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荀子的军事论理思想继承孔孟论兵思想，以礼义之统下的“仁义之兵”为治军的最高理想。同时，基于当时的形势，苟子还深刻认识到法的社会重要性，进而提出了“赏刑之兵”思想，作为对“仁义之兵”理想的现实补充，从而在理论上超迈了孔孟论兵思想，也奠定了荀子隆礼重法、王霸并重军事思想的现实主义色彩。
[论文关键词]荀子；隆礼重法；军事伦理；仁义之兵；赏刑之兵
春秋以降，王政不行，世风不古，“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迄及战国，礼义荡尽，杀伐日臻，天下遂归于大乱。从社会形势上说，春秋只是各诸侯国的内乱，战国则是诸侯国间的大乱。从礼义制度与社会战乱的关系上说，从春秋的“内乱”是礼对人心(客观上)的失效，战国“外乱”则是人对礼义(主观上)的践踏。面对这种礼义式微、战乱频仍的社会现实，、孟子继续周风，鼓吹王道，在军事伦理观上，孔子主张“慎战”(《论语·述而》)，孟子倡导“义战”(《孟子·尽心下》)。而苟子一生处于战国末期。战国最大的特点是“战”，而“战”的政治准备——变法、政变到春秋末期已基本完成，因此战国的政治任务便只是征战、灭国和屠城、杀人。较之于孔孟所处时代，这种更加严峻的社会现实使苟子认识到，“治之经，礼与刑”(《苟子·成相》)、“隆礼至法则国有常”(《苟子·君道》)，柔性的礼义已不足以维持社会稳定，需要刚性的共同承担社会稳定的责任，从而援法入礼，礼法并重，提出隆礼重法的王霸兼重思想。本文试从先秦儒家孔孟苟三子对管仲攘助桓公一匡天下的王霸观念移易中，考察苟子隆礼重法的军事伦理思想。
一、王霸之辨：苟子现实主义军事伦理思想的基点
先秦儒家素重王霸之辨。这里仅以孔、孟、苟三子对管子相齐成霸的态度变化为个案来考察传统儒家王霸观念的移易。管子相桓公而使齐国成为五霸之首，孔、孟、苟三子对此均有置评。孔子罕言霸，《论语》“霸”字仅一见，即用于管子：“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论语·宪问》)管子相齐功不可没，故孔子赞之。子路、子贡以管子最初帮助公子纠谋害齐桓公不成，又转而相桓公为不仁而非议之，孔子对此却不以为然，并连称其仁：
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论语·宪问》)
而且还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不以兵车”，朱熹注日：“言不假威力也。”这与孟子所谓“以力假仁者霸”(《孟子·公孙丑上》)的霸道正相反对，因此可知管子相齐实有王道之风，所以在孔子眼中，管子之“不忠”于公子纠相对于其有功于国泰民安，已不算什么。但是，孔子对管子为人也的确颇有微词：“管仲之器小哉!”(《论语·八佾》)管子器小的原因之一即是管子不知君臣相别之礼：“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论语·八佾》)也就是说，在孔子眼中，从政治成果上看，管子不失王道之风，但从守礼约人上看，管子还有些小器。
相比于孔子，孟子评论管子要苛刻得多，有时甚至有人身攻击的色彩：“功烈如彼其卑也”(《孟子·公孙丑上》)。管子使齐国政通人和，一跃而为诸候强国，但孟子说这并非是管子真能行仁政，而是时势使然：“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孟子·公孙丑上》)。孟子苛评于管子，与孟子以本质区别王霸的一贯主张是一致的，即是说，王道和霸道在本质上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政道，两种不同的平治方略，在价值取向上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因而尊王贱霸、扬王黜霸。他说：
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必待大…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
管子相强齐凌邻国而成巨功，在孟子就是以力服人的霸道，而不是以德服人的王道，因此苛责管子而不遗余力。
但苟子认为，王霸之辨不是质的区别，而只是在推行仁义之道时的量的不同。王霸这种量的不同的界限，就在于修礼与否以及修礼之程度如何。从这一点来说，苟子与孔子有些相似，孔子说管子“器小”在于他不知礼，苟子也说管子为政而不及修礼：管仲，为政者也，未及修礼者也。(《荀子·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