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形而上学中的实践转向研究论文

时间：2023-02-24 14:15:46 论文范文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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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形而上学中的实践转向研究论文

　　摘要：论文以西方形而上学中的三次转向为依托，反思人类在形而上学的不断超越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在整个近代西方形而上学的基础上完成“实践转向”的逻辑过程。然后通过“实践”在“实践转向”中含义的重新思考，着重指出实践作为人和世界统一的最现实的基础，它在西方形而上学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定型之前就是真理的直接涌现,从而廓清了实践性是马克思哲学的本质特性这一合法性的基础和实践转向在现代西方哲学中的理论意义。

西方形而上学中的实践转向研究论文

　　关键词：形而上学实践转向实践哲学的基本问题

　　Abstract: This paper Western metaphysics Three turns as the basis, to reflect the continuous human metaphysical transcendence, Marxist philosophy on how to complete the "Practical Turn" logical process on the basis of the entire modern Western metaphysics. Then "practice" in the "Practical Turn" and rethink the meaning, highlighting the most realistic and the world as a unified basis of practice, which the Western way of thinking in stereotypes metaphysical subject-object dichotomy is directly before the emergence of the truth, which clarifies the practicality is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 of Marxist philosophy and practice of the basic legitimacy of the steering in modern Western philosophy theoretical.

　　Keywords: Metaphysical Practice steering fundamental problem of Practical Philosophy

　　一、核心问题和三次转向

　　如果说得尔菲神庙中的那句格言：人，认识你自己，是一个人类自我精神觉醒的标志，并且确信人对自我意识的反思在时间上有一个明确的开端。那么，从古至今西方的形而上学就一直都在围绕着这个核心问题在较劲。整体上看，西方形而上学史以这个问题为中心共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这三个不同的阶段根据其所关注问题的重点不同，共经历了三次不同的转向：

　　第一次转向通常称之为“本体论”的转向，这期间古希腊涌现出无数的哲学家，他们都试图给世界和万物找出一个“本原”。这个“本原”是世界和万物存在的唯一根据。他们力图找出一个“本原”是因为他们首先相信有一个本原存在。奴斯说、灵魂说、数说、原子说等等都试图给万物一个统一性的说明。但是，这些学说最后都归结到柏拉图的理念说和亚氏寻找“万物第一因的原理”的形而上学上面。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在第一次转向之前即在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前的古希腊哲学家都认为哲学即是爱智，也就是说爱智是人和万物的融合为一，而不是一种用概念的方式把握世界的学问。所以，通常人们认为从亚氏开始，西方形而上学才走上了一条“逻各斯中心主义 ”的道路。从时间上说，人们通常把亚氏以前的古稀腊哲学统称之为寻求“本体”的“本体论哲学”。

　　第二个转向是从亚氏开始到黑格尔为止的所谓的“认识论”的转向。尽管海德格尔把形而上学的源头追溯到了前苏格拉底时代，并认为从苏格拉底开始，由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师徒三代共同开出了一条形而上学的logos的道路，在这条路上logos显身并规定了整个西方人经验世界的思维方式，并且一直到黑格尔为止的近代哲学家都在亚氏开出的这条logos为中心的道路上运思。但是，近代哲学家毕竟不同于古代哲学家，他们不再追问世界的“本原”是什么，而是退回到反思人在对世界的统一性作解释的时候，人的认识能力到底有多大。这就是通常所谓的“认识论”的转向。

　　第三次转向是现当代西方思想家在黑格尔哲学的基础上对西方形而上学所形成的新的认识和回答。他们尽管流派各异、名目繁多，但对形而上学形成的一个普遍共识是：哲学是讲人和世界融合为一的生活世界的意义的学问，用纯概念的方式把握世界是西方形而上学发展的死胡同。这次转向的成果可以笼统地称之为“后现代哲学”。在“后现代哲学”中，哲学家在追问人的认识能力到底有多大的时候，两个更为基础性的问题开始呈现。一是哲学是人在的概念世界里完成对整个世界的整体性言说，这个言说实现的中介是语言。人言说世界如何可能就转化为一个更为前提性的问题：语言如何可能?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形成以语言分析为主的哲学观点，这就是以英美国家为代表的西方“分析哲学”的逻辑起点;二是在问人的认识能力到底有多大的时候，同样一个更为前提性的问题是，这一追问发生的现实基础是什么?这一追问的意义是什么?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形成欧洲大陆人文主义的思想传统。

　　黑格尔之后，马克思首先对西方形而上学中的纯概念哲学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和反思，明确提出了“哲学家只在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1](p18)的实践论哲学论纲，强烈要求“在现实中实现哲学”。本文以为，马克思提出的实践论的哲学论纲和后现代哲学流派一样有着同样深厚的西方形而上学的思想传统和逻辑依据，它和语言分析学派一样都是西方形而上学在现代维度下的一次哲学转向，可以称之为“实践转向”。所不同的只是语言分析学派是从联系人和世界的最切近的中介环节语言入手，而“实践转向”则是从联系人和世界最现实的基础即实践入手。但传统以来，国内对马克思提出的西方形而上学的“实践转向”的意义认识不足并存在很多误解，并没有诠释出马克思这一提法在现代维度下应有的理论价值，本文就是对此一问题的尝试性展开。

　　二、实践转向的根据和过程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哲学界通常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近代哲学上实现的变革叫“实践转向”。人们已经习惯于这样称呼马克思主义哲学并理所当然地把实践本性当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性(实际上严格地说应该称之为“马克思哲学”)。但是，这一说法明显有很大的问题，它明显忽略了以下几个关键前提：

　　1﹒马克思生前并没有系统的哲学著作，如果他有自己的哲学，人们是在何种条件和意义上说他的哲学实现了一次哲学的变革或转向?

　　2 .如果说马克思哲学实现了哲学上的一次“实践转向”，那么，我们必须要问这次转向的根据何在?

　　3 .我们说“实践转向”完成了形而上学的一次变革，那么它和传统的形而上学有何继承关系?它又有何现代意义?

　　我以为，不能回答或不愿回答或回答不清这几个问题，既关系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也关系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合法性存在的基础。

　　通常的认识是，马克思哲学实现的“实践转向”，是以马克思在1845年发表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一句名言为标志：“哲学家只在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尽管恩格把它称之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尽管马克思本人也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一再强调理论的完整性、严密性和彻底性，但是，由于《提纲》一书的手稿并不是用来发表的，所以这样一句话仍然缺乏上下文明显的联系和制约，从而为后来的理解和争议留下了很大的余地。而且最为关键的是，人们在把“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理所当然的连用中，已不再反思在什么意义上马克思的哲学完成了近代哲学变革中的一次实践转向。相反，人们把马克思哲学实现的实践转向作为自己理论不证自明的理论前提加以使用，这样一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本问题的研究中不但无助于问题的澄清，反而越来越远离问题本身。

　　实际上，我们说马克思哲学实现了近代哲学上一次“实践转向”的变革，它并不是毫无根据和逻辑过程的忽然出现，相反，它是在对近代“哲学的基本问题”的批判反思和对近代形而上学的全部思想成果的合理扬弃的基础上的当然发生。马克思哲学是西方形而上学的产物，所以，要理解它，就必须把它放回到西方形而上学的传统中去。

　　恩格斯说：“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2](p223)“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就是通常所说的“哲学的基本问题”。它在其直接性上，就是回答和解决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近代哲学所遗留的问题。恩格斯的这句话明显标识出了两点应注意的东西：—是谈“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不能脱离“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历史背景;二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与“哲学的基本问题”的两个方面：即“精神对自然界何者是本原”和“思维和存在有无同一性”并不完全相同。这是什么意思呢?恩格斯的论断明确告诉我们：“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而不是“思维”和“存在”的问题。“这就是说，哲学不是以‘思维’和‘存在’作为研究对象，去形成关于‘思维’和‘存在’的某种知识，而是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作为‘问题’来研究，考察和追究‘思维和存在的关系’”。[3](p203)

　　然而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关于“哲学”和“哲学的基本问题”的认识和解释是什么呢?国内对这一问题最普遍的解释是，要么把哲学界说为“关于世界的学说”——即通常所说的哲学是一种“世界观”;要么把哲学界说为“关于思维规律的学说”——即通常所谓的“方法论”。如目前流行最广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对哲学的定义就是，哲学是“关于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普遍规律的科学”[4](p26)。这种解释致命的缺陷正在于把“存在”和“思维”的规律这一科学研究的对象视为哲学研究的对象，从而把研究“思维和存在”当成了哲学的基本问题，而忘记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才是哲学的基本问题。这样理解的结果显然是把哲学降级为关于“整个世界”的知识。这一做法错误的根源是把科学的对象和哲学的对象混为一谈，用科学代替哲学的结果。与此相反，恩格斯强调指出的是，“只是”在近代哲学中，也就是说只是在从追求世界本原的“本体论”哲学退回到反思人类的认识能力大小的近代“认识论”哲学中时，哲学的基本问题才转化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有一点是很明显的，但似乎还没有人指出来过，这就是：在恩格斯那里，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既然包含有两个‘方面’，那它就不能完全等同于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既不能等同于‘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或‘精神与自然界何者是本原’的问题)，也不能等同与‘思维能否认识现实世界’的问题，而应是高于这两个较为具体的问题的更一般的问题。”[5](p75)

　　那么，这个更一般的问题是什么呢?这就是“思维‘如何’认识“存在”的问题。这个更一般的问题就是“哲学的基本问题”生发出来的第三个方面。这也就是马克思哲学所实现的“实践转向”的基本含义。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在今天仍然是现代哲学的一个根本问题”。[6](p76)只是“恩格斯的问题的提法又被混同于他所涉及到的以往哲学家的那些提法，而他自己的创见反而被淹没在那两个具体问题的框架里，这种创见所包含的现代性因素也就被忽视，恩格斯的哲学观点就被局限于和等同于‘古典哲学’，并被当作过时的学说而弃置一旁了。”[7](p78)

　　那么，马克思又是怎么批判和扬弃近代形而上学的全部思想成果并在逻辑上实现“实践的转向”的呢?这一转向同样有着深刻形而上学根源。通常的认识是，亚氏的logos的道路是近代形而上学的开端，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是形而上学的主客二分的宣言，康德的“现象界”和“物自体”对此作了一个发展，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则是形而上学发展的顶峰。从海德格尔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评来看，正是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开始，形而上学才走上了一条主客二分的不归路。在海德格尔看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各自犯下了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那就是，柏拉图把在(自然)变成了理念，亚里士多德则把真理变成了正确性。当然，“在海德格尔看来，尽管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偏离了在的真义，但他们毕竟还是在古希腊的原义上阐释在和逻各斯。在谈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历史地位时，海德格尔曾不无尊敬地写道，代表一个伟大时代的人物终究还是伟大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就是这样的人。笛卡尔就不同了，如果说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是偏离，那么，笛卡尔就是不折不扣的背离。”[8](p3)说笛卡尔是“背离”，是因为从他开始，他把大写的我和人类的理性作为世界和一切事物的尺度和法庭，放在它们的对立面来打量它，而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正是造成人和世界关系紧张的根源。德国古典哲学的奠基人康德正是试图从“超验”的层面来解决这一问题。但是，在康德的“纯形式”和“物自体”结合而成的“现象界”里，“现象界”最终只具有主观逻辑的意义，而不具有客观逻辑的意义，这就导致了康德的不可知论。正是针对康德无法解决的问题，黑格尔提出了思维和存在必须首先是自在同一的，然后才能实现自为的同一。这就是黑格尔“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命题。

　　然而，在黑格尔那里思维和存在同一的基础并不在现实的人的世界里，而是在概念世界里的同一。黑格尔认为在概念世界里，物的尺度和人的尺度合而为一，目的性和规律性合而为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的哲学才“以最宏伟的形式概括了哲学的全部发展”。之所以如此，首先在于黑格尔以唯心主义辩证法的理论形态描述了人类思想运动的逻辑，以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相统一的方式回答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而概念的辩证法正是黑格尔在近代“认识论转向”上的最大贡献，它“成为传统哲学向现代哲学转化的中介，成为现代哲学的‘实践转向’和‘语言转向’的直接理论对象。”[9](p204)并且“它不自觉地为现代哲学指出了一条本体中介化的现实道路。开拓这条道路，则是现代哲学所实现的哲学革命。”

　　当然，在马克思哲学在近代哲学中所实现的实践转向中，费尔巴哈同样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人物。在黑格尔那里，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就是以概念自身为中介的“无人身的理性”与其“逻辑规定”的关系。而费尔巴哈则认为，“要理解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人和自然界的统一，不应该从观念出发，而应从有感觉的人和自然界出发，精神应能在物质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而物质在精神中却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人及其思维，感觉和需要应是这种统一的反映。”[11](P57)这样一来，费尔巴哈又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当作“抽象的个人”与其“感性的直观”的关系。

　　而在马克思所实现的实践转向中，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则是“现实的人”以“感性的活动”为基础的与“现实的世界”的关系问题。这里所谓“现实的人”就是从事实践活动并在实践活动中发展自身的人;“感性的活动”就是这种“现实的人”所进行的社会实践活动;“现实的世界”则是“现实的人”的“感性的活动”的对象。这样，贯穿于全部哲学史，并在近代哲学中被明确提出来的哲学的基本问题，就在马克思哲学的实践转向中获得了现实性。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就是以实践为基础的人与世界之间的、历史地发展着的关系;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就是以实践为基础的人与世界之间的、历史地发展着的关系问题。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最本质最切近的基础是人类自己的实践活动。人类自己的实践活动是一个辩证的历史的发展过程，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所蕴涵的全部矛盾关系，都根植于人类的存在方式即实践活动的辩证本性中，同时展开在人的实践活动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以，只有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出发，达到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实践论理解，才能合理地提出和解决哲学中的实践转向的问题。

　　这就是马克思哲学所实现的“实践转向”。马克思说：“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去的神秘主义的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12](P19)总之，我们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近代哲学的一次实践转向，是因为“实践”本身既不需要亚氏开出的logos路上的形式逻辑的前提，同时它也不是联系近代形而上学主客二分的中介，而是它是在主客观未分化之前本身就已经是真理的直接涌现。然而，关于“实践”本身在哲学变革中的意义和内涵是什么，却同样是一个倍受争议的关键问题。

　　三、重审“实践”在哲学变革中的含义和意义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中，人们习以为常的又一说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是其实践本性。不管是理解马克思哲学在西方近现代哲学中的实践转向还是把握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本质特征，问题全都集中在到底应该如何界定和理解“实践”的含义上。

　　实际上“实践”对国人来说同样是个外来词，它最初在希腊语中是练习、使用、实行等含义，在汉语中与之想对应的词是“践履”“践行”等，它们共同的意义都是指对一种既定的原则、道德、规范等的遵守、实行。“但在德文中，Paris除了上述含义以外，还有‘通过一定的实践活动所获得的经验’之意，Praktik一词则除了实践、实行的步骤、方法外，还有‘感到有些问题的方法’、‘并非无可指责和被允许的措施’之意。这种理解赋予了这个词以试探、冒险、探索和开拓性的含义。实际上，马克思的‘实践’一词就是在这种意义上使用的，它不仅是指实行某种既定的理论和准则，而且是指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即通过人的本质的对象化来确证自己的本质力量的活动。”[13](p34)但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对“实践”概念的理解并没有把它当作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而是把它放在符合真理论的意义上加以贬低使用。我们经常所说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正是实践在符合真理论这一层面上的最广泛运用。“这样，实践就被理解为只是一种在既定原则指导下的操作，以及通过操作来检验和修正既定原则的活动;实践的情感方面、自由意志方面和创造力的方面都被抽空了，它不再是马克思所说的‘感性活动’(感性也被划归到‘感性认识’中去了)，而是抽象的‘纯物质过程’……都没有像马克思一样把实践理解为‘感性的生命活动’”。[14](p35)

　　为了彻底澄清这一问题，我们必须重提“哲学家只在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这一句标志着实践转向的论纲式的宣言。因为对这一论纲式的宣言的重新理解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本性以及它能否重新获得生命力的问题。我以为，要完全解决这一问题，仍然要把这一问题放回到哲学的基本问题和近代形而上学的传统中去加以理解。而对这句话本身，我以为至少可以有两种不同的理解和解释方式。

　　第一种解释是，马克思所强调和关注的是这句话的后半部分即所谓的“如何改造世界”的问题。而“哲学家只在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问题。也就是说，“解释世界” 无关乎“改变世界”本身。这种理解是对这句话的最普遍的解释。可以看出，这种解释里明显包含着马克思本人鲜明的态度和立场，即他本人心目中有一副新的“世界图像”作为“改变世界”的理论前提。

　　第二种解释是马克思完全是以一种不加自己的价值取向的“置身事外”的态度，反思和提出存在有这样一个问题——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这个统而为一的问题。也即指出这句话本身所包含的问题具有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解释世界”的问题，而另一个方面是“改造世界”的问题，这两个方面是并列的而不是二者是手段和目的的关系。这两个问题同样都是“近代形而上学所暴露的弱点”。显然，这种解释也标示了一种明显的倾向，也就是说马克思并没有把一副新的“世界图像”作为“改变世界”的理论前提，而是反思整个近代形而上学存在的问题是什么，并强调指出近代形而上学的缺陷正是企图完全在思维方式的世界里用概念完成对整个世界的把握，相反，却忘记了连概念完成对整个世界的把握本身(不论是康德的“现象界”还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也都是人类实践活动本身——“实践”这个人和世界最现实的基础造成的。长期以来，恰恰是由于对这句话的理解重点都放在第一种解释上面，从而忽视和低估了马克思哲学所完成的“实践转向”的意义，并把“实践”简单地当成是对“理论”的验证。

　　先看对第一种解释的理解，在海德格尔看来，“改变世界”是否总要以“解释世界”为其理论前提呢?他说：“没有黑格尔，马克思是不可能改变世界的。”“难道对世界的每一种解释不都已经是对世界的改变了吗……对世界的每一改变不都把一种理论前见预设为工具吗?”很显然，在海德格尔那里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并不存在真正的对立，而且，人类的实践活动本身也只是理论形态的展开。联系到不论是黑格尔还是海德格尔他们都把西方历史看作是一部形而上学的展开史(在黑格尔那里是“绝对精神”在海德格尔那里是“思”)，那么，他之否定马克思这一论断的正确性就不难理解了。因为在形而上学的“思”的规定下，“实践”就总是被理解为对世界的理论解释之应用。加达默尔的解释学也是沿着这一条思路而来的，他说：“任何实践的最终含义是超越实践本身。”国内研究海德格尔的人也基本上是遵循这条线路的：“以马克思的名言‘哲学家只在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为标志，近代性的极致导致了把哲学引向社会学。但是，这句马克思的名言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人们要改变世界，总是根据一个他认为‘更好的’世界观念来改变世界，而要获得这个‘更好的’世界观念，还是要以认识世界为前提。”

　　然而，如前所述，这样的论述在多大程度上接近马克思“实践”含义的本性呢?在马克思看来，实践乃是世界自身之改变，它属于生活世界本身的自我批判。对世界的“哲学的解释”无关乎世界本身之改变。“如果说生活世界本身的自我批判向来还是用某种‘理论前提’做工具，这是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的话，那么，‘理论前提’之所以成为工具和预设这一点本身，恰好也是由一定的历史阶段中的实践的异化性质本身所造成的。”实践的异化形式遮蔽了实践对世界之构成的本源性。因为，实践本身不是理论的符合，相反“理论是实践的一种形式”重返生活世界，正是要求去除这种遮蔽，让“理论前提”的出生得以显现。这就是马克思的“实践”本身所廓清的基本含义，也就是说，它不但是在近代形而上学的主客二分之前真理的直接涌现，而且是比海德格尔的“思”(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本真的“思”的话)更源始的摆脱了形而上学的理论态度的“在”。

　　所以，对于马克思的“实践”概念，我们既不能依据近代的形而上学在知识论的路向上对它加以理解，也不能把它理解为一条经验主义的真理符合论意义上的原则，更不能把它理解为黑格尔或海德格尔意义上的“绝对精神”或“思”的外化。马克思尽管生活在一个科学实证精神兴盛的时代，但是，他对科学脱离人的感性活动的实践本性有着深刻的自觉。他说：“科学只有从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这两种形式的感性出发……才是真正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将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自然科学也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这将是一门科学。”

　　综上所述，马克思从近代哲学的基本问题如手，通过批判反思近代形而上学的全部成果，实现了西方形而上学超越中的一次“实践转向”。而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在今天仍然是现代哲学的一个根本问题，但是，它的重点已不再是着眼于“精神和自然界何者为本原”即“本体论”的问题;也不在追究“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即“认识论”的问题;当然，它也不像分析哲学一样仅仅去关注人和世界联系的中介“语言问题”，并把对语言的分析变成和人的生活毫无相关的纯粹技巧。而是主要探讨思维“如何”与存在产生关系，即不仅包括思维如何认识存在这种关系，而且包括情感、意志、行为、信仰等等是如何在思维和存在之间产生关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不论是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海德格尔的思、诗同源，还是加达默尔的人通过艺术经验而显现出本真的存在等等，他们都是在诉诸于人类一切活动的基础即实践活动本身。现代哲学尽管门类繁多，“但很少有人看出，这些五花八门的观点有一个共同的思路，即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诉之于在感性活动中的本源的(未分化的)统一，而这一思路首先是由马克思所开辟出来的。”[23] (p80)当然我们说由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近现代西方哲学的一次转向，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囊括了现代西方哲学的所有观点和成果。相反，马克思哲学要在新时代获得新发展，必须要吸取现代西方哲学的新成果。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转向从根本上廓清了现代西方哲学各种流派在理论上的逻辑起点，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现代西方哲学中所实现的实践转向的理论意义。

　　参考文献：

　　[1][12]《马恩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

　　[3][9][10]孙正聿《哲学通论》高教出版社，2000年

　　[2]《马恩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4]李秀林、王于、李淮春主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0年

　　[5][6][7][23]邓晓芒《重审哲学基本问题》摘自《开放时代》 2002年第2期

　　[8]刘开会《评海德格尔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见《西北师大学报》 2003.年第3期

　　11]科尔纽《马克思的思想起源》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7年

　　[13][14]邓晓芒《中国百年西方哲学研究中的八大文化错位》人大复印资料2001年第12期《外国哲学》

　　[15][16]《晚期海德格尔的三天讨论班纪要》哲学译丛 2001年第三期

　　[17]转引自《学术月刊》之《哲学反思之路》 2002年第9期

　　[18]陈春文《栖居在思想的密林中——哲学寻思录》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