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部小说《红高粱》以第一人称进行叙事，讲述的是“土匪抗日”的传奇故事。在讲述“我爷爷”余占鳌等土匪们的故事时，叙述者虽然一再强调他们的土匪身份以及杀人抢掠的行径，但是不像《长夜》中那样，经常不惜大笔墨写土匪们烧杀抢掳的洗劫村庄的过程，而是很少透漏他们犯罪的“细节”，即使详细叙述“我爷爷”杀死单扁郎父子夺其家产的过程，也是因为对方有错在先，我爷爷的行为恰是惩恶扬善的英雄之举。作者以“我”的叙述，力图在读者心中将“我爷爷”塑造成一个“英雄土匪”，对他的“匪性”则淡化处理，相比《长夜》，土匪的真实性就大大减弱了，因此也造成了对土匪原貌的遮蔽。
无论是《林海雪原》中邪恶的土匪，还是《红高粱》中具有民族正义感的土匪，都不能反映出土匪的真实面貌，作者在写作时对叙述视角的选择无疑会直接影响到作品中人物的具体形象。因此，造成《长夜》中土匪形象独特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双重叙述视角的选择。在“少年的我”眼中，土匪们既有凶残、暴戾的一面，也有勇敢、仗义、善良的一面，这是少年时的“我”对他们的真切感;“成年的我”站在“少年的我”身后，客观讲述了因“少年的我”的视角的局限所不可能知道的土匪生活全貌，弥补了“少年的我”叙事的局限。两个“我”交替协作，使作者最终能“忠实于现实主义”“反映生活原貌”，展示了一群血肉丰满的真实的土匪。
第二点原因是作者创作理念的差异。《林海雪原》创作于“十七年”革命文学洪流中，作者为响应时代号召，迎合党的政策，宣传英雄事迹，教育大众人民，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所创作的英雄剿匪小说，自然也只能写土匪的邪恶一面;《红高粱》则是站在文化的角度，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作者莫言为了颠覆传统文化中对土匪的固有认识，以非理性的叙述，超越现实主义，塑造了“我爷爷”这个土匪“英雄”;相比上述两部作品，《长夜》与他们的创作理念均不相同，姚雪垠是站在“人性”的层面上创作土匪的。因为他在写作中忠实于现实主义，他想要反映出土匪的原貌，由于土匪作为人不会只有单纯的“匪性”，所以在塑造土匪时，他注重挖掘他们的复杂的“人性”特征，最终，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土匪形象的确与上述两部作品中的土匪不同，这些土匪身上聚集了“匪性”与“人性”的双重特征，是具有特殊价值的艺术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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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宋明彪，任建.浅论土匪的定义及界定[J].黑龙江史志，2008(5)：49.
[2] 姚雪垠.长夜[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文中有关该作引文皆出自此版本，故不再另注)
[3] 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93.
[4] 姚雪垠.《长夜》后记[M].上海：怀正文化社，1947：236.
[5] 姚雪垠.为重印《长夜》致读者的一封信[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4-8.
[6] 王为生.论现当代文学的一个奇异主题叙事[J].小说评论，2010(2)：11.