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政要》中的政治伦理思想探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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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政要》中的政治伦理思想探微

　　《贞观政要》是唐代史学家吴兢撰写的一部政论性的史书，它以记言为主，记录了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与臣下魏征、王珪、房玄龄、杜如晦等人关于施政问题的对话以及一些大臣的谏议和劝谏奏疏等。以下是小编整理的《贞观政要》中的政治伦理思想探微，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贞观政要》中的政治伦理思想探微

　　唐太宗君臣在政治统治中继承和推崇传统的民本观，其核心是“以仁义为治”贞观初年，唐太宗说：“朕看占来帝王，以仁义为治者，国祚延长；任法御人者，虽救一时，败之亦促。既见前王成事，足是元龟。今欲专以仁义诚信为治，望革近代之浅薄也。”(《论仁义》)唐太宗认为隋王朝的短命天亡，是由于片面实施严刑峻法的结果，因此唐王朝的统治需要以仁义为治。而且，《贞观政要》一书还发现和深化了以仁义为治的民本观。如何使水载舟?唐太宗君臣提出了相应的措施。

　　一是“养民以惠”以“使百姓安乐”。

　　贞观二年，唐太宗对侍臣王畦说：“隋开皇十四年大旱，人多饥乏。是时仓库盈盈，豪不许赈给，乃令百姓逐粮。隋文不怜百姓而惜仓库，比至末年，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年。炀帝恃此富饶，所以奢华无道，遂致灭亡。”(《论奢纵》)贞观四年，房玄龄奏言：“今闻武库甲仗，胜隋日远矣。”唐太宗则认为，“饬兵备寇虽是要事，然朕唯欲得卿等存心治道，务尽忠贞，使百姓安乐便是朕之甲仗。隋炀帝岂无甲仗?适足以致灭亡，正是由于仁义不修，而群下怨叛故也。”(《论仁义》)二是要任用贤才。贞观二年，唐太宗对侍臣言：“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崇儒学》)唐太宗君臣认为，“今欲求人，必须审访其行，若知其善，然后用之，设令此人不能济世，只是才力不及，不为大害。误用恶人，假令强干，为害极多。但乱世惟求其才，不顾其行。太平之时，必须才行俱兼，始可任用。”(《择官》)他规定县令需要五品以上的官员的保举，刺史则需要皇帝的直接选拔。同时，他还完善隋朝以来的科举制度，广泛地选拔人才。因此，唐太宗周围人才济济，为其天下大治奠定了基础。三是明德慎法。针对前朝的严刑峻法而激起民变的教训，唐太宗认为实行仁政，强调明德慎罚。贞观元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存宽简。”又道：“大辟罪，皆今中书、门下四品以上及尚书九卿议之。如此，庶免冤滥。”(《论刑法》)到了贞观四年，判得死刑者，天下仅29人。百姓安居乐业、贤才的任用及明德慎法，最终出现了国富民强的贞观之治。

　　二是求谏兼听的君道观

　　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进入文明状态的国家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亚细亚的古代方式”，一种是“古典的古代方式”。中国就属于“亚细亚的方式”，氏族贵族直接转变为国家的统治者，因此，在中国古代，统治者还保留着古代氏族首领的遗风，非常重视自身的道德修养，注重吸收下属的建议。《贞观之治》中的求谏纳听的君道观丰富并发展了这种政治伦理思想。

　　君主要兼听纳下，广开言路。贞观二年，唐太宗问魏征：“何谓明君暗君?”魏征道：“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君道》)他并以秦二世偏信赵高，梁武帝偏信朱异，隋炀帝偏信虞世基而身死国灭来论证“人君兼听纳下，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必得上通也。”(《君道》)唐太宗很是赞赏魏征的意见。他总结隋朝灭亡的教训时说：“隋炀帝暴虐，臣下缄口，卒令不闻其过，遂至灭亡。”(《求谏》)因此，他认为：“明主思短而益善，暗主护短而永愚。”(《求谏》)唐太宗被后人称颂为“闻过即改，从善如流”(《灾祥》)。

　　他不仅兼听纳下，广开言路，而且还积极主动地求谏。他表示，“公等但能正词直谏，裨益政教，终不以犯颜忤旨，妄有诛责。”(《政体》)“朕每思之，若欲君臣长久，国无危败，君有违失，臣须极言。朕闻卿等规谏，纵不能当时即从，再三思审，必择善而用之。”(《行幸》)可见，为了求得“君臣长久，国无衰败”，唐太宗一方面鼓励臣僚“正词直谏”、不要怕“犯颜忤旨”，而要尽情极谏；另一方面又保证不会“妄有诛责”，一定会“再三思审，必择善而用之”。

　　据《贞观政要》记载，贞观八年，唐太宗对侍臣言：“朕每闲居静坐，则自内省，恒恐上不称天心，下为百姓所忽。但思正人匡谏，欲令耳目外通，下无怨滞。”(《求谏》)唐太宗为了发挥谏官的作用，对谏者“以师友待之”(《政体》)。他曾询问魏征，为何臣僚常常不愿进谏，魏征说：“人之才器，各有不同。懦弱之人，怀忠直而不能言；疏远之人，恐不信而不得言；怀禄之人，虑不便身而不敢言。所以相与缄默，俯仰过日，”由此，唐太宗也明了，“人臣欲谏，辄惧死亡之祸，与夫赴鼎镬，冒白刃，亦何异哉?故忠贞之臣，非不欲竭诚，竭诚者，乃是极难。”(《求谏》)所以，他对谏者持宽容大度的态度，“以师友待之”。为了充分发挥“谏官”的作用，他还诏命“宰相入内平章国计，必使谏官随入，预闻政事。”(《求谏》)同时，他对于百官的奏折，总是认真阅读，“比有上书奏事，条数甚多，朕总粘之屋壁，出入观省。所以孜孜不倦者，欲尽臣下之情。每一思政理，或三更方寝。”(《求谏》)因此，在唐代出现了众多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耿直大臣，如魏征、房玄龄、杜如晦等人。

　　由于唐太宗君臣在进谏、纳谏方面都持有积极态度，唐王朝领导集团内部形成了宽松进取的氛围，君臣在为政治国的重大问题上，各抒己见，相互切磋，集中众人智慧，能够做出比较符合实际的决策。

　　三是防贪鄙的廉政观

　　唐代诗人李商隐诗云：“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俭来败由奢。”唐代君臣以史为鉴，特别重视防贪鄙的廉政观。唐太宗总结隋亡的教训，认为隋朝的灭亡在于君臣的贪鄙。贞观四年，他对侍臣说：“隋炀帝志在无厌，唯好奢侈，所司每由供奉营造，小有不称意，则有峻罚严刑。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竟为无限，遂致灭亡。”(《俭约》)同时，他指出，贪鄙钱财，毁家又毁国实为不值。贞观二年，唐太宗谓侍臣道：“朕尝谓贪人不解爱财也。至如内外官五品以上，禄秩优厚，一年所得，其数自多。若受人财贿，不过数万，一朝彰露，禄秩消夺，此岂是解爱财物?视小得而大失者也。昔公仪休性嗜鱼，而不受鱼，其鱼长存。且为主贪必伤其国；为臣贪，必亡其身。”(《贪鄙》)

　　内容简介

　　《贞观政要》是唐代史学家吴兢所著的一部政论性史书。全书十卷四十篇，分类编辑了唐太宗在位的二十三年中，与魏征、房玄龄、杜如晦等大臣在治政时的问题，大臣们的争议、劝谏、奏议等，以规范君臣思想道德和军政思想，此外也记载了一些政治、经济上的重大措施。

　　《贞观政要》和《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有关贞观政事的记载相比，较为详细，为研究唐初政治和李世民、魏征等人的政治思想提供了重要资料。

　　作品中提出了”君依于国，国依于民”的重民思想，务实求治、与民休息、重视农业、发展生产的施政方针，”爱之如一”较为持平的民族政策，用人惟贤才的主张，广开言路的开明措施，尊儒重教的文化政策，仁德先行、省刑慎罚的统治策略，以及俭约慎行、善始慎终的人格要求。它是中国开明封建统治的战略和策略、理论和实践的集大成者。

　　创作背景

　　吴兢著《贞观政要》旨在歌颂“贞观之治”，总结唐太宗时代的政治得失，希望后来君主以为借鉴。书中所记基本为贞观年间唐太宗与魏征等大臣的问答，以及皇帝的诏书、大臣的谏议奏疏等，内容广泛，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思想、生活等方方面面，尤以讨论君臣关系、君民关系、求谏纳谏、任贤使能、恭俭节用、居安思危为其重点。

　　虽然《贞观政要》在史实上有所失误，但由于叙事详赡，文字明畅，论述的又是统治之道，因此晚唐以后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重视，流传到日本和朝鲜半岛。

　　作者简介

　　吴兢（670—749），汴州浚仪（今河南开封）人。武周时入史馆，修国史，迁右拾遗内供奉。唐中宗时，改右补阙，累迁起居郎，水部郎中。唐玄宗时，为谏议大夫，修文馆学士，卫尉少卿兼修国史，太子左庶子，也曾任台、洪、饶、蕲等州刺史，加银青光禄大夫，迁相州，封长垣县子，后改邺郡太守，回京又任恒王傅。与同时代其他官员相比，吴兢的仕途还是较为顺畅的，没有大起大落。居史馆任职30余年，以叙事简练、奋笔直书见称。曾认为梁、陈、齐、周、隋五代史繁杂；乃别撰《梁史》、《齐史》、《陈史》各10卷、《隋史》20卷。卒后。由其子呈上其未定稿《唐史》80余卷，世称“良史”。曾从事官府藏书的整理、国家书目的编制工作。

　　开元中，诏马怀素领校图书，马怀素奏用元行冲、齐翰、吴兢、韦述等26人同在秘阁详录四部书，开元九年（721）共同编成国家图书总目《群书四部录》200卷，由元行冲奏上。吴家收藏图书甚富，编撰有《吴氏西斋书目》1卷，著录图书13468卷，该书目影响颇大。

　　所藏之书在他去世前后，赠送给外孙蒋乂。编著有《乐府古体要解》、《唐春秋》、《唐书备阙记》、《太宗勋史》、《睿宗实录》、《中宗实录》、《贞观政要》、《则天实录》、《唐高宗实录》（与刘知己合撰）等，仅《贞观政要》传于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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