入京,他按不住内心的喜悦和得意,“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字里行间洋溢着诗人的狂喜和豪情,那种孩童般的毫不掩饰的情态跃然纸上。“归时倘佩黄金印,莫见苏秦不下机!”(《别内赴征》)此诗以诙谐的语气,反映了一种春风得意的心情。《上李邕》篇中以大鹏自比,除了表现远大的抱负之外,那种蔑视一切世俗的气概以及他自信、洒脱和历经坎坷而毫不气馁的风姿,读来犹如亲眼目睹:“时人见我恒殊调,闻余大言皆冷笑。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当他对现实不满时,就异想天开地“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登太白峰》),表现了自己意欲远离世俗尘嚣的愿望和美好憧憬。他还常常自命不凡,喜欢自我表现,情感表达率真,丝毫不加掩饰。他倾诉“人生在世不称意”,想“明朝散发弄扁舟”(《宣州谢楼饯别校书叔云》)。李白追求人生的快意,讲求生活的尽兴,让生命之流如“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将进酒》)。这种气势无疑源自于诗人自信豪迈和自我张扬的个性,是生命在自由地奔放。正是因为李白敏锐把握并准确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使得他的诗歌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2、天真纯洁和自然真实的情感流露

  李白还有一部分诗歌,读来总会有一种如临其境、如置其身的感觉,并引领我们进入一个每个人都曾经历又没能好好体味的天真纯洁、百无禁忌、如梦似幻的美好世界。闻一多先生曾一语破的,别出心裁地指出:“他(李白)那婴儿哭着要捉月亮时的天真,那神秘的怅惘,圣睿的憧憬,无边际的企慕,无涯岸的艳羡,便使他成为最真实的诗人。”(注3)也许做个诗人比较容易,但做个真实的诗人却很难。李白天真自然的个性使他的感情世界洋溢着童趣和童真,他把自己的诗美泼洒人间,使人间有了亮丽的风景。比如《与贾至舍人于龙兴寺剪落梧桐枝,望邕(氵邕)湖》:“剪落青梧枝,邕湖坐可窥。雨洗秋山净,林光碧滋。水闲明镜转,云绕画屏移。千古风流事,名贤共此时。”这是一幅十分淡雅的水墨画。诗人锐敏地抓住邕湖雨后新霁的动人景色,加以细致的描绘。“雨洗秋山净,林光碧滋”,用“净”概括雨后秋山,用“滋”形容林光碧,的确是神来之笔,用词异常精妙。他不仅写出了眼前动人的风景,而且巧妙地渗透了诗人的感受,生动地显示出诗人在空气清新林花芬芳下的愉悦和陶醉的心情。“水闲明镜转,云绕画屏移”,以“明镜”喻湖水,以“画屏”比林山,更用“转”“移”这两个字写出的了湖光山色流动变幻的状态,写出了邕湖一带的山水之美。诗人观察精细,感受深切,使这首诗秀丽而不落于纤巧,意工而不伤于雕琢,确是一首自然清新玲珑剔透的好诗。一首“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静夜思》)成了千古绝唱,自然天成,深深打动了多少思乡人的心灵。这种超凡脱俗的童趣绝对是他成为诗仙的内在动力。同样是喝酒,作为一个酒仙,李白就有奇思妙想。请看天,“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请看地,“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他的.结论是:“天地既爱酒,爱酒不愧天。”(《月下独酌》之二)同样是赏月,他把酒问月:“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却与人相随。皎如飞镜凌丹阙,绿烟灭尽清辉发。但见宵从海上来,宁知晓向云间没?白兔捣药秋复春,嫦娥孤栖与谁怜?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当如此。唯愿当歌对酒时,月光常照金樽里。”月光皎洁,照亮了中国文学的殿堂,而中国文学的殿堂,也因了李白的把酒问月显得更加金碧辉煌。再如“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望庐山瀑布》)的神似,“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独坐敬亭山》)的超然淡泊,“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的清新自然。李白个性的天真自然使他的诗作也充满了与杜甫沉郁顿挫之老境美不同的飘逸奇放之美。唯有李白这样一个拥有独特个性的诗人才能面对自然,面对社会,仍不懈地追求本真自我,追求飒爽飘逸。

  (二)在表现手法上

  1、丰富的想象和奇特的夸张

  李白创作手法上的显著特征即想象丰富惊人,夸张极为大胆奇特,这正是李白豪迈狂放的个性所要求的。他在诗歌中熔铸神话传说,借神仙、借大鹏、借天马、借历史人物、借酒抒发喷薄而出的激情,形象鲜明,奔放无比,有着神奇的魅力。赵翼在《瓯北诗话》中赞曰:“神识超迈,飘然而来,忽然而去,不屑于雕章琢句,亦不劳于镂心刻骨,自有天马行空,不可羁勒之势。”(注4)比如《秋浦歌》之《白发三千丈》:“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白发三千丈”一句,传诵千古,使历代多少诗才出众的诗人为之叹服倾倒。此诗之妙,不仅是因为成功地运用了夸张格的修辞手法,使感情表现得十分强烈,而且在构图设计上也别具匠心,表现得十分巧妙。“白发三千丈”这起句突兀得令人吃惊,破空而来,无法诠释,接着用“缘愁似个长”补充和阐释首句。因为愁而生白发,不仅满头白发,而且竟有“三千丈”之长,可见忧愁之深广。“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诗人用镜子一照,满头白发,恰似落了厚厚的一层白霜。用反问句紧扣首句,用秋霜作比,使诗意加深。再比如在《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中诗人驰骋想象,运用夸张,借古代神话传说,“云台阁道连窈暝,中有不死丹丘生。明星玉女备洒扫,麻姑搔背指爪轻。”写出了祖国河山的壮丽和雄奇。当想象、夸张不足以表达其奔放激越的情感时,李白便借助于富有浪漫色彩的梦。他的名篇《梦游天姥吟留别》便是以梦游来驰骋想象,梦中的神仙世界,绚丽多彩,“青冥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奇情奇景,令人神往。而梦醒后梦境与现实的比较,使他不由得感慨万分,引出结尾两句点题之笔,“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表现了李白蔑视权贵的铮铮铁骨和热爱自由的人生追求。还有他的“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赠汪伦》)、“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金乡送韦八之西京》)、“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都以奇特的想象表现了对长安和诗友的怀念。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李白的笔下,各种事物通过想象、夸张等手法,仿佛可以任意扩大,幻化万千。这是李白的大胆创新,更是他对生活深刻感悟的结果,而他的个性才情也在这些诗中发挥得淋漓尽致。

  2、物象的选择和对民歌的借鉴

  天真自然的个性使李白在诗歌的艺术上非常标举“清”、“天真”、“天然”,如“一曲斐然子,雕虫丧天真。”(《古风》之三十五)“慷慨吐清音,明转出天然。”(《大子夜歌》)表现在诗歌中就是李白最爱写晶莹透彻、清澄光辉的东西,如明月、白露、金樽、玉杯等。比如:“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古朗月行》),“玉阶生白露,夜久侵罗袜。”(《玉阶怨》)等。这些物象的选择本身就带给人一种自然新颖之感,再加上李白在感情表达上的童趣天真,真可谓“光明洞彻,句句动人”(《上安州裴长史》)。连杜甫也称赞李白道:“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春日忆李白》)。可以说,当李白沉浸在自然的怀抱之中,其诗歌就体现出一种与物亲和的状态和自然清新之美。

  同时,李白追求自然的个性也使他在创作上积极向乐府民歌学习,尤其善于吸取乐府诗纯朴的格调,清新的表现手法和即景比兴。比如《赠汪伦》:“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诗人捕捉住一时的灵感,因而诗句自然流走,仿佛脱口而出,信笔写成,实则凝聚着诗人深切的感情,倾吐了诗人肺腑之言。李白七言绝句往往不是直抒感情,而是通过景物的描写,使情寓景中。这样就能使感情含蓄蕴藉,深蕴不露,醇厚而真切。自古以自己名字出现在诗中的极少,而此诗并不因此失色,反更加真挚动人,三联以桃花潭比,更加表现出诗人的情感至深。再比如脍炙人口的七绝,“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早发白帝城》)“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沈德潜《唐诗别裁》说:“七言绝句以语近情谣,含吐不露为贵,只眼前景,口头语,而有弦外音,使人神远,太白有焉。”(注5)他说的这些特点,实际上也就是深得民歌天真自然的风致。

  (三)在语言表达上

  1、起句先声夺人

  前文论述过李白是一个有着极度自我张扬个性的诗人,其在诗歌创作上自然是更具爆发力。这一点在语言表现上的第一个特征便是诗歌起句往往凭空而出,显得突兀、神奇莫测,一开始就以惊人的语句先声夺人。他的诗歌名篇《蜀道难》劈头就是连声惊叹,“噫吁戏,危呼高哉”, 就像是郁积已久的思想感情突然喷薄而出,造成了强烈的艺术效果。《将进酒》开端便是“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两组排比反问长句凭空而起,仿佛作者思从天外来,把那黄河之水写得来有气势,去得悲壮激昂。表现出一种完全超越了作者个人局限而上升为普遍意义上的人生 感叹,又迥然不同于孔子的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语出《论语•子罕》)那种平和的境界,而让人感受到更多的伤感与无奈,读之使人喘不过气来,甚至有窒息的感觉。起句以其巨大张力令人呼吸不畅,根本不给读者留有吟咏、咀嚼的时间,使其难以在此逗留,不得不迅速往下读去以求舒展,获得了一石三鸟的艺术效果。这样的语言表达效果不仅完全符合李白“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杜甫语)的张扬个性,更在深层次上暗合了李白狂放不羁的思维模式。李白在流放夜郎途经三峡时所作的《上三峡》,迎面即是三峡之险:重峦叠嶂,遮天蔽日,山高水深,急流滚滚。“巫山夹青天,巴水流若兹”,一个“夹”字就勾勒出山势的陡峭和水道的狭迫,连天空都已不再是往日那可以任由众鸟飞的天空。李白在读者由习惯和常规维系的日常生活世界之外,开辟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让人陌生、使人惊奇的诗意境界。《宣州谢楼饯别校书叔云》发端似乎是不着诗题就破空而至,“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好似奇峰突起。这种开门见山,一开始就直泻心中烦忧的不同凡响的写法,显示了诗人李白强烈的自我情绪宣泄。又如《赠何七判官昌浩》的“有时忽惆怅,匡坐至夜分”,更似无中生有,诗篇一上手,作者胸中的惆怅便有如游丝一般悄然侵入读者的心头,于无声无息更显得不同凡响,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

  2、自然质朴以及民歌化、口语化的语言表现形态

  李白有诗云“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这正是他自己诗歌语言最生动的形容和概括。李白的诗如行云流水,非常自然,有民歌化和口语化的特征。《越女词》之三写到“耶溪采莲女,见客棹歌回。笑入荷花去,佯羞不出来。”诗歌活泼自然,语言质朴率真。《寄东鲁二稚子》是李白思念寄居东鲁的儿女所作的,全诗如诉家常,娓娓道来,明白如话:“吴地桑叶落,吴蚕已三眠,我家寄东鲁,谁种龟阴田?……此树我所种,别来向三年。桃今与楼齐,我行尚未旋。娇女字平阳,折花倚桃边。折花不见我,泪下如流泉。”真挚的情感,都在平铺直叙中流淌。再看“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山中与幽人对酌》)“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长干行》)同样语言率真,浑然天成,毫无雕琢痕迹。“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将进酒》)两句则从汉乐府《长歌行》:“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化出,语言更显得平淡直白。“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蜀道难》)写得如家常话。“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则是一句脱口而出的感慨,而且这一诗句在诗中再三出现,每一次都有其独特的作用和妙处。李白的绝句《静夜思》以极为浅近的语言,仅仅用四个诗句,却创造了一个鲜明的画面,开辟了一个深远的意境。诗句口语化的特征,是李白诗歌中的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在《宣城见杜鹃花》、《观胡人吹笛》、《登金陵凤凰台》、《赠汪伦》等许多作品中都可见到。李白在语言的运用上为了更真实、更直接、更迅捷地表达一时的情感与愿望,常将日常话语信手拈来即入诗,有一种仿佛语言在说话而不是诗人在作诗的奇绝效果,让人感受到语言不仅仅具有交流工具的性质而且本身还具有活泼泼的生命特征。李白诗歌语言上的返朴归真,诗句的口语化、民歌化,不仅增强了其诗歌的表现力,而且无形之中平添了几分感染力。

  (四)格局宏大、雄奇浑成

  李白的自信豪迈使他的诗呈现出格局宏大,雄奇浑成的特点,像泰山的崔嵬,如大海的无涯,似天空的广阔,全然没有局迫的迹象。格局的宏大源于李白思想的无拘无束,完全以自我为中心。李白的诗歌运笔纵横阖,其挥洒自如恰似天马行空任我行,随心所欲。《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一诗,系诗人寓居庐山时所作。诗的开头两句,作者以“楚狂接舆”自况,表面上看在嘲笑孔丘“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也是他心里想说的话;可“我本楚狂人”中的一个“本”字,透露了另一层作者没有想到要说的意思,“本”字的含义在这里是本来、原先,诗句实际上变成了自我解嘲。李白多年的求仕生涯,到头来却落得一场空,如果说孔丘的不识时务那是性情使然,而我生为豪迈之人,狂士本色,原不该重蹈孔丘覆辙,到如今真不知道应该是我笑他,还是他笑我?对自己政治前途的失望之余,李白然回首,还是大自然好,接下来的四句表示自己要入名山求仙访道。 中间一大段是写景,其中有全写,也有特写;有鸟,也有仰视。他对庐山的描写突出了一个“秀”字,及至“登高壮观天地间”以下忽然变成壮阔,写得风起云涌,仿佛诗人是在俯察地理。“好为庐山谣,兴因庐山发”两句承上启下,引出感慨,表明自己修道成仙的心愿,最后又以仙人自谓,原先的狂人成了今日的神仙,与开头形成呼应,并邀请友人同游仙境扣题作结。全诗“使事用典,神采飞动,读者完全被诗人的豪情逸兴所感动,与诗人一起遨游庐山,神游太空去了”(注6)。《蜀道难》竟从茫茫太古说起,把大自然、神话、历史与现实熔于一炉,在宏大的格局里,运笔纵横驰骋,有天马行空、不可羁勒之势,既描绘出蜀道上雄伟奇险的山川,又道尽了人生旅程的艰难。其它的如《梁甫吟》、《梦游天姥吟留别》 等长篇巨制,无不格局宏大,“感慨深沉,表现了他所特有的雄奇、奔放、壮丽、多变的艺术特征,自有英风豪气流贯其间,足以代表盛唐的时代精神”。(注7)

  李白是时代的骄子,文学的巨。在中国古代社会,那种个性受到正统思想压抑的文化传统中,李白自信豪迈、天真自然和自我张扬的个性风采,无疑有着巨大的魅力。也正是有了这样个性鲜明的李白,我们才看到了文辞然,雄奇瑰丽的脍炙人口的诗篇。正如晚唐诗人杜荀鹤曾在《经谢公青山吊李翰林》一诗中的无限感叹:“青山明月夜,千古一诗人。”李白作为“千古诗人”,其地位是无可取代的。

  引文注释:

  (注1)《李白诗歌与盛唐文化》 袁行霈著 《文化遗产》 1986年第一期

  (注2)《李白和他的诗歌》 胥树人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年版 P205

  (注3)《闻一多全集》(三) 闻一多著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82年版P157-159

  (注4)《瓯北诗话》 赵翼著霍松林、胡主佑校点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年版P3

  (注5)《唐诗别裁集》(下) 沈德潜选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年版P653

  (注6)《唐诗鉴赏辞典》萧涤非、程千帆、马茂元等著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3年版P293-294

  (注7)《唐代文学史》(上) 乔象钟、陈铁民等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5年版 P461

  参考文献:

  1、《李太白全集》(全三册) [清] 王琦 注 北京:中华书局 1977年版

  2、《中国文学史》(第二册) 游国恩等主编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1年版

  3、《中国文学史》(第二册) 韩兆琦等主编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4、《中国古代文学史》(第二册) 郭预衡主编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年版

  5、《中国文学史》(第二卷) 袁行霈主编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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