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述评

时间：2022-11-15 12:08:42 论文范文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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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述评

论文关键词:交往行为理论　哈贝马斯　借鉴意义

论文摘要: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哈贝马斯，直面传统理性的分裂和饮失，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交往异化展开了深入的批判，认为应在交往行为和生活世界的视城内以及在交往范式的墓拙上，重建理性以拯救理性，从而建立以重建交往理性、实现人际关系和谐为目的的交往行为理论。重新审视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及其本质意义，对于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具有借鉴作用。

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是当代欧美哲学和社会理论领域中最富有原创性、体系性的思想家之一。尤其是他在20世纪80年代建构起来的交往行为理论，普遍被认定为能代表哈贝马斯个人学术成就的标志。他的交往行为理论，在对交往异化的批判、实现交往行为合理化及其途径探索等方面作了很多有益的尝试。

一、“晚期资本主义”的社会交往异化

哈贝马斯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上是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应该称之为“晚期资本主义”时期;与古典资本主义时代相比，国家干预活动日益频繁，科学技术的作用越来越大，并取得了合法的统治地位，成为理解一切问题的关键。基于此，哈贝马斯明确提出了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的论题。第一，在西方社会现代化进程中起作用的是“工具理性”，理性成了征服自然、控制社会、操纵个人的工具，并集中体现在被他称作“经验一分析科学”即自然科学和“历史一解释科学”即社会科学中。在他看来，现代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维持社会系统正常运转的重要工具，成为一种决定社会系统发展的自主性力量。因此，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今天具有双重职能，不仅是生产力，而且也是意识形态。第二，在科学技术理性时代，由于国家政权对生产和交换领域的干预，一般是以改进公共生活的组织的纯技术手段出现的，并倾向于同科学和工艺相结合，于是科学的理念逐渐取代了以往政治、艺术、哲学、宗教的统治地位，成为社会的主要参照系。在这个意义上，哈贝马斯断言，传统的意识形态已经过时，技术政治思维日益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形式，即“技术统治的意识”。这种技术统治的意识具有解释统治合法化与维护现行制度的功能，尽管它是通过作为非政治力量的科学技术潜移默化地发生作用的。

在哈贝马斯看来，人的行为分为两个范畴:一是“工具行为”，二是“交往行为”。所谓工具行为，是通常所说的劳动，按照技术规则进行的，而技术规则又是以经验知识为基础的。它是工具性的、策略性的，是“手段一目的”性的，涉及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所谓交往关系，是指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一致。他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随着科学技术成了第一生产力，生产力高度发展，工具行为越来越合理化了，人的劳动越来越符合科学技术的要求，人变成了劳动的工具，人像机器人那样机械地行动着，人失去了本质的存在，被异化了。技术本身成了对人的统治，技术的合理性转变成了对人的统治的合理性。与此同时，交往行为却越来越不合理化了。人们把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方式搬到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来，由此引起行为主体之间的不理解、不信任，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加剧。

二、趋向合理化的交往理性

哈贝马斯认为，当代西方社会冲突的主要根源不在社会再生产领域和分配不公，而在于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结构借助功利性的手段对人们生活世界之价值的侵人，以及精英的专家文化与大众文化、日常实践之间的疏离，使得人与人之间不再相互信任，缺乏基本的相互理解。所以，首先要重建交往理性，达到交往行为的合理化。

1.重新定义“交往行为”。哈贝马斯在早期把交往行为看作以评议为媒介、以理解为目的的行为。交往行为的目的是达到理解，而达到理解是一个在相互认可的有效性要求的前提基础上导致认同的过程。进而，他把人的行为分为四类:一是旨在实现一种目的的行为，也就是有目的地、因果地介人客观世界的行为，称为工具性行为;二是社会集团成员根据共同价值和规范调节的行为，称为规范调节的行为;三是行为者在一个观众或社会面前表现自己主观性的行为，称为戏剧式行为;四是一种行为者个人之间通过符号协调的互动，以语言为媒介，通过对话，达成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一致的行为，称为交往行为。

2.交往行为的合理化。哈贝马斯认为，交往行为有三个有效性要求:真实性、真诚性和正确性。理论理性表达真实性，实践理性表达真诚性，审美理性表达正确性。在交往行为中，这三个同样原初的有效性要求体现了一致关联，哈贝马斯将其称之为合理性。所以，所谓交往行为合理化是一种通过语言实现的、具有主体间性的、符合一定社会规范的、在对话中完成的、能在交往者之间达成协调一致与相互理解的理性化的行为。这样理解的交往行为合理化，克服了韦伯合理化概念单纯的认识向度以及单纯的目的的工具合理性指向之局限，将本来只具有狭隘的获得真理与实现特定目的的成功手段之意义的概念，扩大为一个容真、善、美于一体的普适概念;它把理性放在人际间广泛的和相互交往的生动关系网络中考察，使理性凸现为交往关系的总和。相比于其他三种行为，交往行为在本质上更具合理性的要求，因为它符合把各种不同经验导向合理的协调和发展。

3.理想的言谈环境。实现交往行为的合理化，哈贝马斯提出了一个关于人类生活状况之改变的话语、言谈途径，让所有处于同一环境的人自由地通过商谈、对话得出一致的结论，也就是说，通过对话形成共识是问题的关键。因此，交往行为实际上是语言行为，交往行为理论必须对语言的语用层次进行分析和重建。他一反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对语言哲学的一味批判态度，而致力于社会批判理论的“语言哲学范式转向”，建立“普遍语用学”，提出人们在交往中，不仅具有语言能力，还具有建立相互主体交往关系的能力。由此，他设计“理想的言谈环境”的场景，把人们引向一种对社会现象与传统或意识形态保持警惕的批判意识，从而与那种顺从奴化心理相区别，为直接参与及推动社会发展奠定一种坚实的实践理性基础。

三、建立共同的社会规范

哈贝马斯认为，承认、重视并遵守共同的社会规范，是实现交往行为合理化的基本前提和条件。从一定意义上说，交往行为理论最终企及的就是使交往行为受共同的社会道德规范的指导，促使交往行为的实践合理化，使社会呈现出符合道德合理性的前景。

人们普遍接受并乐意遵循的共同的社会规范是怎样形成的呢?一条是“经验的路线”，它通过刺激和威吓动员实现道德律令的普遍化;一条是“理性的路线”，它通过论证的意见一致所动员的信任使得道德律令普遍化。显然，只有后者才能使人们通过相互理解、平等对话形成一种公正的、合理的意志，并在意见一致的基础上，使交往参与者作为有责任能力的行为者，对自己的交往行为采取反思和批判的态度，论证一种对自己的交往行为有着指导意义的“先验性”前提，遵行这一规范，使得自己的交往行为合理化。也就是说，让一切与社会规范的建立有关的人参与对规范的商谈、对话与讨论之中，而商谈与讨论的目的就是为了共同寻找真理，对所争论的社会规范寻求一致性的意见。交往者通过商谈和讨论，不仅对自己和他人的行为动机、所提出的行为要求进行批判性审议，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对行为规范的合理性与有效性进行反复的论证。通过商谈、对话，在交往参与者之间建立起普遍同意的道德律令、社会规范，参与者就有义务将自己的行为纳人这种社会规范之下，并通过接受规范指导行为而使自己的行为合理化。

哈贝马斯的社会交往理论是以建立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为核心的理论。尽管其实现途径包含太多的理想成分，但他主张人们以真诚的“对话”来解决社会矛盾、社会争端和冲突，加强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让人们在“相互理解”基础上“达成共识，取得一致”，这无论是对于人们处理个人关系、家庭关系、群体关系，还是国与国关系等，都有着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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